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耳的《金蛇狂舞》
王为一
2000年悉尼奥运会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频频响起……我激动之余，不能不想起聂耳……
聂耳逝世后，纪念文章很多，就我手边几本颇具代表性的资料看，关于聂耳的生平事迹记载得极为详尽，唯独他在百代唱片公司主持民乐队的事，有之也仅一笔带过，颇觉遗憾。聂耳在民乐队时间虽不长，但对民乐改革是有所贡献的。我曾是民乐队的二胡演奏员，往事历历在目，再不补记，则聂耳这段事迹就将无从考证，因为在当时的民乐队成员中我是现在唯一一个在世的，而我也年已88了。
远在上世纪30年代初，即1934年春，当时我急需找个工作以解决生活问题，见报上登有百代唱片公司成立民乐队招聘演奏员的广告，就欣然带上二胡去应考了。我的二胡是业余水平，纯属是拉着玩儿的，因此对录取不抱很大希望。但是没想到走进考场的主考官是聂耳。聂耳和我同是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盟友，同志不同行，他在电影界，我在戏剧界，偶尔在某些场合打个招呼，并无交往。聂耳当时已是颇负盛名的革命歌曲作曲家了，知道他在联华影业公司工作，怎么会在这儿当民乐队的主考官呢？在我疑虑瞬间，他却一眼望见我就惊讶地问：“你怎么也来考民乐队？”我笑着说：“来混饭吃。”他嘻嘻一笑：“好吧，你录取了。”他理解，当时许多投身革命工作的青年要在上海滩找个活儿以维持生活是极难的，因此他不经考试就录取了我，完全是出于盟友之谊。
◎ 王为一手稿《聂耳的〈金蛇狂舞〉》
这次招考场面极为冷清，连我一共四个人。一个是暨南大学学生，叫林志音，善吹笛子；一个是年纪稍大一些的姓徐，名字我记不起了，是商店职工，弹一手好琵琶；还有一个不足二十岁的小个子，是苏州来的小学老师，叫陈中，高胡拉得很灵活。结果，我们四个人都录取了。
为什么报考的人那么少呢？因为那时民族音乐已日趋衰落，小提琴和钢琴等西乐正是时代的宠儿。那时的民乐只存在于戏曲舞台上，或道士做道场时，或街头卖唱艺人所用，都是被人鄙视的行业，因此想以民乐为职业的人就少而又少了。
那百代公司为什么还要成立民乐队呢？百代唱片公司是英国商人创办的，是当时在中国独此一家的唱片公司，不管英国人来中国办唱片公司除了赚钱还有什么政治目的，但我们还得感谢它，因为它灌制了许多当时著名艺人的唱段和一些民族乐曲，成为极有保存价值的艺术珍品。后期请了任光先生当音乐部主任，在他安排下，灌制了许多革命电影插曲（抗战后他参加了新四军，牺牲在皖南事变中）。聂耳进百代公司也是任光安排的，因聂耳在联华影业公司跟老板产生了矛盾被辞退了，百代公司想灌制些民族音乐唱片和以民乐为电影女明星在影片中唱民歌伴奏。聂耳在中学时期就爱好民乐，吹拉弹唱样样精通，这样请他来主持百代是合适的人选。
民乐队组成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跟着聂耳去购买乐器。那时上海有两处乐器市场。一是南市城隍庙，许多家乐器店挤在一起，店面都很小，里外上下都挂满了各种乐器，令人眼花缭乱。另一处在英租界云南路[1]（俗称六马路），那儿的戏装店、乐器店成了一条街。聂耳带着我们在这两处来回的转，所要的乐器尽挑好的买，唯独他要的一面锣，却挑来挑去都不满意，把所有乐器店里所有的锣都一一敲遍，说要找一面敲起来发出“C”音的锣。找到了几面近乎“C ”音的锣，又反复比较，全凭他耳朵来辨别。他说“C ”音的锣方能和其他的音协调，否则乐队演奏时，锣声就会像上海人说的“不入调” 了。
乐器买的不少，可演奏员只有四人，大家望着一大堆乐器发呆。聂耳问我，你除了二胡还会什么？扬琴会玩么？我说随便玩玩还可以。他就说，那你除了二胡，还要把扬琴打好。 他又问林志音，除了笛子你还会什么？林说，有时也弹弹三弦。聂耳接说，三弦在乐队中将起重要作用，你要学好三弦。 聂又对大家说，乐队队员应该是多面手，什么乐器都要拿得起来，要一专多能。
头几天没有什么具体工作，大家随便玩弄乐器。过了几天，聂耳就发给我们每人一份乐谱，曲名：《金蛇狂舞》。我的谱上，一会儿二胡的乐句，一会儿扬琴。我问聂耳，我只有两只手，怎么玩得了两样乐器？他就说，你仔细看谱子，你的两样乐器都不是同时演奏的，你拉完了二胡的乐句，把二胡放下再打扬琴，打完扬琴的乐句，再拿起二胡来拉。你没见过街头卖艺人，他自拉自唱，两只脚同时玩几件打击乐器，绝活儿都是靠练出来的。我哑口无言。林志音负责两样乐器也是这样。说罢就让我们演试起来，一个人交替使用两件乐器，练几下也就会了。民乐一向是齐奏的，现在改成合奏了，各人奏自己的乐句，可听起来却非常和谐悦耳。可是几遍练下来，也听不出这曲子有什么味儿。聂耳就把三弦拿过来自己弹，在节拍上他常是三根弦一起重拨，弹出了强有力的节奏，激发和带动了每一位演奏员的激情，使整个乐曲的演奏更富有感染力。在练习中他还不断地作修改，尤其是三弦作为加强节奏的弹法，他作多种试验，直到他认为满意为止。他说，这支曲子演奏好了，要让听的人都激动得跳起舞来。这时，我似乎有些理解聂耳投身民乐队，是要把民乐的演奏引向现代化，并起到鼓舞和激励人心的作用，他为时代所需而改革民族音乐。
在正式灌制唱片时，三弦还是聂耳弹的。另外请了一位朋友来打锣。锣声的加入，使乐曲的节奏更鲜明而富有民族色彩和乐观喜庆情绪。这位朋友叫陈梦庚，曾在德国学现代舞，乐感很强，锣声的轻重缓急配合得恰到好处。
《金蛇狂舞》是聂耳根据他家乡昆明的民间乐曲《倒八卦》改编的。唱片的另一面灌制的另一首乐曲，也是聂耳根据昆明民间曲牌《宏仁卦》为素材创作的《翠堤春晓》，也是民乐队演奏的。这个曲子是一首赞美祖国美丽河山的诗篇。这张唱片完成时，才有我们民乐队的名字，唱片上印有演奏者：“森森国乐队”。
接着，聂耳提出我们乐队要进行对外演出以扩大影响。但公司是不会允许的，因此我们只能秘密行动。我们四人是由公司在附近租间民屋作宿舍的，因此我们下班后都集中在宿舍里。我们准备对外演出都制了一套演出服，至于乐器问题，按公司规定，一切器材都不准带出大门的。聂耳聪明地向老板提出，乐队演奏员回家后还需加紧练习乐曲，否则怕会延误录音的进度。聂耳言之有理，老板就特许我们将乐器带回宿舍去。这样，对外演出的乐器问题就解决了。
第一次对外演出是在上海著名的民主女子中学的校庆游艺会上，师生和来宾挤满了礼堂。我们四人穿着演出服就了位，陈梦庚还是来帮忙，拿着锣站在一边。幕开时，聂耳穿着整齐而朴实的西装，打着领带，拿着指挥棒从边幕严肃地走向台中，好像在指挥一个大交响乐队似的，观众大概觉得好奇而纷纷议论开了。等聂耳在台中站定向观众致了礼转身面向乐队将指挥棒高高一举时，全场鸦雀无声了。当我和林志音频频转换乐器时，也引起观众的议论和笑声，打锣的陈梦庚，发挥他舞蹈家的本能，随着明快活泼的节奏扭动着身体，还带着轻松的笑容，使观众的掌声和笑声不绝。乐队虽小，指挥者的风度非凡，开民族乐队演奏之先例，大开了观众的眼界。
百代民乐队从1934年4月到11月，在聂耳主持下，灌制了《金蛇狂舞》和《翠堤春晓》唱片一张，给电影大明星胡蝶灌录的一支民歌（影片插曲）作伴奏，给进步电影《桃李劫》灌录《毕业歌》时充当歌唱员……
◎ 2002年2月，王为一在家中拉二胡
这期间，有件组织内部的事，现在说说也无所谓了。有天，聂耳悄悄对我说：上面想把“音联”（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左翼音乐家联盟的简称）建立起来，但目前成员还不够，暂时在“剧联”领导下成立“音乐小组”。你我原是“剧联”成员，现在都是音乐工作者，因此同时也参加“音乐小组”。他征求我的意见，我表示同意。隔了几天，聂耳就带我去吕骥家，参加了秘密的“音乐小组”成立大会。到会者约十人，其中我认识的还有张屠、陈梦庚。分小组时，把聂耳、陈梦庚和我分为一组，聂耳是小组长。成立会结束后就到聂耳家开了个小组会。 我说这件事，想说明聂耳在创作和工作外，在政治生活方面也是个积极活动分子。也说明这个小小的民乐队也是受党的领导的。
约在同年11月间，聂耳又悄悄对我说，公司要撤销民乐队，另成立西乐队，要扩大乐队规模，请老师来教授西乐，民乐队成员可转入西乐队，但要改学西乐。西乐队的任务就是为适应现代人爱跳交际舞，要为跳舞场和家庭舞会的需要灌制舞曲唱片。他征求我的意见。我问他是否还主持西乐队？他说他对此不感兴趣，决定辞职。我说，你辞我也辞。 他让我先辞，他要办完移交手续后就辞，我乘机把同乡黄贻钧介绍进队顶我的职位（黄贻钧后来成为著名音乐家，新中国成立后为上海交响乐团指挥）。
聂耳离开百代公司后，1935年1—4月再进联华影业公司工作。4月18日到达日本东京，7月17日在日本鹄沼海滨遇难……
我和聂耳在民乐队相处的七八个月的时间里，留给我最深刻的印象是，他为《金蛇狂舞》从作曲到排练到灌制唱片到对外演出，无不贯彻着他为改革民乐作出的努力和精神。 他出国赴日一方面是避国民党通缉，同时他也想趁此去欧洲和苏联学习深造。如果不是英年早逝，那他这种努力和精神，将给中国音乐的贡献是不可估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