波儿的笑

王为一

我在避居香港期间，曾与陈波儿同志有过多次短暂的相处，她有些言行，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陈波儿同志去世后，潮州人民为献身革命的好女儿在家乡的韩江之滨的公园里竖了她的塑像以百世流芳。汉白玉塑就的一位美丽的头像露着十分纯真的笑容，这是作为一般纪念性的遗像，都取其人之端正严谨的神态而令人望之肃然起敬的。而波儿的塑像却给人以一个笑容。诚然，波儿的笑为我们所熟悉，平时和她交往，无论公事或是私事，她脸上时时露出笑容，至少，她是含着笑意的。她待人接物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她的笑容是对事物，甚至困难都抱着一种乐观和宽容的心怀。曾在她领导下工作的一位青年在回忆中写道：“……我不能忘记，每逢工作遇到困难，有的同志竟不免有些无可奈何和沮丧情绪的时候，她总是发出爽朗的笑声和明确坚定的言辞拨开一天云雾，重新给人们以勇气来面对困难……”她离开我们已50多年了，但她的笑容仍亲切地留在我们的记忆中。现在，这笑容已刻在汉白玉上而永留人间。但，今天她的笑，是以她一生为革命奋斗献身而获得的。她笑着向腐朽的过去告别。她笑迎着美好的今天和富强的明天。

她年轻时在上海就参加了党领导的左翼文学和戏剧活动，演出了《炭坑夫》《梁上君子》和《爱与死的角逐》等著名外国剧作。虽然她初次登台，还带有家乡的潮州口音，但在当时，她已成为稀有的从事革命戏剧活动的女演员之一。之后，她参加了党领导的电通影片公司，主演了《桃李劫》，在明星二厂主演了《生死同心》，又因参加以鲁迅为首的“中国自由大同盟”活动而遭国民党通缉避居香港。我也在1934年，避国民党通缉去了香港，并和波儿同在全球影片公司而相识。

◎　王为一手稿《波儿的笑》

波儿已经来香港一些时候了，我们谈到在香港有没有什么工作可做时，她介绍了香港的一些情况。她认为这儿是殖民地，比上海租界管制得更厉害，就怕工人起来造反。工厂里没什么工人的组织。她说她有个妹妹，在一家小工厂做工，曾叫她去厂里组织姐妹一起读读书唱唱歌，工厂知道了就不让她们活动。谁要有组织活动就开除谁，吓得大家一散工就离开工厂回家。这里的公务员，下了班就是吃喝玩乐，上舞场下赌场，总之这里什么文化也没有，要有的话，就是殖民地文化。一切都是为英国主子服务的，唯英国的主子的命令是从。我来这里，除了拍戏，什么也干不成。好在我只跟公司签订了一部片的合同，拍完这部戏我就回潮州老家去躲起来。

谈起拍戏的事，她又一肚子的气，说那部叫《回首当年》的片子叫她当主角，演的是个有钱人家的媳妇，丈夫在外寻花问柳，而她在家遵循礼教，恪守妇道，对公婆和丈夫千依百顺。丈夫死了，她要痛心地为他守节，剧本不是批判这种受封建礼教迫害妇女的，而是为这种妇女唱赞歌，这种角色我怎么能演。我找导演商量，但他坚持剧本原旨，毫不改动。而波儿却因各种客观因素，无法推辞这部戏，使她十分苦恼。她感到在上海演戏或拍电影，合作者都是志同道合的朋友，在创作上大家有探索精神，工作自有一种愉快感。可是在这里，合作者都素不相识，主要是思想和情趣相差甚远，感到一种可怕的寂寞。她希望我有空去摄影棚看她拍戏，遇到问题时好有个人商量。有一次，她特地叫我去到她拍戏的现场，把一个小型留声机和一张唱片交给我，要我在她表演一个最痛苦的镜头时播放那张唱片。我调整好唱机的位置，又放了一段给她听，她认为满意。那是一张小提琴极为悲怆的曲调，当她表演那个镜头时，她随着音乐，悲哀的情绪就逐渐加强，以致到了极限境界，泪水就夺眶而出，涓涓不止。这个镜头拍完，导演高兴地赞扬波儿的表演非常真实感人，波儿抹掉眼泪，好像谦虚地回了两个字：“是么？”就上化妆间去修妆了。

◎　1995年2月，王为一在广东省潮州市西湖公园内陈波儿的塑像前留影

我十分明白，波儿作为一个有丰富的革命实践的青年，她无法从角色的遭遇而激起她对那种封建落后意识的感情来。她仅是假借了与角色毫不相干的一首小提琴的悲怆乐曲作为痛苦感情的依据，从而代替了角色所需要的悲剧表演。波儿根本没有进入角色，是她对音乐的高度涵养才能获得这种假借感情的效果。波儿极不愉快地完成了一次违心的创作。

不久，波儿借制片厂举行新年晚会的机会和我还有一个男演员排练一个独幕话剧，剧名叫《奇迹》。这个戏很有意义，写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有相当的社会地位，有两个刚成熟的孩子。姐姐是亲生的，弟弟是领养的，姐弟两人朝夕相处，滋生了恋情，并议论着今后结婚和生育子女等梦想。父亲知情后大加训斥，姐弟两人与父亲争论不已。最后父亲只能说出弟弟是他婚外情与另一个女人所生，因保持教徒的虚伪尊严，一直隐瞒至今。此事使姐弟两人痛苦之极，而父亲虚伪的一生也受到姐弟两人的批判。这个剧似乎为波儿而演，她批评旧礼教的罪恶，大快人心，演出获得成功。波儿一下台便放声的笑开了，她说，演这个戏，就是给她刚演过的那个电影一个回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