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化的理论与理论化的经验——读王为一先生《我的电影艺术观》
许柏林
王为一先生是今天我国从事电影事业时间最长且精神矍铄的艺术家。他于2005年获得了中国优秀电影家称号，2010年获得首届广东文艺终身成就奖，2012年获得中国电影金鸡奖终身成就奖。他是粤语电影的拓荒者、南国电影流派的开创者。几个时代以来，他执导或参与执导的影片《八千里路云和月》《珠江泪》《山间铃响马帮来》《南海潮》《七十二家房客》《三家巷》《阿混新传》等，受到了观众和业界的欢迎与好评，成为了时代的代表作，在我国电影史上占有崇高地位。王为一先生在百岁之年为我们奉献了《我的电影艺术观》一书（岭南美术出版社，2013年3月第1版），实为不可多得，难能可贵，可贺可敬。
本书五万多字，配以精彩的工作照和电影剧照，浓缩了王为一先生一生的艺术经验与理论思考，展现了先生的艺术道路与艺术成就。洗尽铅华的文字，富有生命的质感、岁月的质感、艺术的质感，字里行间彰显着性格与追求，流淌着智慧与辛勤，散发着呼吸与心跳。那种人生的淡定、思考的从容、经验的馨香、理论的力道，铺就了一道人生与艺术的风景线，读来得到一种夕阳生辉、百鸟归巢、渔歌唱晚的快慰。
本书是一部从创作实践出发，总结并探讨电影的艺术本质、主体、基础、方向、道路、方法、经验的总结之作，更是经验与理论的集大成之作。
本书的可贵与独到之处，在于从个人的艺术实践出发，从艺术经验中生发，向着电影的本质做理性的开发，使理论成为了实证的理论，因而不抽象、不虚妄；使实践成为了理论指导的实践，因而不随意、不造作。实践与理论，相互关照，相互推进，相向而行，相得益彰，艺术实践的“个案”成为了理论的标本，理论的“公案”得到了案例的填充。这种经验化的理论与理论化的经验，集合于王为一先生的艺术实践，呈现于先生的艺术成就，是先生给我们的又一个惊喜与贡献，再次验证了艺术实践、艺术经验与艺术理论的发展道路。
本书有一股透彻（清晰而不张扬）的“个性的追求、艺术的求索”的气息，贯穿于“经验的升华、理论的提升”，使得先生对电影的基本属性、创作规律、发展道路、方法运用等等，都富有了作者人格个性与艺术经验的主体色彩，富有艺术实践的有力贯穿，因而赋予了理论、概念、原则、方法等“教科书”式的范畴以生动的气韵和整体的灵动，让“理论”活起来，让“经验”高起来，使“实践”经过“经验”而与“理论”形成结晶体。
《我的电影艺术观》的各个章节都各有侧重、各有意味、各有旨归。
执著（于命运）
在本书的扉页上，王为一先生直言自己从七八岁开始懂事就喜爱上电影，电影成为了王为一先生的终生事业，“我为它献出了我的一切。”“至今，我的心里头老是想拍电影。拍电影成了一种习惯、一种爱好，怎么样也离不开。”这是一种命运、一种爱好、一项事业、一份执著，而且是一生的执著。正是这种一生的奋斗、一生的积累，才使得先生的经验持久而纯正，富有时代的、生活的、文学的、人生的力度，才能富有对电影艺术特性的穿透力。
理解（于认知）
电影是生活的艺术，是人文的艺术，是工业的艺术，是商业的艺术，是综合的艺术……对于电影艺术的创造与把握，需要相当的理解力，同时，这种理解力还不可用偏。这既是王为一先生对我们的启迪，更是先生的贡献。正是通过先生的认知，我们对电影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与把握。先生指出：“电影是所有艺术形式中最具有大众性的艺术形式，我的创作最高要求是我的影片一定要雅俗共赏。”（第10页）“电影的特点，是它的画面在连续不断的运动中不断地变化着，画面即现即逝，观众要有一些地方看不明白，它却已经过去，追不回来了。不像小说那样，可以翻回前几页重新看个明白。因此电影创作就有个重要的大众性和通俗性的问题。”（第6页）“电影有观众则繁荣，无观众则消亡，这是一条不成文的真理。”（第7页）“内容接触到科学或哲学上的问题，也只能深入浅出，切不可在那些专门性的问题上作学术性的探讨或理论性的讲谈，使观众感到莫名其妙，兴趣索然。”（第6页）“大众性不是简单化，通俗性也不是庸俗化。”（第6页）“用生动的方言、活的方言、色彩最丰富的方言，最容易使观众产生共鸣。”（第8页）王为一先生注重向前人学习，把握电影的基本属性。他在引述著名导演史东山所著的《电影艺术在表现形式上的几个特点》时，注意到了史东山：“一方面强调‘注意电影在故事情节发展中整场整景的结构形态，以及场与场、景与景之间的结构形态，而不被分镜头的形式所迷惑’。另一方面把电影视像的具象性和小说描写的相对抽象性作对比，强调电影‘直感直觉’的视觉艺术性质。”（第20页）他很钦佩史东山“把电影的故事叙述和影像表达两个层面有机地结合起来了。”（第20页）先生这些富有经验力道的理论阐释，深入浅出，明确而坚定。
定向（于道路）
我们的文艺有着明确的方向、方针和原则，有着明确的提倡与导向。然而，我们在具体的艺术创作中，方向与道路的有机结合，还是一个有待解决问题。比如，强调为人民服务，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但是，在坚定地走深入生活、深入人民的艺术道路，坚定地走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方面，则很不够。王为一先生始终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将电影的方向与电影的道路，有机地统一起来。先生说：“在所有的艺术形式中，电影是最能如实地表现生活的。电影就是以逼真的生活实感来感动人的，就像看见事物发生在我们的周围一样。”（第42页）“制造电影的要素不外乎三种，即‘社会心理、文学思想和美术观点’。”（第18页）“现实主义的艺术作品，最根本的要求就是要有鲜明的时代感和反映当时的社会风貌，在真实生活的基础上进行艺术的典型概括，用个别反映一般。”（第22页）“视觉形象只能来自生活，来自斗争。对于我们来说，今后只有遵循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的教导，深入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在改造世界观的同时，从各个方面进行认真细致的观察和研究，这样才能促使自己按视觉形象的艺术要求来进行电影创作。”（第38页）艺术创作、艺术追求要有明确的方向。但是这个方向是与正确的创作道路和正确的创作方法相互支撑、相互调试的。如同造人体“细胞”离不开营养物质的支撑一样，作“镜像”离不开生活“景象”的支撑。所以先生强调：“电影技巧的使用，都不能脱离生活的真实。……我时刻告诫自己，切忌卖弄技巧。”（第42页）“电影原是最接近生活的艺术，只有表现得越自然生活化，喜剧效果才越强烈而深刻。”（第48页）“戏剧矛盾冲突当然只能是现实生活矛盾冲突的集中和概括。它首先是来自千变万化的社会生活，因此，必须要排除那种与现实生活格格不入的概念化和公式化。”（第51页）
我们说，电影艺术需要“生活温度、文学向度和艺术力度”。这是王为一先生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的精华。先生对于艺术方向的确定与艺术道路的选择，以及对方向和道路的有效结合，在我们当下的电影创作中有着更现实的针对性。
彻悟（于特性）
大彻大悟才能有大建树。王为一先生对电影艺术特性的认知与阐述，有一种从“尽头”看“源头”的力道。他说：“电影是不能靠解释来让人看懂的。”（第67页）“一个半小时的一部电影，要换多少场景比较合适呢？景太少了，会显得戏闷；景太多了，会显得戏散。景多了，也增加了摄制工作的难度，增加了成本，拖长了制作时间。……在剧本构思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如何使整个戏容纳在一定数量的场景之中，达到影片结构的严谨和节奏的紧凑。”（第34页）进而，他深入到电影的艺术要素“景”来做进一步的认定：“我们要提高一个景的使用率。一个已经为观众所熟悉的景，作不同的处理而重复出现，会产生很好的戏剧效果，正所谓‘景物依旧，认识已非’。”（第35页）“在转换场景的过程中，加一个有一定含意或象征意义的东西作为过渡，也是电影表现手段的特点。”（第35页）“电影中的场景转换，可以迅速地表现时间和空间的变更。利用它，可以使不同的空间联系在一起，漫长的时间压缩得很短，使矛盾容易集中，情节发展迅速。这是电影有便于转换场景的优越条件和视觉的直感性强的特性所造成的。”（第37页）“所谓说主题、说思想，连感情差不多也用话说出来；表现矛盾冲突往往不是见于实际行动，而是用争论和吵架来发展、来解决。这样一来，实质上是削弱了电影作为视觉艺术的感染力。在创作上讲，可以说是一种走捷径而无实效的懒汉思想。因为形象构思确实是要比语言构思困难得多。形象构思必须要有深厚的生活基础和善于选择、善于结合生活素材的能力。”（第51页）这些看似“入门”式的启蒙教诲，实为艺术实践的心血结晶。
发力（于智慧）
如何发挥智慧，如何运用才华？王为一先生独有心得：“我认为，‘才华毕露’是电影导演的一大忌讳，因为电影太可以让导演玩弄噱头了。中国艺术创作有句话，叫‘藏拙’，就是把自己不善于表现的东西藏起来，以免出丑。我以为除了藏拙，也要藏才，就是要把自己的才华深藏不露，而成为一种潜在的力量，使它在影片的内涵上发挥较强劲的功能。”（第42页）“藏拙”，这是经验；“藏才”，这是智慧，而且是大智慧！这使我想起老子讲的话：“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悟好“藏拙”“藏才”的道理与运用的力道，是人生的境界、艺术的境界！
追求（于完美）
王为一先生对于艺术的追求是有起点而无终点的。他一生从事电影事业，也用毕生来探寻艺术的奥秘和制高点。先生尤其钟情于“喜剧”艺术，这无论是他的时代还是艺术要求，都是极其艰辛的爱好和选择，“要设想一个高质量的喜剧效果，常有上天入地求索而不得之苦”（第67页），更何况他还要于重重艰难中追求艺术的完美。他信奉一个原则：“宁可不笑，决不滥笑。”（第63—64页）可是，他认定“笑是喜剧的特征。”（第55页）而且“真正的喜剧向来被有识之士视为高级艺术。它的社会效果和美学价值并不亚于正剧或悲剧。喜剧的特殊功能更非正剧或悲剧所能达到的。”（第54页）先生认真学习和理解黑格尔、普式庚、赫尔岑、卓别林、李渔、鲁迅、亚历山大洛夫等关于“喜剧”的深邃见解。（参阅第57页）他认为：“喜剧应该用一个完整而严密的喜剧结构来完成喜剧意义上的主题，而不是主题和结构都属于正剧再加上若干场好笑的行为或动作就可以成为喜剧的。”（第58页）他进一步阐释道：“我觉得创作一部喜剧，应该有一个全剧性的喜剧构思。喜剧性的题材、喜剧性的情节结构和主人公的喜剧性性格。”（第59页）尽管先生拍摄了《阿混新传》等喜剧电影，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对喜剧艺术又有自己的理解与见地，但是，先生不固守、不自满，仍然虚心讨教，兼收并蓄，不懈追求。当他听到别人讲“可以创作没有笑的喜剧”时，感到了新的颠覆性的震撼：“壮哉斯言！把我认为唯一的喜剧规律给破了。诚然，我们不能囿于某些规律或定义，应该努力探索自己特有的喜剧电影风格才是好样的。”（第55页）只有这种高起点的追求、高标准的要求，才能将生命看作艺术，竖起“艺术大于天”的理念，从而创作出无愧于人生的艺术精品。
旁通（于同异）
电影是有着自己特性的艺术样式，同时，电影又与文学、戏剧、美术等艺术样式相邻相通。电影艺术需要触类旁通，从生活、文学、文化等方面汲取灵感、素材和智慧。王为一先生非常注重“旁通”的功夫与应用，颇有心得，颇得受用。他重视从舞台剧本改编，从小说中改编，来发展电影艺术。而他的“旁通”的经验在于，掌握不同文学艺术形式在创作与表现上的“共性”——主题思想、人物塑造、情节矛盾；同时，还要注重区别各个艺术形式的特性。他告诫我们：“改编并不是编写一个缩本，它必须根据戏剧原则和电影特性进行再创造，要增补的还得增补，尽可能使电影比小说、舞台剧精炼而加强戏剧性矛盾，通过视觉形象，使原小说、舞台剧的主题和人物更为鲜明突出。但这些首先要有一个忠实于原著的前提。”（第77页）
◎ 王为一2012年著《我的电影艺术观》（岭南美术出版社2013年3月出版发行）
旁通，就是要善于学习，善于从其他艺术中汲取营养，发展异同，树立参照，放大艺术。
王为一先生在自己的艺术实践与理论总结中归纳的这些艺术思想和艺术感悟，系统而明确地涉及电影艺术的基本属性、特征、功能、方向、道路、方法、要素、智慧、修养、禁忌等，对于我们今天的电影创作和电影产业发展是很有效的提示和启发。
本书还不是系统的经验总结和理论著述。这些也不是本书的任务和重点。然而，本书在经验与理论间的徜徉感悟，信手拈来的艺术实证，闲庭信步的艺术思绪，从容不迫的艺术教诲，点到为止的艺术哲思，使得本书星花四溅，激情四射，感人至深，引人深思，令人叹服。
王为一先生和他的艺术成就，包括《我的电影艺术观》，已是昨天的果子（艺术之果），当是今天的种子（艺术种子），应是明天的林子（艺术之林）。在我们发展电影产业，过度娱乐化，电影生态令人担忧的今天，在资本的力量与逻辑，市场的力量与逻辑，传媒的力量与逻辑，意识形态的力量与逻辑，艺术的力量与逻辑，消费的力量与逻辑，批评的力量与逻辑等等相互交织的今天，在文化多元多样，人们的主体性、选择性日益加强的今天，也就是说，在多种要素的“逻力”（事物的要素按照自身的出发点、目的性以及运行规律而生发出的自为的力量）迸发中，在多元多样的文化“衡冲”（异质文化之间的衡量、彰显、比较、顶对、冲突等）面前，我国电影发展面临着诸多的变量与可能，如何选择与如何定向，则至关重要。
因而，好好学习，真正领悟王为一先生的“电影艺术观”，或为一剂良药，或为当头棒喝，或为指点迷津，或为一抹霞光……
2013年4月
（作者时任中国电影家协会分党组副书记、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