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体育的异化
（一）体育观念的异化
以工业生产为基础的现代社会，人的思想观念发生颠覆性的改变。技术的进步使20世纪的世界历史发生深刻的变化，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传统社会几年前的稳固结构似乎瞬间崩塌。这种深刻的变化不仅发生在人们普遍关注的政治、经济、国际关系、文化等领域，也直接触及人的日常社会生活领域。物质与财富的增加带来的最直观的感受将科技直接推上了神坛。诚如马克思所言“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较少地取决于劳动时间和已消耗的劳动量，较多地取决于在劳动时间内所运用的动因力量，而这种动因……取决于一般的科学水平和技术进步，或者说取决于科学在生产上的运用”[18]。尤其二战以后，以核能技术、微电子技术、计算机技术、光纤通信技术、生物技术、海洋工程技术等领域的重大突破和应用为标志，现代新技术革命以不可阻挡的趋势席卷全球。对人类社会生产、生活环境、活动范围、生活内容、生活节奏以及生活观念进行了全方位的改变。人的观念也在发生巨大变化，人类甚至在不自觉间就已经从“知识就是力量”“科技是第一生产力”顺利过渡到“时间就是金钱”“技术万能论”的观念意识。传统社会“天人合一”的自然观一度被遗忘，而主客二分的自然观中，人的主体性被无限放大，并最终摒弃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而具体化为对技术进步和资本增加的崇拜。亦即是说，源于对人的力量和自然的改造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技术最终超越了人、替代了人自身，成为人膜拜的对象。技术与资本成为人们观念世界的主角。现代体育的发展也毫不犹豫地卷入了技术和资本的洪流，抛弃了自然本性，而被赋予了形形色色的工具体育观。以奥林匹克运动为例，诞生于城邦时代的古代奥林匹克运动在“和平、神圣、超越”的自然观念驱动下，以非物质化、非科学化的模式传承了1000多年，而1896年复兴的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却因顾拜旦坚守业余化、非物质化、非政治化而饱受诟病、举步维艰，最终不得不推行商业化改革全面盘活奥运会，并使之成为全球最盛大的经济活动，成为各国争抢的利益体，这不得不说是体育观念的重大异化。
（二）体育心理的异化
1.体育发展中人的“施虐”与“受虐”心理
逃避自由的心理机制表现途径之一，便是个人放弃自己独立自由的倾向，而希望去与自己不相干的某人或某事结合起来，以便获得他所缺少的力量，即通过控制他人或者是依赖、屈从他人来摆脱孤独感、获得安全感。这种逃避自由的途径，实际上是寻找新的束缚，使自己回归至不自由的状态。“受虐”与“施虐”的冲动心理是其典型的形式，在实践中往往形成极权主义。他们以彻底消解自我或完全主宰他人的方式来摆脱孤独感和无力感[19]。这种“受虐”与“施虐”的心理是极权主义形成的基础，亦是现代体育沦为政治工具根本原因。冷战时期部分第三世界国家对于奥运金牌的狂热追求，即是国家极权的表现。这些国家普遍经济上比较落后，但却斥巨资建立了庞大的体育专业大军，以举国之力迅速堆积冠军和金牌。每逢奥运会期间举国上下沉醉在奖牌数量的增长，津津乐道地谈论着国家金牌数。然而，金牌增长的背后隐藏的是群众体育基础薄弱的事实。这些国家群众体育条件落后，体育人口稀少，大多数的国民并不了解奥运精神，也不是专业体育迷，亦非体育人口，内心深处也未必赞成举国体制。只是政府通过极权把国家意志强输出来，而大众只是屈从或依赖权威的保护。萨马兰奇曾在遗嘱中盛赞北京奥运会的成功及中国人民对于奥运的“巨大热情”，试问作为一个人均年收入不到1000欧元、体育人口仅占人口总数1/3的发展中国家，却投入多达800亿欧元的资金举办奥运会，大众的“热情”来自何处？这是典型的极权主义，本质上是寻求依赖，抵触孤独感，获得安全感，不同之处在于政府采用的是“施虐”的方式，而大众选择的是“受虐”的方式[20]。
通过分析我们看到，在极权主义社会条件下，人的体育心理不可避免地遭受异化，以施虐或受虐的心理及伪装的热情从事、开展、参与那些与体育、与自己相对立的行为。
2.体育赛事群体性事件的破坏欲心理
与极权主义一样，破坏性行为也是为了消除由于自由和不确定性引起的孤独与焦虑的折磨。但是，与极权主义不同，它不是通过委身或驾驭的方式达到与外在的某种权威或力量的同一，而是采取摧毁一切外在的威胁来增强自己的力量，从而获得安全感。从心理方面讲，赛场暴力、足球流氓是“极权主义”逃避机制的极端体现方式之一，同时又包含明显的破坏狂倾向。现代生活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剥夺了社会成员的集体感和归属感，尤其在注重资本和效率的市场经济背景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隔上了一层物化的纱网，人与人之间趋于冷漠。加之，社会不公与生活压力过大等因素的影响，大众普遍有焦虑、孤独和无能为力感。当面对比赛中某些有失公允的导火索时，个体很容易感同身受，于是选择放弃自我，融入群体中以获得归属感和力量，共同面对社会不公。这就是大规模体育赛事群体性事件中的参与人员为什么多是非利益相关者的重要原因。1985年爆发的震惊世界的“海瑟尔足球场惨案”，据事后调查发现最先挑起事端、发起攻击性行为的几名闹事者既不是利物浦的球迷，也不是尤文图斯的球迷，而是一些比利时当地的中立球迷[21]。
运动竞赛的本体是游戏，是对游戏行为进行的加工、规范并赋予意义。因此，竞赛自其产生之日起便承担着复杂的社会功能，宣扬和平、表彰军功、礼仪教化、节日庆典等等；其主旨或严肃、或欢快、或崇高、或理性，很难产生暴力行为。然而，竞赛发展至现代社会，与经济和政治的勾连愈发紧密，资本运行带来的巨大商业利润以及民族冲突、种族主义、恐怖主义等共同构成的政治利益致使竞赛活动愈发凸显强烈的功利色彩。竞赛原有的意义逐渐淡去，“胜亦可喜、败亦无忧”的游戏精神逐渐演变成激烈的殊死搏斗。以宣扬和平与友谊为本质的体育赛事却不断滋生出暴力、冲突行为，这不得不说是体育发展的一个重大异化现象[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