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师史东山
王为一
望着“我的老师”这题目思索时，我认为，影响我一生生活和事业最大的老师是我进入社会后才找到的。
20岁时，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东北三省，深痛民族之将亡和国民党丧权辱国之可恨，又因爱好戏剧，遂参加了上海地下党领导的“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我就读“上海美专”研究所，因发现我借成立剧团搞“赤色宣传”而被开除，我就弃学而专事“剧联”的地下戏剧活动。
当时，革命形势非常严峻，国民党对红军根据地进行五次“围剿”，上海的白色恐怖十分严重。而夏衍等领导的电影小组也秘密地打入了电影界，发展组织，引导电影的创作往进步方面转向。史东山也为小组成员之一。戏剧界的左翼分子也用各种关系进入电影界以扩大影响。我在1934年进了曾遭国民党捣毁过的艺华影业公司，希望将来能当个电影导演。当时艺华公司的导演中，我敬慕的是已负盛名的史东山导演，很想跟他学习业务。但我一进公司就被派在一个摄制组当场记，知道史导演在家写剧本，很少来公司。我偶尔见到他一次，冒昧上前尊称他一声“史先生”，并自报了姓名，他亲切地笑说：“哦，是你呀！某某跟我说了，你进了我们公司。”这句话表示已经有人跟他打过招呼了。他略问我进公司后一些情况就结束了这次的见面。我进公司不满三个月，得到消息，国民党正要通缉我，经组织介绍，我就匆促去香港一家电影公司工作，作暂避之计。那时上海的革命戏剧活动因形势变化而改变方式，由游击式的秘密演出，改为面向社会的大公演，以电影明星为号召，成立了“业余剧人协会”，演出了世界名著《娜拉》和《钦差大臣》，社会反响很好。一年后我潜回上海时，得知史先生极力支持“业余”演出，参加了《钦差大臣》的导演工作，正着手将《钦差大臣》改编为中国20年代某县城为背景的喜剧片《狂欢之夜》，以讽刺当时国民党政权的腐败。我冒昧去找他，说明我当时离开“艺华”的原因，请他帮助我重入电影界。他马上答应让我在他的新片中担任一个配角。他那时已转入新华影业公司，并把好几个戏剧界的进步演员介绍进公司，如金山、顾而已、胡萍，施超和黎明健等，形成了新华公司坚持进步路线的演员队伍。我在参加了他的新片当演员后，因为我对喜剧感兴趣，在自己的角色中加点不俗的噱头增加角色的讽刺趣味，有时也帮别的角色出点噱头，史先生很欣赏而接受。他曾当众说过：“好莱坞有一种专职人员叫‘KAKA-MAN’，专帮导演想噱头。导演把剧本交给他，他就在全剧适当地方设计各种噱头，以博观众一笑。阿王可以干这种专业，我们可以叫他‘噱头MAN’。”同时也见我对导演业务比较关心，时常请教他，他就问我想不想当副导演？这正是我所渴求的，高兴地表示愿意，他就向公司老板推荐。从此，我的导演之路，就在史东山先生的门下起步了。
可是，我在史先生导演的新片《青年进行曲》当副导演刚开始不久，业余剧人协会因为三次公演受到各阶层观众的欢迎，组织上就决定成立一个职业剧团，以巩固和扩大左翼戏剧的阵营，这在中国还是首创的职业话剧团，大家都很兴奋。组织上也指定要调我入剧团起骨干作用，就和史先生商量，史大为支持，宁可缺一助手，把我让给了剧团，我也只好服从调度，很舍不得地离开了史先生和我的电影导演前程。
半年以后，抗战开始，剧团编入抗敌演剧队，辗转后方各地做宣传慰问工作。一年后到武汉，演出了我编导的大型活报剧《为自由和平而战》。此时，史先生也担任了在武汉的中国电影制片厂编导委员会主任。该厂正准备撤移重庆，拟在当时的陪都演个大剧作自我宣传。史先生就推荐我编导这个大型活报剧，获厂领导同意后，他亲自来找我，并通过他和上级的疏通，就把我调入了中国电影制片厂任编导兼编导委的秘书，并大力支持我编导了《为自由和平而战》，接着又支持我改编话剧《中国万岁》，他并亲自登台扮演一个爱国学者的角色。一年后，我和挚友赵丹、徐韬、朱今明等计划去新疆开拓戏剧活动，当时新疆表面标榜反帝、亲苏和反蒋政策，我要离开国民党军委所属的中国电影制片厂去新疆，是会招惹麻烦的。于是只好求史先生凭他的权威地位去跟厂长说情放行。
在新疆仅一年，就遭到盛世才的迫害，他把我们都关进了监狱。5年后，盛世才向蒋介石投降，国民党统治了新疆，在清理冤狱声中我们出了狱。但国民党知道我们都是左翼分子，就有意刁难我们，要我们留在新疆工作，我们当然不干。但新疆的特殊地理条件，交通工具全掌握在政府手里，没有工具别想走出浩瀚的戈壁滩。于是我们通过一些秘密途径和重庆的史先生（因为他是公开而著名社会名流）联系，由他再找组织设法。结果，终于得到了离开新疆的妥善办法。回到重庆，又由史先生设法让我重入“中制”厂任编导。
史先生在抗战期间，编导了《好丈夫》、《胜利进行曲》（田汉编剧）和《还我故乡》等宣传抗战的影片。史先生还悉心研究斯坦尼的戏剧理论，并亲自导演了舞台剧《蜕变》，以体验他的学习心得。
抗战胜利后，按周总理的指示，在上海建立了昆仑影业公司，从事进步电影的制作。史先生和阳翰笙、蔡楚生是公司的领导核心。史先生编导了第一部影片《八千里路云和月》。从片名就可以看出，这句诗词出自岳飞的《满江红》，意思是说岳飞千里经战而徒劳无功，影片也是写人民经过八年艰苦抗战而战后却得到的是有权有势的人花天酒地快乐享福，而贫穷的人民衣食无着。史东山是抱着对统治阶级的不满情绪而有此愤世之作。我自从抗战前当史先生的副导演半途而废。就一直与电影无缘。8年后，进了昆仑，我对电影导演这门业务还得从头学起，我犹如当年初投史先生门下，重新当他新片的副导演。
昆仑公司注意培养人才，我当了一部片的副导演后，即和徐韬合导了欧阳予倩编剧的《关不住的春光》。
◎ 王为一手稿《怀念恩师史东山》
史先生为人幽默风趣，和我都对喜剧讽刺电影感兴趣，他导演《新闺怨》后，想提携我合作导演一部喜剧电影。抗战前，史先生曾根据著名俄国喜剧《钦差大臣》改编为《狂欢之夜》以讽刺旧中国官场的腐败，很收到喜剧效应。抗战刚胜利，国民党派了大批官员飞向刚收复的国内许多大城市，以接管大员名义向人民大肆搜刮财物，百姓叫苦连天。史先生对接管大员现象深恶痛绝，决心拍一部讽刺喜剧把这些接管大员的丑态揭露无遗，特请擅长写喜剧的陈白尘编剧。剧本原名《天外飞来》，史先生感到片名还不够讽刺意义，才改名为《天官赐福》。《天官赐福》原是民间老百姓对老天爷的一种愿望，希望老天爷赐福人间，现在从天上飞来的国民党老爷们“赐”给人民的不是福而是怨。可是这个剧本根本得不到国民党电影检查处的批准，史先生拍一部讽刺喜剧的愿望就未得现实。
1948年底，解放战争已似江海浪潮，滚滚南下，南京国民党政府兵败淮海准备撤离，上海的形势非常严峻，白色恐怖也更加残酷了。根据周总理指示，昆仑公司先撤阳翰笙、史东山和蔡楚生三位去香港筹建应变的制片机构，成立南国影业有限公司，继续制作进步电影，昆仑公司到必要撤退时也有个后路。史先生等到了香港不久，即来电要我去港协助筹建和拍片工作。这样，我又到了史先生的身边，得到他的教诲。
我一到香港，蔡老正筹划根据陈残云的小说《贫贱夫妻》拍一部有质量的粤语片，给当时香港的思想性和艺术性都较落后的粤语片起点影响。蔡老原决定和我合作导演这部影片的，他一面筹建摄制组一面选定演员，同时要我帮助陈残云将小说改编为电影剧本，并定片名为《珠江泪》。
正在此时，全国除少数地区外都已解放。北平建立了新中国的首都——北京，并召开政协和全国文艺代表大会，阳、史、蔡即北上去开会，我只得留下，负起导演《珠江泪》的任务。1950年初，把拍好的《珠江泪》送京审查，反映很好，史和蔡看了很高兴，都来信向我致贺。史先生的信上有这么一句：“影片在京中获得好评，我与有荣焉。”这说明史先生对我的一种特殊感情。
此时史先生已在电影局任重职，我去信要他为我向电影局申请回国内工作。后接他的信说，袁牧之（当时的电影局局长）表示要我留在香港工作起作用。因《珠》片在港放映时已取得较好的反响。史先生在信中也嘱咐我留港工作的必要性，勉励我安心在港工作。这样，我只得留在香港了。广州解放后要建立电影制片厂，因《珠》片在广东上映也有一定影响，因此调我来广州负责筹建珠江电影制片厂的工作。后“珠影”因故停建，我转调“北影”。史先生在电影局工作，却为“北影”新建，创作人员多属新人，缺乏拍片经验，他为“北影”练兵，不顾有严重胃病，导演了《新儿女英雄传》，在国际上获了奖，继又患了肝炎。1955年他逝世时，我闻讯赶去北京，但只能在他灵前凭吊了。
史先生在20世纪20年代就进了电影界，最初搞美术工作，也客串当过演员，后专任导演拍片。当时，由于他的思想局限，他早期的几部影片，在意识方面是比较模糊的。“九一八”后，民族危机、亡国之忧困扰他时，正是地下党以夏衍为首的电影小组吸收了他，使他对国家和世界有了正确的认识，从而彻底地摆脱了他的美学观念，逐渐地以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导演了一系列比较优秀的影片。他一旦认定了正确的方向，就义无反顾，不管环境对他如何不利，甚至可能招来杀身之祸，一如忠诚的战士，在战场上勇往直前。如在抗战前夕，在国民党严禁宣传抗日的淫威下，他除了参加各种抗日救国的活动和团体外，还敢于亲赴南京请监管在押的田汉写剧本，拍成了一部鼓舞青年奋起赴抗日前线的影片《青年进行曲》。抗战胜利后，是他首先编导了控诉国民党抢夺胜利果实，置受尽沦陷之苦的老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而不顾的影片《八千里路云和月》，产生了极大的社会效应。新中国成立后，在文艺创作中产生偏“左”的只能写工农兵倾向时，史先生提出要兼顾知识分子题材，他认为知识和科学为建国所必需，应以文艺来鼓励大量的知识分子为建设新中国服务。虽然遭到不应有的批判，但他在那种极“左”思潮嚣张时，敢于坦直陈述自己的观点的精神，是极为可贵的。几年后，党就提出要重视知识分子，认定知识分子也属劳动人民这一重大指示，证明他当年的意见是正确的。
◎ 1939年，王为一（右）和史东山（左）在重庆留影
新中国成立后，理论界有关电影创作的思想问题，争论也是比较复杂的。先生根据他数十年电影实践和当前客观的需要，提出许多有益的论点，而且经过近几十年的创作实践看来他的论点还是比较正确的。但是当时有些自命正统的文艺理论家，指责史先生的见解是“抽去了毛主席文艺方向的阶级立场，改动了毛主席文艺方向的阶级路线”，把史先生视为政治上的异端。先生身患严重的胃病和肝炎，虽然感到政治上重大压力，但他坚持自己的观点，从未认错和作过检查，先生真是大智大勇的典范。今天党早已正式公布取消“以阶级斗争为纲”之说，那些当时对先生乱扣帽子欲置先生于死地的理论家应该对这位先知先觉的电影大师的英魂请罪吧！
史先生平时待人接物是十分和蔼可亲的，又乐于帮助人，但工作态度却是十分严肃队真。他写的分镜头本是经过缜密思考的。他在现场拍摄下来的镜头，几乎完全跟他所写的镜头内容一样，很少有变动。他交代下来要准备的每一件服装或道具都很具体，有时还在通知单上画了图样，免出差错。每天保持拍8个镜头（那时候一部影片约有450—500个镜头），拍完收工，没有特殊情况，绝不拖延工作时间，全片又能按时完成，胶片也很少浪费，在现场绝无举棋不定或任意发挥的现象。记得有一次，正在拍着《八千里路云和月》中，白杨和陶金在街头做宣传工作演《放下你的鞭子》一场戏，正准备要开拍时，突然史先生的夫人在家晕倒，他要回去看看（史先生家就在厂内），要我执行拍摄一个镜头。镜头内容是白杨在观众前唱一支歌的头两句，是个全景。拍的时候我让白杨多唱了两句。史先生很快就回来了，我告诉他白杨唱了四句。他当场就严肃地问我，为什么这个镜头要唱四句？我说，我看观众场面很好，多拍两句作选用，好就留，不好就剪掉。他指着剧本说，白杨唱第三句是在下个镜头的近景中唱的，你拍得再好也得剪掉，拍了不就浪费了几十尺胶片？这件事要发生在别的导演跟前，一定不当一回事过去了，而史先生就那么认真地把我当众教训一番。因为他对工作严肃认真，现场就能保持安静，谁也不敢随意喧哗。要是有人疏忽大意，不负责任，致使现场拍摄时出了延误或差错，不管是谁，他会毫不留情地当面指责。他容不得因某一个人的疏忽出错而妨碍了整体工作。这样，促使了大家工作认真，极少出问题。我当副导演，就尽力把拍摄的准备工作做得认真细致。我知道史先生很讲究镜头角度和画面构图，每个镜头拍摄前，他拿着取镜框在布景中东看西看地找角度和画面。我就在陈设家私和道具时，安排得既符合生活，又适应他处处可以找到好角度，取得好画面。他在拍这个镜头，我把下个镜头的一切尽量准备好。因此他也对人说：“阿王当副导演，我一进棚就可以坐下来拍戏。”我要做到他一进入布景中不感到多了些什么，或缺了些什么。我说这些，不是为了标榜自己，我想说明一个问题，就是你想得到一个好老师，你首先要求自己是个勤奋好学的学生，让老师觉得“孺子可教也”！这样，他才会把他的全部知识和经验掏出来传授给你，甚至关心你的生活和事业。
从20世纪20年代中国电影发端之初即参加电影工作，他紧随着时代的发展，全身心地投入进步电影运动和影片制作而努力不懈，直到新中国成立，担任了建立新中国电影的重要领导职务。可以说，史先生经历了中国电影发展史的艰难历程，尤其在新中国成立前，在地下党的领导下，他斡旋于复杂而险恶的政治及社会环境中，推动着进步电影的发展。他这种爱国爱党、无私无畏的革命精神，是值得我们敬仰而颂扬的。
史先生离开我已经40年了！但我一直怀念着他，不忘他的教导，继承着他认真严肃的工作态度，执著追求真理的精神和宽容无私的胸怀。他的这些美德，甚为电影界的朋友们所尊敬。还不到40岁，就被同行中老老少少尊称为“东老”。而我则一直称他史先生不变，以示我终生把他作为我的老师而敬爱他。他除了授我以技艺，我的生活和事业都得到他的关怀。写到这里，我觉得我这篇文章的题目，应改为《我的恩师》更为确切。
1994年3月23日于珠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