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言论自由的中国实践

在20世纪末，虽然中国不断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一些公权力也开始由政府向社会转移，但是政府对传统媒体依然实行严格管制。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将信息科技产业确立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高度重视信息产业和信息科技的发展。进入21世纪，伴随着互联网科技的日新月异，由互联网科技所提供的网络言论平台不断建构，从Web1.0的互联网工具、Web2.0的互联网平台再到网络自媒体技术，我国民众热情一下子迸发出来，成为互联网时代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网络是一把双刃剑。我国目前正处于急剧的社会变革时期和矛盾凸显期，作为社会矛盾和社会利益冲突表现形式的突发事件近年频频发生，互联网作为一种便利而有效的工具，与各类突发事件密切联系在一起，形成一个强大的互联网舆情场，不仅影响着网络社会，也对现实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给政府的网络应对带来了挑战。”^[28]网络言论自由在中国的实践过程，是互联网科技不断进步和发展的过程，是民众权利意识和自由意识不断伸张的过程，也是政府权力向透明行政、开放行政变迁的过程。

概括而言，网络言论自由的中国实践大致存在以下几个主要特点:

第一，网络言论自由的中国实践与互联网科技发展密切相关。网络言论自由在中国的实践过程，是互联网科技和计算机技术不断进步和发展的过程。网络言论自由是普通公众所享有的权利和自由，是非特权性的自由，是非精英化的权利，从这个角度而言，网络言论自由的中国实践是从21世纪初才真正开始的。虽然自20世纪90年代起，互联网就已进入中国的普通家庭，但是此时互联网的普及率非常低，上网人群也非常稀少，而且Web1.0时代的互联网是以门户网站为标志，普通公众一般只能被动地阅读和浏览，而不能主动发出自己的声音，此时的网络言论自由更确切地说应是网络内容和应用服务者的言论自由，而非普通网民的言论自由。进入21世纪后，以BBS、博客为标志的Web2.0和以微博、微信为标志的自媒体兴起后，普通公众才真正成为网络言论自由权利的主体，并开启了波澜壮阔的网络言论自由中国实践。

第二，生活化语言、日常化交流是网络言论自由中国实践的主要内容。在我国转型时期，确实存在一些利益或权利受损者，这些社会变革的受冲击者，通过造谣进而蓄意制造网络公共事件。^[29]由于受某些有重大社会影响的网络公共事件影响，当前学术文献和传统媒体的关注焦点集中于对这些网络公共事件的分析与解读，容易给人造成一种只有这些网络公共事件才是网络言论表达的主流、网络上充斥着各种负面网络言论的假象，从而忽视了那些生活化网络语言、日常化网络交流的网络言论主体地位。客观而言，在数以万亿计的网络言论中，有社会影响的涉及网络公共事件的言论微乎其微，在我国每年最多也就数十件，绝大多数是普通民众的生活化网络语言、日常化网络交流，尽管有些言论未必完全真实，但也没有社会影响，缺少社会危害。(https://www.daowen.com)

第三，网络言论自由中国实践与中国社会问题的关联性。尽管如前所述，生活化语言、日常化交流是网络言论自由中国实践的主要内容，但是由于转型中国的治理困境，这些现实的社会问题会通过互联网进行一定的表达，于是，同其他国家的网络言论实践相比，我国网络言论自由实践具有很强的社会问题关联性。但是，值得进一步指出的是，网络上所反映的绝大多数问题不是涉及敌我矛盾的政治问题，而是涉及具体利益纷争和权利争议的社会问题。

第四，不同主体在网络言论自由实践中话语权的差异。尽管普通网民、意见领袖、网络内容和服务提供者等主体都在网络社会中享有网络言论自由的权利，但是不同主体的网络言论话语权和影响力其实是有差异的。^[30]普通网民尽管人数最多，但是由于力量分散，处于话语权的劣势地位。意见领袖虽然是有限的个体，但是他在某一领域具有社会影响力，使其成为网络社会的公众人物，“网络民意很容易受个别‘意见领袖’的影响。‘意见领袖’常常能引导、控制整个网民舆论的方向，情绪化的‘意见领袖’也容易将网络民意带入情绪化的深渊”^[31]。网络内容和服务提供者则享有网络信息的编辑权，可以限制某人发言，删除发言的内容，处于网络话语权的主导地位。

第五，网络言论自由实践对政府治理的革命性影响。互联网是新兴的事物和传播渠道，政府基于管理传统媒体所积累的经验和做法无法有效应对网络社会的言论表达和利益诉求。同时，网络言论又是现实社会各种问题的一面镜子。^[32]由于相关权力监督和制约制度的缺失或不完善，公权力失范的情形在我国还偶有发生。由此，我国政府长期以来面临着网络问题与现实问题交织的双重困境和挑战，经过一段时间的适应与磨合，当前政府应对互联网社会问题的治理能力和处理现实社会问题的治理能力都有了长足进步。这也从另一个侧面揭示了网络言论自由实践对政府治理的理念和方式产生了深刻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