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受审
谁想到，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来势凶猛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夜之间，王为一成了革命对象、“反动权威”。《七十二家房客》被宣布为“毒草片”，王为一被说成走的是一条“反动的文艺黑线”，是“反毛主席的反革命的反动路线”。王为一被搞糊涂了，心想：“过去一直跟着党走，跟错了么？《七十二家房客》在北京审查时，肯定它‘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揭露了旧社会的黑暗，特别在海外放映是部好的影片。’怎么现在就变成了‘毒草片’了呢？这片子‘毒’在哪里？真是把人搞糊涂了。”
1966年6月中旬，《七十二家房客》被列为“毒草影片”，王为一被关进“牛棚”，后被送往广州白云山“监护”，与家庭音信断绝。后来，所有被监护的人又都被放回自己的单位去，由群众自己管制和处理。这样，王为一就被放回到珠影，但回到珠影仍不能回家，和十几个所谓“牛鬼蛇神”住在一起，由专案组审查。
妻子乐陶也因王为一被批判而受到牵连，但她坚信王为一并没有反革命的行为。“文化大革命”开始时，珠影厂召开群众大会，会上突然锣鼓声大作，乐陶受惊，晕倒在地，大家急忙把她抬回家中。后来，医生诊断她为心脏病突发，乐陶从此受此病所扰，常卧床不起。正当此时，王为一又被定为“反动权威”，被突然解走，不知去向，音讯断绝。但乐陶仍安然若定，使儿女不为之恐慌不安。
1968年，广东省建立起各部门的“五七”干校，广东省直文艺“五七”干校建立在广东省英德县英德茶场，珠影除留极少数干部在厂，其他所有干部包括“牛鬼蛇神”都到“五七”干校参加劳动。专案组也在干校。所谓有问题的“牛鬼蛇神”，弄清楚一个就放一个。
到1970年底，其他“牛鬼蛇神”都“解放”了，就剩王为一一人未解放，专案组也解散了，只留一个组长。专给“牛鬼蛇神”住的“牛棚”也撤了，于是把王为一放到群众中去“接受帮助”。王为一被分在第一队，共10人，规定他平日只能和正、副队长谈话，只有在学习时间内才能接受队员的帮助，主要是把自己的问题彻底交代清楚。于是王为一平日除了跟群众一起参加劳动外，不得跟任何人接触。
此时，乐陶也在“干校”，但因身体虚弱，只能做轻微劳动。专案组认为王为一有问题未交代，便想从乐陶入手，经常派人监视乐陶，观察她的言行神态。然而乐陶谈笑自若，专案组一无所获。据说有一次，专案组叫乐陶去谈话，说乐陶再不交代王为一的问题，就要她办离婚，并送回老家乡下去。乐陶冷静地说，只要专案组能拿出王为一的反动证据来，她马上跟王为一划清界限，签字离婚，回老家去。专案组无奈，只好让乐陶回宿舍休息。
王为一住的宿舍跟乐陶住的宿舍相隔不远。乐陶的床位是靠窗，坐在床上可以望得见相距十几米的另一栋宿舍。王为一的宿舍就在这一栋，床靠着门口，门口正好斜对着乐陶的窗口。因此俩人可以遥遥相望。晚上，王为一望见她床头小灯熄了，就知道她已经入睡了。
1971年某天晚上召开了一次群众大会，会上那位专案组组长宣布王为一的问题已经交代清楚，予以“解放”，珠影专案组也宣告结束。散会后，王为一直奔老伴宿舍，她已准备了几个王为一喜欢吃的菜，他们就在门口的破木箱上就餐。有些同事来打招呼也不便多说什么。乐陶含着笑不断地给王为一夹菜，多年吃不到老伴煮的菜，王为一感到特别香甜，可想到她这些年来为自己受尽煎熬，身体又虚弱了很多，心里有说不出的歉意。
◎ 王为一“解放”后，与乐陶在英德茶场合影
◎ 1972年广东省文艺会演简报刊登了王为一的发言
王为一可以自由行动，与同事自由交往和一起劳动了。组织上又把专案组办公室留下的空屋拨一小间给他做家庭住屋，这样他在干校也有家了。他那在干校附近茶场中学读书的小女儿琼琼，每逢星期六放学，可以高兴地跟其他同学一起回家过周末了。会计科退还了王为一在“文革”中停发的工资近一万元，于是大家叫他“王一万”。干校要他捐一台割稻机，王为一捐了，个别经济困难的同事向他借钱他也给了。
再过些日子，大家看到“文化大革命”没有结束的迹象，珠影厂也没叫大家回去生产，又传说厂里将吸收新的干部从事生产。于是大家就产生在此安家落户的念头，在干校的范围内计划哪儿建住宅，哪儿建墓地，准备一辈子向贫下中农学习了。当地农民听说他们有长住此地的想法，都笑了说：“你们三四百人种这一百亩地，算上你们的高工资，那成本太贵太贵了！要是你们三四百人靠这一百亩地过日子，那你们很快就得饿死。我们贫下中农是不会这样种地的！”
不久，广东省举行全省文艺会演，点名要王为一和吴天、江涛、罗品超四人前去佛山观摩文艺会演并作指导，同时让王为一在会演总结大会上发言。大会将他的发言整理成文，发表在大会会刊上。王为一感慨万分：“大家让我代表在会演的总结大会上发言，真是人生如戏啊！前不久我还在干校解放我的大会上，批判我有严重的资产阶级思想，今后要努力改造自己。今天我却又在广大的文艺工作者面前大谈文艺创作问题，大会还将我的发言整理成文，发表在大会会刊上。” 再隔不久，珠影厂要把这次文艺会演中优秀的歌舞剧目拍成一部纪录影片。王为一真没想到，这部影片的导演工作竟由他回厂执行。于是，王为一幸运地带了老伴和女儿回厂去了，接着就忙着组织摄制组，跟创作人员讨论每个歌舞剧目的内容和形式等诸多拍摄问题。王为一说：“我又恢复了导演的身份，整天忙着一个导演应做的事。似乎‘文革’中的我是另一个人，好像我在那个戏里扮演了一个嫌疑犯角色，戏演完了，卸了装又恢复了我自己。”
经过“文化大革命”，王为一对乐陶更加敬重。王为一被解放后，乐陶心情愉快，身体也日渐恢复。四个儿女的婚嫁大事都由她全权操办，添了孙子孙女，乐陶也乐于照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