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我的生死之交阿韬
王为一
20世纪30年代，“一·二八”事变之后，在党的“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的领导下，左翼文艺在上海蓬勃兴起。当时，我和徐韬、赵丹是好朋友，都是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的学生，一起为“美专”成立20周年庆祝活动演出的话剧《C夫人肖像》而出力。这个戏写“C夫人”请了个青年画家为她自己画肖像，青年画家在作画过程中，受了“C夫人”进步思想的影响，批判了自己在抗敌当前的唯美主义思想，当时就撕了“C夫人”的肖像画，而改画了一幅较有力度的宣传抗日的画，受到群众的赞扬。
这出话剧是上海地下党的“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帮助美专剧团排的，它不但教育了观众，还深深教育了我们三个人。在“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负责同志的鼓励下，我们三个人同时加入了“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从亲密朋友变成为革命同志了。我们被分配在三个不同的小组，但都严守组织纪律，自己小组的秘密决不告诉组外人，哪怕他是朋友。所以，我们一直都不知道另外两个人参加的小组里还有谁？我们除了每星期参加小组会，还要到工厂、学校去辅导群众戏剧活动，有时还要参加示威游行、散发革命传单，甚至夜间在马路上写革命标语。这些紧张、刺激而又有点危险的工作，我们干得非常有劲儿。
阿韬和阿丹即将毕业。阿韬读的是图工系，既学画又学工艺美术，原打算毕业后回徐州老家，去中学当图美老师的。阿丹读的是国画系，现在他们都改变了原先的志愿。阿韬留在上海帮一个同学办一份小画报，能拿到一些生活补助，这样他就可以继续从事戏剧活动了。阿丹对表演很感兴趣，报考了明星影片公司，被录取了，他生活也有保障了，他可以边拍电影边搞戏剧活动了。我读的是研究所，没有学制的，可以继续读，我父亲每月给我生活费，我也可以无忧无虑的搞戏剧活动了。
有一次，美专剧团在法学院演出，我说了一句冒犯国民党的台词，遭到当局的通缉。组织上把我介绍到香港的一家影片公司工作，我和阿韬、阿丹由此而分离了。
上海的戏剧工作，依然有声有色，演出了世界名剧《娜拉》和《钦差大臣》，非常成功。而我却孤独地躲在香港，非常苦闷。一年后，我不顾身背国民党通缉令的危险，悄悄地回到上海，又和老朋友聚在一起了。
阿韬告诉我，上海的戏剧活动有很大的变化，我们成立了“上海业余剧人协会”，向社会公开了，目标就是“面向社会，提高技艺和保存实力”，现在你回到上海了，当然也要参加上海业余剧人协会。这样，我们三个好朋友又在一起工作了。和阿韬、阿丹别后重逢，分外亲热。后来，上海业余剧人协会改为上海业余剧团，阿韬是业余剧团主要领导人之一。业余剧团排演了四个大剧：《罗密欧与朱丽叶》《太平天国》《黑暗的势力》和《原野》，可戏还没有演完，日军就向上海闸北开炮了！
抗战开始，上海文化界在党的组织下，成立了十多个战地演剧队，分赴全国各地做宣传演出。阿韬、阿丹和我幸运地都分在了第三队。
一年后，国共合作抗日，这也引起了全国文艺工作者的大调动。我们三个好朋友也被调动了。阿丹进了中央宣传部办的中央摄影场，我进了军委会办的中国电影制片厂。而阿韬因组织上需要他在全国重新组织十个战地演剧队，分配到全国各个战区，并要他当第一队队长起示范作用，调到广东曲江去了。这是我们三个好朋友的又一次分手。
1939年，我和阿丹在重庆，那时苏联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体系传到中国，我们想通过新疆去苏联学习斯坦尼表演体系，以期抗战胜利后回上海建立中国的戏剧表演体系，创办中国的艺术剧院。这样，我们就要组织一套班子，要有学表演的，有学管理的，有学舞美的，我们想到阿韬比较理智，组织能力强，学管理最理想，朱今明学舞美，我和阿丹学表演。那时阿韬在广东曲江地区当战区演剧队第一队队长，我们给他写了信，要他速来重庆同去新疆。当时他正要被调往重庆机关，但他接到信后，二话没说，就同意去新疆了。
阿韬从广东来到重庆，先办了自己的婚事。随即带着妻子同我们三家人一道去新疆了。我们在乌鲁木齐发展当地文化事业，为去苏联留学做准备。后来因盛世才的怀疑，我们先后被捕入狱。当时阿韬的儿子刚满一周岁，这对一个刚过三十的男人来说，是多么痛心啊！五年后，得以周总理组织多方营救，我们出狱了，但都已妻离子散。
是我和阿丹叫阿韬去新疆，才让他遭此厄运的，但他对我们从没有说过一句抱怨的话。阿韬遇事比较冷静、理智，这是阿韬为人的优点，而我和阿丹就比较急躁，所以，遇到什么事都要去找阿韬帮忙解决。
抗战胜利后，在党的领导下成立了昆仑影业公司。阿韬、阿丹和我回到上海，都加入了昆仑公司。最可喜的是昆仑公司为培养年轻人来接老导演的班，挑选了阿韬和我为培养的对象，两人先合作导演一部电影，以后就可单独导演了，我俩合导的是欧阳予倩编剧的《关不住的春光》，象征着人民需要自由的主题，其中的男主角是反面人物，我们就叫阿丹来演。阿丹也欣然同意来尝试演这个反派。这样，我们三个人又在一起愉快地合作了。
◎ 2010年6月，王为一（右二）在上海参加纪念电影艺术家徐韬百年诞辰纪念暨艺术研讨活动现场
之后，解放战争，上海危急。周总理指示，昆仑公司的阳翰笙、蔡楚生、史东山三位老同志，为了安全应先去香港，同时在港建立临时性制片机构，继续拍我们的影片。三老去香港后，成立了南国影业有限公司，需要上海派一名年轻导演去港协助拍片工作，上海就派了我去，拍了影片《珠江泪》。新中国成立后，又派我去广州筹建珠江电影制片厂。从此我们三个人就分开了，再也没有机会在一起合作了，只是在北京开会时可以见见面。
1961年在北京开会，周总理请外地代表去西山游玩，见到我们三人时，就对大家说：“他们是虎口余生的人啊！来，我们照一张相。”于是，就有了一张我们三个生死之交的朋友和周总理的珍贵留影。
不幸，“文化大革命”的厄运又降到我们头上，我被关进牛棚挨批斗，阿丹又受了五年牢狱之苦，阿韬含冤跳河自尽了。阿韬本是个性格坚强的汉子，可在关键时刻你为什么不顶一下就走了呢？当年在新疆受审时也受过严刑、拷打，你不都顶过来了吗？为什么在“文革”你就顶不过去呢？否则你会看到“四人帮”在人民法庭受审时的狼狈状，你也会看到我们为之奋斗的祖国母亲焕然一新的风姿！
2010年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