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为一就是一本书
李镇
从学生时代起，我就知道王为一先生，《七十二家房客》《山间铃响马帮来》《南海潮》《三家巷》《阿混新传》不知看过多少遍，但我那时没想到后来有幸与他成了忘年之交。从年龄上说，我算是王先生的孙辈，我出生时，王先生已经61岁了。
6年前，我因为给电视台做一套节目，与王为一先生相识。5年前，我因为做“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拜访过王为一先生，他是我做口述历史以来年纪最大的前辈。两年前，我有幸接到学术刊物《当代电影》封面人物的撰写任务，完成了一篇关于王为一先生的论文，并且整理了他的年谱。论文与年谱加在一起有3万多字，是《当代电影》杂志有史以来篇幅最长的封面人物资料。在写作过程中，我与王先生、郑旭老师沟通频繁，王先生提供了许多宝贵的历史信息。1年前，我路经广州，到王先生家拜访，他又与我谈了许多有趣的往事。王为一先生的早年回忆，细节丰富，孩提时代的观影经验至今留存，说明他幼年就形成了观察、分析世界的方法，这是早慧。王先生的喜剧成就非常高，其实他一生遭遇的不幸很多，却丝毫没有在作品中表现出悲观消极，这是一种超级稳定的成熟人格。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讨论他，不是因为他的年龄，而是因为他朴素而高贵的人格，以及他艺术精神、艺术个性的独一无二。
和王先生每次相遇，我都是带着问题来的，他有问必答，而且他的回应远多于我想知道的答案。我从他那里获知许多电影史上的鲜为人知的史实，每次都有令我惊喜的新内容。王先生真是中国电影史的活字典，他经历的事情太多了，他至少先后服务于10个戏剧团体，16个制片机构。他就是一本书，值得更多的人来细读，无论是学电影，还是学做人，我相信很多人都会从中获益匪浅。
更可贵和更令人惊讶的是：王先生还在不停地工作，他还在谱写着新的传奇。今天，我们看到101岁的王先生又出了新书，通过认真阅读，我发现《我的电影艺术观》和他2006年的著作《难忘的岁月：王为一自传》相比，有很多观点上的提升和创新。比如，关于导演和作品的关系，王先生以前的文章中提到了“四不见”的观点，就是在拍摄《珠江泪》时对剧组提出的四点要求：“导演看不见导演，演员看不见演员，摄影看不见摄影，美工看不见美工。”王为一解释说：“导演看不见导演，就是看不到导演在影片中脱离剧情或脱离生活实际地搞些导演技巧来卖弄自己；演员看不见演员，就是让观众看到他所扮演的角色而不参与一点演员表演自己的杂念，我们的影片要看不见一个演员在演戏，而是生活中一些真实的人在那里生活；至于摄影看不见摄影、美工看不见美工，就是要求摄影师和美工师都要以生活的真实为依据，不为某种别的原因或个人爱好而弄虚作假。我们要求每一个画面都具有真实的美感。”而新书中，王先生将其浓缩为艺术家不但要会“藏拙”，还要懂得“藏才”。我觉得这种理论的提升更简练，对今天的创作者也极有启发性，藏拙尚且不易，藏才难上加难，藏才更需多才，而且藏才还是艺德的体现。如今的导演们，太喜欢在作品中卖弄技巧，显露有限的才华，其实是艺术上不成熟的表现。而王先生早在1949年就提出了如此精妙的理论，不能不令人佩服。
王先生在电影艺术上，的确先知先觉。王先生对1950年自己导演的《火凤凰》不满意，但是为什么会在只上映4天的条件下，却名列香港国语片全年总票房第四？当年香港的电影市场几乎由好莱坞八大电影公司垄断，《火凤凰》却能“卖座压倒同期上映的西片”。我们今天的国产电影，仍然面对好莱坞的压力，能实现王先生当年的成绩都非常困难。这个成绩给了当时的香港影人巨大的信心，我们都知道，如果没有《火凤凰》也就没有后来的凤凰影业公司，而凤凰公司是现今香港银都机构的前身“长、凤、新”之一。当我把这些告诉王先生时，他仍旧说：“我觉得《火凤凰》艺术上不成功。”他的意见总是发自内心，而且毫无保留。
《七十二家房客》的第一个镜头至今看来都令人觉得不可思议，360度环形拍摄，镜头不停，继续深入到剧情中的某个细节。一气呵成，没有看到设备的任何穿帮，那么多演员的调度没有任何破绽，非常流畅自然。也许我们在《阿甘正传》《云水谣》这样的影片中看到过类似的方式，但是这些都是运用当今数码技术完成的，《七十二家房客》拍摄于1963年，技术条件的差距有天壤之别，当时用了简单的特技，完成得完美无缺。而且，不得不说《阿甘正传》《云水谣》的长镜头有卖弄技术的痕迹，而我们可以去问普通观众，没有人会特别留意《七十二家房客》的第一个长镜头。王先生的作品是浑然一体的，这部作品没有什么地方是特别突出的，因为从头至尾都惊喜不断，牢牢抓住了观众的心。
我真想去珠影厂的仓库里翻一翻《南海潮》的下部。这次仍然呼吁珠影能不能再找找看，虽然未完成，但这些素材都是国宝，如果根据剧本来组接成片，修复如新，当是一件对中国电影界功德无量的事。如果找到，我愿意为此片无偿劳动，哪怕是打打下手。因为当年很多镜头都拍完了，我们只看到上半部就已经相当震撼了。我记得上半部结尾处的高潮段落，5分钟的戏，竟用了140多个镜头，平均2秒钟左右一个镜头，很多镜头还不到半秒钟。而且有些镜头内部的调度也很复杂，包括用了水下摄影。这场戏把悲剧推上极致，同时主人公郁积已久的愤怒终于爆发，渔民一家忍无可忍，与日寇殊死一战。感情酣畅淋漓，看得人血脉贲张。我曾说过，《南海潮》是电影教科书，即使请现在一位电影科班出身的导演按照《南海潮》重拍一遍，都很难模仿出来。
王为一先生是岭南电影的拓荒者，《七十二家房客》对香港电影、粤语电影的意义至今被香港电影史学家们津津乐道。对这个话题，我还想做一些补充，所谓“岭南电影”或者说“南国电影”，它的风格流派的系统理论还有待深入探讨和梳理。因为像王为一先生这样杰出的、有意识地去建设岭南电影的独立存在的艺术家真的不多。而王为一为此贡献了很多成功的范本。也许有人会说，王先生虽然不是岭南人，因为长期居住岭南，很多优秀作品又改编自岭南作家的小说，所以就自然拍出了岭南味道。我觉得这种说法看似有道理，却是主观臆断。举两个例子，《城南旧事》的导演吴贻弓先生是生于重庆的杭州人，久居上海，《城南旧事》写的虽然是北京的故事，却充满了江南的婉约意趣。日本当代作家村上春树的小说《挪威的森林》是典型的日本恋爱故事，但是作家却认为日本的本土导演没有能力忠实原著将其拍成电影，最后他把电影的改编权交给了一位法籍的越南导演陈英雄，但是陈英雄依然没有很好地完成。所以，通过作品去反映、建设一种地域文化，与导演居住在哪里，以及改编自那里的文学作品，这之间的关系不大。我觉得艺术家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出自意识上的自觉，其次要有系统的艺术处理手法，当然这里面需要丰富的经验和艺术功力，偶尔一部作品做到可能不难，但是要在一系列作品中去完成这种文化上的构建就要一以贯之，非常难。我之所以说像王老这样的岭南导演很少，是因为电影这个圈子诱惑太多了，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诱惑，学苏联、学好莱坞、学港台、学日韩，诱惑包括了政治资本、商业利润、艺术光环，如今模仿意味着票房的吸引力，有多少人会为岭南电影的独立存在而去从头做起呢？但是，我们都知道，文化的价值其实更多地来自创新，来自文化的独特性；没有独特性就没有多样性，模仿出来的东西永远是商品，而不能与艺术品同列。
我们可以观察王老的《珠江泪》《椰林曲》《南海潮》《七十二家房客》《三家巷》等作品，南国的气息扑面而来，不是简单的岭南的风光的显现，还包括岭南的建筑、服饰、物产；岭南人特有的语言、气质、性格、家庭氛围、社会活动、生活方式；以及岭南的民俗、戏曲、绘画等文化形态，都在王为一的作品里有着“意”的表现。他曾提出岭南电影在摄影上“除了要捕捉能充分表现南国的绚丽多彩的风貌和景色外，还要注意塑造广东人的形象和气质的特点”“南国的感情色彩应该是灼热的”“亚热带的阳光也是显得特别明亮的”“美工部门要为充分反映广东乡镇和农村的新面貌而发挥作用”。《三家巷》一看便知是岭南故事，从头至尾氤氲着广东特有的味道，它不仅是外在的，也是深入到人物语言、行动的细节和动机之中。照理说，大革命时期的大家庭故事可以发生在中国当时的任何一个城市，但是《三家巷》的电影除去那些外在的地方民俗、景观表现不提，但从人物性格塑造和矛盾冲突的表现方式上来说，就没人会觉得是在北京、上海或是其他地方，因为它的岭南格调太浓厚了，它的悲剧感带给观众很特别的、只有南国才有的优雅、细腻、而又生活化的伤感，有时会让人联想到红线女的某些经典粤剧。
所以，王老的贡献还在于他对于地方文化道义上的坚守和艺术上的探索。也许，他的有些作品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但是我认为这些探索本身都是成功的，它们都很珍贵。一个成就卓越的老艺术家，他已经有珠玉在前，本可以重复自己，获得更多的成功，但是他选择更加艰险的道路，去不断探索对他来说陌生的领域，这足以令后辈敬仰。
王老一直很谦虚，经常会谈到史东山、蔡楚生先生对他的帮助。我觉得他与中国电影史上的很多前辈有一些共同点，他们都乐于钻研和学习，他们不把电影作为象牙塔里的祭品，也不把电影作为谋得名利的工具。
◎ 王为一在家中接受李镇采访
王老的艺术观包含了儒家文化的精神内核。儒家讲求“中和”，意思是和谐统一，均衡稳定。王老其实擅长出奇，按照现在的话说，是个“文化创意”的高手，但是他关于隐藏艺术技巧的观念，提倡将“奇”融于作品的整体之中，就是追求对作品和谐统一。儒家文化提倡“文以载道”，意思是通过作品影响观众，给人美好的启迪，要求艺术要担负起社会责任。而要影响观众，就要“喜闻乐见”“雅俗共赏”。王老的作品，处处体现了社会责任的担当。比如《八千里路云和月》《珠江泪》《七十二家房客》里的反抗侵略压迫，《一个美国飞行员》里的人道主义，《阿混新传》里提倡尊重知识，《打铜锣》《补锅》里对社会主义新人的道德教育，《异想天开》里对拜金主义的讽刺，《男人的世界》《不亦乐乎》里的计划生育和反对重男轻女，《五福临门》里对传统爱情伦理的重新拾取等等。在他成就最高的喜剧领域，他提出“凡事站高了看都可笑”，他认为喜剧要有道德的高度。在《我的电影艺术观》这本书里，他提出“高尚喜剧”，这非常有必要加以推广。我觉得如今国产影视作品的喜剧，有走向低俗的趋势，仿佛不俗就不足以出喜剧效果，这是喜剧的悲哀。而“高尚喜剧”是一个更具可持续发展的方向。
同时，我觉得王老的艺术观里不但浸润了传统文化，很早还表现出惊人的现代意识。《关不住的春光》里面对于女性意识的表现是具有鲜明现代性的；《祖国的园地》这部电影因为客观原因没有完成好，但是王老当年提出的儿童片最重要的两个问题——“儿童意识和儿童趣味”是极为准确和难得的，中国儿童电影至今其实还未很好地解决这两个问题。王老在20世纪80年代尝试闹剧风格喜剧、科幻喜剧，到如今有几人还敢尝试？《异想天开》用电影的手段完成了波普艺术，“客观上准确传达了那个时代的色彩，表现了浮躁而充满活力的社会生活。在无比荒诞的情节中，反映了快速变化中的中国在意识形态、文化观念、经济生活上的深刻变化”。
我们用“一代宗师”“电影尊者”等等来称呼王老都不为过。我觉得我们如何评价他、赞美他，都不如他给予我们的东西那样多。王老就是一本书，丰富、深刻、厚德，而且历久弥新。
2013年4月
（作者时任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