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存在的合理性
（一）体育“存在着”考察
首先，我们能够确定，关于“体育存在着”这一断言式的描述，虽然涉及某种外在于我们的、给予我们的世界既定性，但它是我们——作为生活于这个世界中的人——对于体育的直接的感受、体验和经历。对这一描述是否具有真理性进行确证的证据，并不在我们之外，而在我们自身的存在状态之中。所以，我们对体育的存在的体验和感悟，是以我们人自身存在着这种状态为基础、为前提、为条件的。所以，我们自身的存在，有着两种意义：第一，它是我们自身的存在本身；第二，它同时又是物质的体育世界和交往的体育世界“存在着”的意义的赋予者，也就是说，人的存在是体育存在的意义的栖居地。因而，人的存在在体育的诸层面、诸领域的存在中，具有优先的、综合性的地位。
其次，人的存在又不可能是遗世独立的，人必须生存于世界之中、生存于文化之中。所以，体育中人的存在必须以体育的存在为依托。体育世界是体育中人的存在的居住地，只有在体育世界之中，他才能是人之为体育的人，如果离开了这个世界，离开养育他的体育文化，他的身体运动就只可能成为一种“动物”的活动。
如果说第一方面我们强调的是获取体育存在的意义的途径的话，那么，第二方面强调的则是人的存在作为体育存在的意义的获得地，它又有着自己的存在结构。所以，我们必须从人的存在的结构中来探索体育的本质，即体育的意义。而人的存在结构又涉及体育世界的存在状态本身。这里似乎形成了一种思想上的循环。我们必须在这个看起来是循环的思路中寻找一个解开它的环节。也就是说，寻求从人的存在本身来进行自我解释的可能性。
那么，这种解释的可能性在哪里呢？它就是人的生命本身。体育存在的意义不在于以一种实体的形式占有一定的时间或空间，或者说，不在于某物以一定的构造形态处于一定的时间之流和空间的维度之中，而在于它是人的生命。也就是说，人的生命虽然也是以时间和空间为形态的，但是，以时间和空间为规定的那种体育存在，只是人的生命的形式，而不是人的生命本身，因为以时空性为基本特征的那种存在，是物的存在形式。例如，我们说“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存在着某个东西”，按照这种方式来描述人的存在、人的生命，那么，我们也可以有“贝克汉姆是当代的英国人”以及“姚明生于20世纪70年代”等等的句子。这时，人显然在这里以同物一样的方式被陈述。诚然，时空性是我们把体育世界以及这个世界的全部内容加以实体化的最基本的形式，人作为一种存在物，我们对人的陈述，在一定程度上，也离不开这个形式，但是，人的存在的意义却不在于他的时空性，而在于他的生命。
人的生命是什么？如果在时空性的坐标中来看人的生命，且只以这个坐标系的表象方式来描述它的话，我们就可以有这样一个句子：“某某人在什么时间（时段）活着（或活过）。”活，就是体育中人的生活，就是体育中人的生存，就是体育中人的生命的存在。这是对体育存在意义的进一步描述，因为这个描述引了“活”的概念要素。但是，它仍然是把“活”仅仅只作为一种持存性（时间性）和具体性（空间性），即把“活”看作一种实体特征。
那么，到底怎样才能认识到人的生命的本真意义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应该在人的生命之内来讨论人的生命，这样才能避免上述那种远距离静观的似乎清高的毛病。其实，我们作为体育探讨者、研究者的人，自己恰好就处于生命之中，因为谁也不能否认，当我们在对体育进行关于文化哲学的思考的时候，我们确实是在“活着”，我们本身现在当下的存在状态就是活生生的。关键问题不在于我们把我们当下的存在“陈述为”活生生的，而在于我们必须站在我们本身便是活生生的生命的立场上，来思考和讨论体育中人的生命存在的本质意义问题。也就是说，当我们在讨论体育中人的生命的时候，要时时“想着”人的生命，时时体验自己的生命，而不要把人的生命当作一个我们自身的对象，当作一个“物”。只有这样，我们的探讨才是基于人的生命本身的、内在于生命的、对生命的探讨。
当我们处于这种立场上的时候，我们对自身、对世界的态度就会发生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就会扬弃那种实际上以某种外在性为标准的直观或是静观的对象性立场，而从中超越出来，达到与自己本身以及与体育世界的共在，这样，外在性、对象性、因果本原性，还原逻辑等等传统的思维方式都消失了，这时，我们与自己本身，并与体育世界共在于一个同时性之中？只有当这个时候，我们才能体察到生命的心脏的活泼的跳动；只有这时，我们才能达到一个最基本的陈述，“我们活着”“我们和体育世界一起活着”。
（二）体育的本质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体育中人的生命存在活动的基本特征，就是在保存生命的存在状态的条件下的、对生命的新的存在形式的不断地创造。这个创造是一种积极的自我活动和自我行为的实现过程，同时，这种自我的实现，又必须借助于整个体育世界的结构。但是，不管如何，“创造性的活动”这一状态，是人的生命存在的根本形态，是体育中人的存在（生存）的根本意义，从而也就是文体育的根本意义和特征。用这个最基本的关于体育的意义设定来解释整个让他世界，我们便可以看到如下几点。
1.体育是人的自我生长过程
人性，就是人不断地自我创造的性质。人通过自己的生命活动，总想使自己“活得”比现实状况“更好”一些，人也同时相信，只要通过自己的努力，这种前景是可能的，自己的人性的进步是可能的。人类历史说明，这种可能性是可以实现的。这是一种乐观主义的体育态度，它完全不同于那种悲观主义的生存学说。当然，人在其不断地自我生成的过程中，必然不断地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挫折和阻挠，从而，形成一连串的失败。这便是前进中的曲折性。前进和升华总是同失败的积累以及对困难的被克服相伴随，这便是体育文化的辩证法。从体育文化历史的总趋势来看，后代人的体育比前代人的体育变得更“文”，也即更有人性，有更优秀的人格，也即不断地超越。
2.体育是人的自我组织过程
由于活动的要求，人是作为类而存在的。所谓个性，实际上是从个体的个案对人的人类性的具体考察。这里所说的类，指的是处于一个共同的体育交往范围（交往圈）之内的许多人的生命存在及其活动的总和。人在自己的生命活动过程中，形成相互交往的体育关系，所谓“体育组织”，就是对体育交往关系的自觉和意识，从而发生一种有意识地建构人类自我关系的体育活动过程。一切体育组织形式，体育交往的一切历史模式或类型，都是人的交往式的生命存在的有意识的体育活动的结果，或暂时性的（历史的）表现形式。人们在自己的生命活动的过程中，总是不断地组织着自己，并按前人所提供的（遗留下来的）体育组织模式来规范自己的行动，来实现自己的生命活动。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人是体育的历史的定在，因为他永远处于先于他而存在于他所“来到”的这个体育世界中的、几乎是无限交织着的体育交往关系的组织模式的制约，从而，产生一种错觉，似乎体育组织“造就”了人而不是人的生命存在活动形成了组织，因而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体育组织崇拜。从历史的实际立场来看，这种崇拜在某些情况下有利于保护人们（实际上是一部分人们）的生命存在的利益，有利于他们的体育文化前景，所以，其实际功能并不一定是消极的，但是，从文化本质论的立场上来看，对任何体育交往形式和体育组织形态的过时的、不合时宜的坚持，反而不利于体育文化的创造性本身。因为从根本上来说，创造性的人类生命活动是体育的内容，而体育交往关系和体育组织建构只是这个内容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的形式，所以，我们对体育的理解，不可以停留在体育组织建构这个层次上，而应该看到“自组织过程”：人总是在不断地追求着“更完善的”自我组织形式。
3.体育是人以自己的生命存在的意向性为理由不断地改造他周围的自然世界（或曰质料世界）的、创造性的劳动过程
人为什么要劳动？这似乎是一个十分奇怪的问题。唯心主义者会毫不思索地脱口而出：为了某种类型的“理念”或者“理想”；而庸俗的唯物主义者也会毫不迟疑地认为：为了人的更好的物质享受。这两种回答都过于狭隘地理解了人的生存意义，导向了抽象的唯灵主义和庸俗的物质主义，同时，也对劳动的意义作了狭隘的理解，似乎它只是达到这两种片面的生存方式（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的生存方式）的手段。我们说，劳动不只是一种生存手段，从生命存在的本质意义上来说，劳动显然是人的生存方式，是人的生存内容，正如人的自生成和自组织一样，劳动就是以人的生命存在的意向性为理由的、人的自我活动过程。人为了自己的整体的生命存在得“更好”、更“进步”、更“优化”而劳动。劳动之所以叫作劳动，它是人将质料世界“属人化”的过程。这个“属人化”包含了两层意义：第一，使体育的质料世界成为人的生命存在的现实之家，使它们对人的生命存在来说成为适宜的和亲切的，并且，要使其不断变得更适宜、更亲切；第二，使体育的质料世界成为人的生命存在的精神之家，使它们对人的生命存在来说成为更适宜、更有效的符号表达。从这两层意义上来说，人把自己的体育文化水平或者说是“生命存在的本质力量”在体育质料世界中“表现”出来，同时又通过这种“对象化”的形式，使人性得以在体育的质料世界中不断伸展扩张，使它们不断人化为一个越来越有较高的体育文化水平的体育世界。所以，体育中人的劳动是体育在人与自然物（自然质料）的关系中所表现（所确证）的人性水平，是人的生命存在的最基本的现实化方式之一。
所以，我们可以用人的生命存在的进步性的标准来区别劳动与破坏这两种截然相反的、但同时又都以费心劳力的体育活动状况所表现出来的行为，同时，我们可以对体育世界的质料存在形式的意义做出根本性的解释，如体育馆、田径场、运动服、哨子、球等等，其意义不在于它们是一种“物”，而在于它们是人的生命存在的活动方式及其结果。
总而言之，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有理由的解释：体育的本质就是人的自我的生命存在及其活动，体育的本体就是人的自为的生命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