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汉文文学的整理与研究（代前言）
段炳昌
一、云南汉文文学
我们所说的云南汉文文学，主要是指云南历史上以汉文字作为载体，运用传统文学形式写作的文学创作活动、作品及其所表现的思想观念、文化精神。云南汉文文学包括汉族作家的作品和少数民族作家使用汉字创作的作品，是汉字书面文学，它与“云南文学”和“云南汉文学”都有区别。云南文学包括汉族和少数民族文学，当然也包括汉文文学作品和使用少数民族文字创作的作品。云南汉文学的概念容易使人理解为是指云南汉族的文学，云南汉文学除了作家书面文学，也包括云南汉族的民间口头文学。
（一）时限与分期
汉文化和汉字最早传入云南的具体时间是什么时候，这可能是无法考证的，但从出土文物来看，至迟在西汉时期，云南就开始使用汉字了。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文化遗址发现的“滇王之印”“胜西印”“李德”“黄义印”“寿之人”等印章，都是用汉字雕刻的。关于“滇王之印”，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有明确记载：汉武帝元封二年，“以兵临滇。滇王始首善，以故弗诛。滇王离难西南夷，举国降，请置吏入朝。于是以为益州郡，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1]。元封二年，为公元前109年。也就是说，至迟在此年汉字已传入滇池地区。同时，汉朝开始向滇池地区移民，“汉乃募徙死罪及奸豪实之”[2]。汉族移民进入，汉文化也自然随之传入。
在同一时期，汉武帝时期最重要的两个文学家司马相如和司马迁先后到了云南的一些地方，云南人士张叔、盛览还向司马相如学经学赋，并开始了汉文文学的创作。万历《云南通志》引《太平御览》：“张叔，叶榆人。天资颖出，过目成诵。俗不知书，叔每疾之，思变其俗。元狩间，闻司马相如至若水造梁，遂负笈往从之，授经归教乡人。”[3]李元阴万历《云南通志》引《古今书尺》：“盛览，字长通，叶榆人。学于司马相如，所著有《赋心》四卷。有司马相如答书云：‘辞赋者，合纂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之迹也。赋家之心，包括宇宙，总览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4]《西京杂记》也记载了这件事，但说盛览是牂牁名士，并且还说：“盛览乃作《合组歌》《列锦赋》而退，终身不敢复言作赋之心也。”[5]叶榆即今大理一带，牂牁则包括今滇东、滇南一带。张叔和盛览都向司马相如学经，并且都回到家乡传授经学，盛览还写过《赋心》四卷、《合组歌》和《列锦赋》。《赋心》可能是属于赋的创作和欣赏之类的理论批评著作，《合组歌》和《列锦赋》可能是相近于司马相如夸张铺陈的大赋一类的作品，可以说是云南汉文文学的最早作品。
但盛览的作品已经亡佚，张叔是否有过著作也不太清楚，所以，《滇南文略》说：“张叔、盛览、尹珍、许淑诸人著作无征，此篇乃滇南文字之祖。”[6]尹珍是牂牁郡人，汉桓帝时曾从许慎受经书图纬，学成，回到家乡教学。许淑是益州郡人，元和中入内地学五经，归教乡人。道光《云南通志》说许淑是“善阐人”，即今昆明人，益州包括今昆明地区。元和为汉章帝年号（84—87年），桓帝则于147年至167年在位。《滇南文略》这里说到的“此篇”，指的是蜀汉时期吕凯《答益州渠帅雍闿檄》，又称《答雍闿檄文》，《滇南文略》认为这是现存最早的成篇汉文文献。但现在看来，现存最早的成篇汉文文献应该是立于东汉中叶汉和帝永元八年丙申（96年）的《孟孝琚碑》。吕文写于刘备逝世之后，诸葛亮南征之前，大约在建兴元年（223年），比“孟孝琚碑”晚了127年左右。“孟孝琚碑”碑文可以说是云南现存最早的散文作品。
以云南的神话传说、民俗为创作内容的作品，或迻译、记述云南少数民族神话传说和诗歌作品也最早出现在汉代。西汉宣帝时的著名辞赋家王褒的《移金马碧鸡颂》，第一次以辞赋形式写到了云南金马、碧鸡神话。王充的《论衡》、范晔的《后汉书》都记载了东汉杨终的《哀牢传》，方国瑜认为杨终之作作于明帝永平十一年（68年）。《哀牢传》生动完整地记述了流行于滇西地区的九隆神话。《后汉书》记载的《白狼歌诗》三首是最早用汉文记录的西南夷人所作的诗歌，同时记录西南夷读音和汉译诗意，方国瑜认为其作于永平十七年（74年），并且认为白狼语即古纳西语。《华阳国志》记载的《渡澜沧歌》，又名《行人歌》，是最早用汉文记录的云南歌谣，《云南地方文学史》认为这首歌谣的出现“不晚于公元前130年前后”。[7]
云南汉文文学自汉代出现以后，持续而缓慢地向前发展。这可以从留存至今的一些碑刻上得到印证。比如，立于大亨四年（405年）的“爨宝子碑”（按：东晋权臣桓玄篡位，改年号为大亨，时为402年，次年改年号为建始，据推算大亨四年为405年），立于南朝宋大明二年（458年）的“爨龙颜碑”，立于武周圣历元年（698年）的“王仁求碑”等。
南诏、大理国时期，内地与云南的文化联系进一步加强，云南汉文文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无论是诗歌创作，还是散文创作都有了可喜的成就。比如南诏骠信、赵叔达、杨奇鲲、段义宗、董成、布燮等人的诗，有的被收入《全唐诗》中。散文则有“南诏德化碑”碑文、异牟寻文、木夹文、王嵯巅文、《南诏图传》文字部分等。大理国时期的李观音得的诗文，以及《地藏寺经幢记》《护法明公德运碑赞》《嵇肃灵峰明帝记》《兴宝寺德化铭》《皎渊塔碑铭》《高生福墓志铭》等，都表现出较高的文学水平。
从元代开始，云南汉文文学发展迅猛。元朝在云南实行了一系列重要措施，最重要的是设立云南行省，调整行政区划，实行路、府、州、县制，使云南整体上真正成为中央王朝的一部分。同时，设立学校，建盖孔庙，推行儒学，兴修水利，推行垦殖，厘定赋税，促进了经济文化的发展，促进了汉文化的传播；内地文人儒士如刘秉忠、姚枢、郝天挺、张立道、程思廉、郭松年、李京、支渭兴等先后来到云南，有的还著有以云南山川风物、人情世故为写作对象的作品。云南文人文学经过南诏、大理国数百年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又由于同宦滇人士的交往增多，汉文化水平有了明显提升，云南本土汉文文学创作也得到了较大发展，出现了一大批汉文诗人作家和作品，作品数量和质量及覆盖范围都大大超越了前代。
明清两代，云南与内地的联系越来越紧密，汉族移民越来越多，汉文化成了云南的主流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一起成为云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大规模的屯军屯田，大量汉族人口在云南的核心地区定居，加上战争、经商、宦游、逃难、流放等，进入云南的汉族人口越来越多，到了万历六年（1578年），汉族人口开始超过少数民族人口。[8]永乐九年（1411年），云南按全国定制实行乡试、会试，设立学校、读书识字、科举考试不仅在汉族中，也在不少的少数民族中渐成风气，汉文化传播到了全省的城镇和大多数乡村。由于这些原因，汉文化深刻地影响着其他民族的文化。随着清代“改土归流”的实施，大多数少数民族地区土司等上层的权力逐渐减弱，中央集权一步步得到了加强，汉文化逐渐传播到四面八方。在这样一种社会文化背景下，作为汉文化的重要载体，明清两代的云南汉文文学得到了迅猛发展，进入了繁盛时期，一直持续到清朝灭亡。明清时期，云南人参加科举考试及到内地做官的人越来越多，同时，越来越多的内地文人也来到了云南，双向交流的结果也促进了云南汉文文学的发展。根据《云南丛书》所收录的《滇南诗略》《滇南文略》《滇文丛录》《滇诗丛录》和各种别集的情况来看，明清时期的作家和作品数量所占比例估计至少在98%以上，创作水平和影响力也大大提升。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统治，但传统文学并没有因此而结束，就云南的情况而言，出生在清代后期即近代的一些文学大家还在持续他们的诗文创作，比如赵藩（1851—1927年）、陈荣昌（1860—1935年）、秦光玉（1869—1948年）、赵式铭（1873—1942年）、袁嘉穀（1872—1937年）、周钟岳（1876—1955年），因此，晚清近代云南汉文文学时间的下限要适当延长到辛亥革命以后，甚至到20世纪30年代后期。
也就是说，云南历史上的汉文文学从汉代开始起步，到了南诏、大理国时期有了突出进步，元代进入了一个发展新阶段，明清近代是繁盛时期。从作家、作品的数量、范围、水平而言，明清近代汉文文学应该是整理、研究的重点。
（二）地域空间
在研究云南汉文文学发展的历史脉络的同时，也要关注其地域空间的演变，要注意到历史上各个时期的云南在空间上并不完全重合，与现今的云南在疆域上也是不完全重合的。
比如，蜀汉的南中四郡，即越巂、永昌、益州、牂牁。越巂郡所辖包括今四川南部的西昌、会理、攀枝花、盐源、盐边等地区以及云南的丽江、楚雄州西北地带；永昌郡所辖包括今云南大理、保山、怒江（部分）、德宏、临沧、普洱、西双版纳等地区；益州郡所辖包括今云南的昆明、玉溪、曲靖中部和西部、红河州中部和西部以及楚雄除大姚、永仁以外的地区；牂牁郡所辖包括今贵州省的绝大部分和广西右江上游地区，云南文山州、红河州东部、曲靖东部，以及越南莱州省北部。[9]基本上显示了汉代以来的云南疆域的基本状况。南诏、大理国强盛时，疆域“东据爨（今云南东部），东南属交趾（今越南北部），西摩伽陀（今印度境内），西北与吐蕃接，南女王（今泰国北部南奔府一带），西南骠（今缅甸中部），北抵益州（以大渡河为界），东北际黔巫（今贵州东北部）”[10]。它控辖的疆域面积相当于如今的两个云南省，成为雄踞中国西南和东南亚的重要政权。元代云南行省的疆域又有了变化，其面积“比近代的云南省的面积大三分之一左右”[11]。明洪武年间，把原属云南的乌蒙、乌撒、东川、芒部四军民府，改为隶属四川。直到清雍正年间，又把东川、乌蒙、镇雄改隶云南。也就是说，在明洪武年间到清雍正年间近350年的时间内，今昭通市昭阳区、镇雄县、巧家县、昆明市东川区、会泽县等地并不属于云南。
可见，不同时期，云南的疆域范围是有变化的，在研究云南汉文文学的历史演化时不能忽略这种空间地域的变动。但我们注意到，虽然历史上云南疆域范围有所变化，但汉文文学传播发展的基本线索和核心区域却是比较清晰的。历史上内地汉文文学向云南传播扩散的基本线索主要有两条：一为从四川到昭通、曲靖、昆明，一为从四川到大姚、姚安、大理。经过长期的演化，明清时期云南汉文文学的发展形成了三个主要核心区域，即分别以云南府（今昆明）、大理府、临安府（今建水）为中心，再以这三个中心为原点，150千米左右为半径画3个圆圈，这3个圆圈内的区域大致就是明清时期汉文文学发展的核心地区。这三个核心区域，政治、经济、文化上都比其他地区影响大，科举考试高中甲科、乙科的人才较为密集，汉文化教育较为普及，为汉文文学的发展繁荣奠定了基础，明清时期的云南汉文学作家诗人主要集中在这三个核心区域。当然，这三个核心区域互相联系，互相促进，又各有特点。
（三）作家
这里主要说的是云南汉文文学作家的身份认定问题。陶应昌《云南历代各族作家》“前言”中说，此书涉及“云南历代各族作家”1500余人，元及以前30余人，明代340余人，清代1200余人。这些作家当然基本上是云南籍贯的，但也有几位并非云南籍贯的，如南诏郑回（四川相州人），明末释大错（本名钱邦芑，江苏丹徒人），清初倪蜕（松江人，今属上海）、胡蔚（武陵人，今属湖南常德）等人，但却未收杨慎等人。杨慎虽为四川新都人，但自嘉靖三年（1524年）“议大礼”被贬谪后，大半辈子主要生活在云南，比他在四川、北京生活的时间都要长，更重要的是他对当时云南地方文化和汉文文学的影响巨大，超过了任何一位内地籍入滇人士，以至于一些民间传说把他当作云南本土诗人。这样，问题就来了，对于长期在云南生活和创作的外地籍贯的作家，算不算是云南作家，要用什么来作为入选的标尺？
相关的还有一个问题。有些作家虽为云南籍贯，但从小就离开了云南，后来一生的活动、创作也一直在外地。比如，杨一清虽然籍贯为云南安宁，但除了一次回滇省墓以外，出生、读书、做官、写作都不在云南，自青年时期起，即定居江苏丹徒，以至于当时人们在以地望称谓时，都称之为“杨丹徒”。[12]又如清代女诗人李含章，籍贯云南晋宁，从小就跟随父亲李因培离开家乡，读书、学诗、写诗、嫁人、生子、逝世，都不在云南。类似杨一清、李含章这样的诗人作家，与杨慎等相比较，如果冠名“云南作家”，谁更合适呢？杨慎等人虽非云南籍贯，但在云南生活过较长时间，主要文学成就在云南取得，对云南的汉文化和汉文文学的传播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作出了贡献，选入云南作家之列是完全合适的，是当之无愧的。用什么样的标准确定云南作家的身份才比较合适？在当代艺术、文学的研究中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比如著名画家袁晓岑籍贯为贵州普定，著名作家彭荆风籍贯为江西萍乡，著名作家周良沛籍贯为江西永新，他们都是在青年时期到了云南，周良沛甚至不到17岁就到了云南，从此在云南生活、创作，把一生都贡献给云南的文化事业，对于这样的画家、作家，把他们认定为云南的画家、作家，不是更合适吗？
因此，云南汉文文学作家应该包括两部分：一类是云南籍贯的作家，一类是虽为外省籍贯，但在云南生活过较长时间，主要在云南开展文学创作并取得较高成就，对云南汉文文学的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作家。
（四）基本文献
云南汉文文学作品有多少？现今还没有人做过详尽的统计，但可以说大多数作品已收入《云南丛书》，整理研究云南汉文文学的时候，可以把收入《云南丛书》中的著作作为主要文献。收入《云南丛书》“集部”中的总集有：袁文典、袁文揆《滇南诗略》47卷；袁文揆、张登瀛《滇南文略》47卷；黄琮《滇诗嗣音集》20卷；许印芳《滇诗重光集》18卷；陈荣昌《滇诗拾遗》6卷；李坤《滇诗拾遗补》4卷；《滇文丛录》101卷；《滇诗丛录》101卷；赵藩《滇词丛录》3卷等。收入《云南丛书》“集部”中的别集有102种。除了“集部”中的文献以外，“经”“史”“子”三部中，不少著作也与文学有关，比如方玉润《诗经原始》收入“经部”“史部”之《滇小记》《滇系》，“子部”之《南园漫录》《滇释纪》等著作中的一些文字都有文学研究参考价值。
还要注意到有些未收入《云南丛书》的文献，如《滇八家诗选》《滇六家文选》等，《滇南碑传集》《续滇南碑传集》，各种省志、府志、州志、县志等地方史志中的“列传”“艺文志”，都属于必要参考文献，应该加以关注。像《新纂云南通志》等地方志，在整理研究云南汉文文学时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忽略的。
今人整理的本子，如方国瑜主编的《云南史料丛刊》13卷（册）是云南史料集大成之作，不仅是地方史、民族史研究的必读书，也是云南汉文文学史研究的必读书；张国庆的《云南古代诗文论著辑要》，可以说是首部云南诗论文论集辑著作，廖泽勤的《全滇词》是首部集辑云南历代词作的著作，这两部著作都具有总集的性质，都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还有一些相关的工具书，如方树梅撰的《明清滇人著述书目》、李小缘编辑的《云南书目》、陶应昌编著的《云南历代各族作家》、冯良方的《云南古代汉文学文献》、郑志惠编的《云南史料丛刊总目录》等，都对云南汉文文学的研究大有帮助。
二、云南汉文文学的整理与研究
（一）成绩
最早系统地、大规模地对云南汉文文学文献进行整理的应该是《滇南诗略》。袁文典在《滇南文略》“序”中说：“嘉庆庚申，滇诗之刻将竣，予季文揆复以滇文为请。”[13]嘉庆庚申即嘉庆五年（1800年），说明此时《滇南诗略》刻印已基本完成。接着，又开始筹划整理刊刻《滇南文略》。此后，黄琮、许印芳、陈荣昌、李坤等人也先后在做滇诗的整理、增补工作。分地区的汉文文学征集整理、刊刻工作也在进行，先后完成的主要有赵联元辑《丽郡诗文征》（丽郡主要包括今丽江市、鹤庆县、剑川县等地）、李鸿祥辑《玉溪文征》、李根源辑《永昌府文征》（永昌主要包括今保山市、永平县、梁河县等地）等。
到了民国初年，在唐继尧的支持下，赵藩发起并担任总纂，搜集、整理、汇编《云南丛书》，自民国三年（1914年）开始刻印发行，民国十二年（1923年）刻印完成初编。赵藩逝世后，陈荣昌、袁嘉穀先后担任《云南丛书》总纂，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基本刻印完成《云南丛书》二编。由于抗战，以及陈、袁等人的去世，《云南丛书》辑录刻印工作不再进行。
从1940年一直到改革开放前，近四十年时间，可以说是云南汉文文学整理和研究的停滞期。
从改革开放到现在，云南汉文文学的整理与研究取得了突出的成绩，最近二十年进步特别明显，主要体现在整理、研究、课题和队伍建设四个方面。
从整理方面来看，最突出的就是2011年《云南丛书》的影印出版。云南省文史研究馆目前正在编纂《云南丛书续编》，大部分选编、影印工作已经完成，将正式出版。《云南丛书续编》中有一部分著作也与云南清末汉文文学相关。另有上海书店、台湾新文丰公司分别影印出版的《丛书集成续编》中都收录了《云南丛书》的大多数著作。
另外，属于总集的辑录或整理的有：张国庆辑录和标点的《云南古代诗文论著辑要》（诗文论著总集，中华书局2001年出版），廖泽勤编著的《全滇词》（黄山书社2018年出版），李根源辑、陆卫先等主编的《〈永昌府文征〉校注》（云南美术出版社2001年出版）。在别集整理方面，云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云南古代汉文学要籍丛书”比较突出，目前出版的丛书有沐昂的《沧海遗珠·素轩集》、杨一清的《石淙诗稿》、担当的《担当遗诗》、许贺来的《赐砚堂诗稿》、戴淳的《晚翠轩诗钞》、朱庭珍的《穆清堂诗钞》、赵藩的《向湖村舍诗初集》。中华书局出版的“红河文库”中也点校整理了一些现红河州境内明清作家的别集。
诗文选注是汉文文学整理的一个重要方面，这方面的成果主要有：张文勋的《滇云诗词》（1993年）；赵浩如的《古诗中的云南》（1995年）；张文勋主编，赵浩如、段炳昌副主编的《云南历代诗词选》（2002年），该书收录诗人344人，诗词作品827首，时间跨度从汉代一直到近代，是迄今收录云南汉文诗词作家、作品最多、跨时最长、覆盖最广的选本。赵寅松主编的《历代白族作家丛书》（2006年）18册也是诗文选注，其中除“综合”一卷（册）外，其余每一位作家一卷（册），包括杨士云、李元阳、赵炳龙、高奣映、师范、王崧、赵辉璧、李于阳、杨绍霆、董正官、赵藩、杨琼、赵式铭、赵甲南、周钟岳、李燮羲、段居17位白族诗人的作品选注，“综合”一卷（册）收录选注了119位作家的518首（篇）诗文作品。余嘉华、易山主编的7卷本《云南历代文选》（2014年）包括诗词、散文、游记、传记、碑刻、辞赋、文论各1卷，收录作品共1386篇（首），诗话6部，有标点、注释、作者小传，配有附录大量索引条目、图片。另外，作家个人诗文专集方面，李元阳、苍雪、担当、程含章、高奣映、李含章、王崧、何桂珍、赵式铭、袁嘉穀、王灿、由云龙等的诗文集都有整理、注释本出版。周锦国还集中对清代白族赵廷玉家族的作品进行了点校、注释和评析。
从研究方面的成绩来说，一是年谱和传记。孙秋克等著的《明代云南文学家年谱》（2017年）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收录了兰茂、杨一清、杨士云、张含、王廷表、木公、李元阳、唐尧官、王元翰、王锡衮、苍雪、文祖尧、担当、赵炳龙、高应雷、陈佐才、何蔚文、陆天麟共18位作家（谱主），是近年来云南明代汉文文学研究的重要成果之一。已出版的云南作家传记主要有兰茂、杨一清、李元阳、木增、苍雪、担当、孙髯翁、钱南园、窦垿、赵藩、陈荣昌、袁嘉穀、周钟岳等。其中张维《袁嘉穀传》（2001年）篇幅达41万字，王明达的《赵藩传》（2003年）、《周钟岳传》（2015年）都有着较大的社会影响。
二是论著。在报刊上公开发表的相关学术论文数量不少，涉及的作家、作品也比较广泛，因为没有做过全面检索，这里无法作确当的评述。就学术著作来说，张文勋主编的《白族文学史（修订版）》（1983年）共44万字，对1959年初版的《白族文学史》中对古代作家重视不够的缺欠进行了补充修订，用近三分之一的篇幅论述了古代作家汉文书面文学的成就；蓝华增的《云南诗歌史略——赵藩〈仿元遗山论诗绝句论滇诗六十首〉释笺》（1988年），对赵藩论滇诗60首绝句以及所涉及的87位诗人进行了评价，可视为一部云南古代诗歌简史；张福三主编的《云南地方文学史（古代卷）》（1994年），其中用大量篇幅论述了古代云南汉文文学的成就和发展演变轨迹，涉及诗歌、散文、辞赋、戏剧、诗论等各个方面，是迄今为止对云南汉文文学进行整体研究的最全面的专著。自1994年《云南地方文学史（古代卷）》出版以后，云南汉文文学研究及相关研究专著的出版似乎进入了一个相对比较岑寂的时期。进入2010年以后，情况有了明显改观，云南汉文文学研究的专著逐渐多了起来，主要有孙秋克的《明代云南文学研究》（2010年），段炳昌的《天南风雅：一个小地方的大创作》（2012年），姜晓霞的《杨慎与杨门诸子研究》（2015年），周雪根的《明代云南流寓文学研究》（2015年），雷声普等研究李因培家族的《云南第一世家》（2016年），李潇云的《清代云南诗学研究》（2017年），周锦国的《明清时期白族家族式作家群研究》（2018年）等。
三是博士、硕士学位论文。云南大学研究明清时期汉文文学的博士学位论文有3篇，即李潇云的《明清云南诗学理论研究》，王欢的《朱庭珍及其〈筱园诗话〉研究》，王准的《云南历代辞赋研究》。另外，云南到省外高校攻读博士学位的学子，有的也以云南明清汉文文学作为研究对象，并撰写博士论文，如华中师范大学茶志高的《清人编纂云南诗文总集研究》（2014年），浙江大学董雪莲的《清代云南诗歌研究》（2019年）等。硕士论文比较多，大多完成于2000年以后，主要集中于云南大学、云南师范大学、云南民族大学3所学校，这3所学校都有古代文学和古典文献学硕士点，不少硕士生的论文选题都以云南汉文文学为研究对象。云南大学冯良方、罗江文两位老师指导的学生，选题大多与云南古籍或古代文学有关。笔者先后指导的11名古代文学硕士生，每个学生的论文选一位作家进行研究，分别是杨士云、张含、苍雪、李因培、袁文典、严廷中、戴絅孙、朱艧、马之龙、李于阳、许印芳，共11位作家，已初步形成系列，其中关于7位作家研究的相关文章已选入此书。在陈友康、周雪根两位老师的指导下，云南民族大学一些古代文学硕士生也对明清云南汉文文学作家进行了很好的研究。数量可观的硕士、博士论文的出现，是最近十多年来云南汉文文学研究中出现的极为可喜的新气象。
四是在获得课题方面，也有了一些起色。据不完全统计，获得国家社科基金资助的相关项目有大理学院（今大理大学）周锦国的“明清时期白族家族式作家群研究”（2008年），昆明学院孙秋克的“明代云南文学家年谱”（2011年），云南民族大学周雪根的“明清滇黔遗民诗人群体研究”（2017年）。同时，各个高校还承担了一些省级的社科规划课题。近年来，有些高校还承担了一些大型委托项目。如“红河文库”是云南大学茶马古道研究所受红河州委、政府委托，对现存的红河州历史文化典籍进行整理、点校的大型项目，目前已基本完成一批著作的整理、点校工作，正陆续由中华书局出版。“红河文库”中也包括了张汉、朱艧、许印芳、朱庭珍、袁嘉穀等作家的作品。“云南古代汉文学要籍丛书”是云南教育出版社承担的国家古籍整理出版项目，委托云南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教研室对相关古籍进行整理。这套丛书精选了云南古代20位作家的诗文集进行整理、标点、校勘，这些作家都是在明清时期的文坛上具有重要影响的人物，他们的作品堪称云南古代汉文学文献中的经典。这两套丛书的出版，对云南汉文文学的整理研究工作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令人高兴的是，地方党委和政府以及省内出版单位都认识到了云南汉文文献和汉文文学的价值，认识到了它们对于增强文化自信、建设和繁荣民族文化的重要意义，对云南汉文文献和汉文文学的整理研究越来越重视。
五是在研究队伍建设方面，2000年以后有了较大的进展，其标志就是相关专业硕士点和博士点的设立。2003年云南大学中国古典文献学硕士点获得批准，2006年中国古代文学硕士点获得批准，2011年中国古代文学博士点获得批准，都先后开始招收硕士生或博士生。同期，云南师范大学和云南民族大学也获准设立古代文学和古典文献学硕士点，并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10多年来，上述三所大学培养的古代文学和古典文献学的硕士生累计已超过200名，至少有五分之一的硕士生学位论文选题与云南古代汉文文学有关，有的学生继续攻读博士学位，仍然以云南古代汉文文学研究为博士学位论文选题。这样就逐渐形成了云南大学、云南师范大学、云南民族大学三个云南汉文文学的研究队伍，青年一代研究者正在茁壮成长。在昆明学院，形成了以孙秋克教授领衔的云南明清汉文学研究团队。2019年昆明学院也获准设立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硕士点，第一批古代文学研究生已于2019年9月入学。除了昆明的高校以外，楚雄师范学院以曹晓红教授为核心，大理大学以周锦国教授为核心，也分别形成了整理研究云南明清汉文文学的学术团队。
云南汉文文学整理研究取得了突出的成绩，相关学位点的设立，研究队伍的成长，研究力量的不断积累，都是几十年来几代学人不断努力、持续建设的结果。在回顾这些成绩的时候，我们特别要记住张文勋、李孝友、王运生、雷声普、赵浩如、傅光宇、张福三、蓝华增、余嘉华、蔡川右、陶应昌、杨开达等老一辈学者曾经做出的努力，是他们在云南古代汉文文学被视为冷门学科的环境下，甘坐冷板凳，坚持不懈，为云南古代汉文文学的研究筑路搭桥，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不足
云南汉文文学的整理研究虽然取得了突出的进步，但也存在着明显的不足。
一是总体认识的偏误与信心不足。由于地处边陲，历史上云南一直被视为蛮荒之地，官方不重视云南汉文文学的保护、整理、刻印，掌握文化话语权的内地文人轻视甚至无视云南汉文文学的存在和发展，加上兵燹、社会动乱、灾难等的破坏，云南汉文文学的很多文献都湮没散佚了。尽管明清以来，有不少云南本土的有识之士克服艰难困苦，收集、整理、刊刻汉文文献，但由于传播条件和话语权等方面的限制，这些有识之士的努力并未在明清学界产生大的影响，云南汉文文学的成就并未被更多的学者了解和认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前，对云南汉文文学的总体认识上出现了两个偏误。首先是把历代遗传的汉文文学看成为腐朽的地主阶级封建主义文化，从而加以批判，甚至完全摒弃。其次是认为在云南只有少数民族文化才有特色，才有研究挖掘的价值，以至于把少数民族文化作为整个云南民族文化的代名词，而云南的汉族文化、汉文文学特别是古代汉文文学却被有意无意地遮蔽了。在改革开放以后，第一种偏误已经逐渐消失了，但第二种偏误却还存在，相关的观点在学术界和社会上非常流行，对汉文化是云南主流文化的历史和现实的事实认识不清或基本无视，云南汉文文学的价值和意义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其结果自然也制约到了云南汉文文学整理研究的开展、相关学人自信心的建立、研究队伍和相关学科的建设、研究成果的产出和学术影响，当然也制约了对云南民族文化的完整认识、云南人民文化自信力的建立和云南民族文化强省的建设。
二是研究队伍的相对孱弱。前面说到，2000年以后，研究云南古代汉文文学队伍的建设方面有了较大的进展，多所高校设立了相关专业硕士点，还有了博士点，陆续培养了一大批古代文学研究的硕士生和博士生。但这只是从纵向进行比较，只是相对于以前的情况来说，如果横向比较其他学科来说，比如民族学、云南民族史、云南地方史、民俗学、民间文学艺术等学科的研究队伍来说，研究云南古代汉文文学的学科队伍显然比较孱弱，产出的成果、承担的任务和课题也相对比较少。如果从理应承担的整理、研究云南古代汉文文学的巨大工作任务而言，这个学科目前的队伍就显得更为孱弱了。
三是整理工作的迟滞。在云南明清汉文文学的整理方面，尽管学者们已尽了很大努力，取得了突出的成绩，但由于云南明清汉文文学文献储量巨大，研究队伍又比较弱小，缺乏长远有力的规划、统一部署和组织力量，相关的课题项目比较少，加上整理工作在学术评价体系中不受重视，影响研究者的积极性，鲜有学者愿意把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古籍整理这种难度大、见效慢的艰苦工作中。因此，从整体上看，从增强文化自信和文化繁荣的时代要求以及古籍整理的任务要求来看，云南明清汉文文学的整理研究工作是比较迟滞缓慢的，大量的文学文本处在完全没有被整理研究的沉睡状态之中。云南古代汉文文学的大型总集，最重要的就是《滇南诗略》《滇南文略》《滇诗丛录》和《滇文丛录》四部，直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人进行点校、注释，还没有一部整理本的出版。明清作家个人著作的整理总体上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方玉润是近代中国学术史大家和重要诗人，著述颇多，根据向达的著录和考述，方玉润著作多达43种，从书目来看，涉及文学的至少有《诗经通致评解》《诗经原始》《诗纬所正集》《骚坛俎豆》《评点杜诗》《本朝十二家诗选》《鸿蒙室文钞》《鸿蒙室诗钞》《评点聊斋志异》《评点红楼梦传奇》等，除了《诗经原始》已整理出版外，其他都没有整理出版，有的是否存在，向达都不敢确定。[14]向达著录和考述方玉润著作的时候是1933年，到现在近百年过去，这种情况依然没有改变。令人担忧的是，向达还能看到的方玉润的著作，我们可能已无法看到了。赵藩是云南近代史上影响巨大、著述丰赡的著名诗人、学者、政治家，一直关注云南地方文献的搜集、整理和刊刻工作，他曾收集了一百多种流传于各地的云南历代文献，倡导和主持编纂《云南丛书》《滇词丛录》《滇诗从录》《滇文丛录》（后两部在赵藩逝世后由秦光玉、袁嘉穀完成）等。他的著作有《向湖村舍诗初集》12卷，《向湖村舍诗二集》26卷，《向湖村舍诗三集》26卷，《别集》4卷，《向湖村舍文集》20卷，《小鸥波馆词钞》8卷，《鹪巢识小录》12卷，《骈文》8卷，《介庵楹句辑录钞》《介庵楹句续钞》2卷，《桐华馆梦缘集》3卷，《双清馆书牍》30卷，《金石书画题跋》10卷，《自订年谱》2卷，《寿苏集》1卷，《介庵函牍》2卷，纂辑《咸同滇中兵事记》20卷，《岑襄勤公年谱》4卷，《同人翰札》17卷，《滇词丛录》3卷，《清六家诗钞》6卷，《钱南园先生守株图题词录》1卷，《宦蜀滇贤传》1卷等[15]，以上赵藩个人著述总数达218卷。《滇八家诗选》卷五中说，赵藩“存诗七十余卷，不下万数千首，视放翁犹过之”。但赵藩如此赡富的著述中，只有《向湖村舍诗初集》12卷、二集中的7卷被收入《云南丛书》，《向湖村舍诗初集》已被整理出版，《介庵楹句辑录钞》和《续钞》有张文渤注释本，其余著作都没有整理出版，有的已经亡佚，比如《向湖村舍诗三集》，方树梅在1959年还请赵藩三子抄录过[16]，现在已无从访寻，不知存否。赵藩为收集整理云南地方文献殚精竭虑，贡献至伟，而他自己的著述却没有得到人们的尊重和整理，这是多么令人痛心和羞愧的事！方玉润和赵藩是云南文化史和文学史上的大家，他们著述的整理尚且遭遇如此，其他云南明清作家的著述整理情况就可想而知了。由于整理是研究的基础，因此，也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云南古代特别是明清汉文文学研究的深入开展。
四是对象把握的失衡。这里指的是在研究汉文文学的时候，并没有很好地进行规划，对有的历史时段的文学、有的作家、有的文体关注较多，而对其他时段的文学、作家和文体却关注较少，甚至基本未做研究。比如，从不同历史时期文学的研究来说，对明代中后期（大致为嘉靖到万历前期）、明清之际、清末民初相对研究较多。就明清作家研究而言，较多地集中于杨一清、李元阳、担当、赵藩、陈荣昌、袁嘉穀等人，而对众多的明清作家却研究不足，有的甚至被完全忽略了。在研究某个作家的时候，也往往主要集中在某些方面，而对其他方面的文学成就却用力不够，或未予以关注。比如，研究李元阳的，文学史界主要关注其诗歌，其大量的散文却未得到更多研究；对赵藩的研究，最多的是反复阐释他的“攻心联”，也有一些关于论述赵藩诗歌的文章，但对他的词却研究较少，对他的众多散文、骈文、书信等文类基本缺乏研究。如果研究一个作家，只是对他的部分作品，或某种文体、体裁进行研究，而不阅读分析他的全部作品，那无异于盲人摸象，是不能准确地、完整地把握研究对象的面貌和特征的。从不同文体、体裁的研究而言，对汉文文学中的诗歌研究较多，而对词、散文、辞赋、小说、戏剧等的研究较少，相关的研究论文难得一见。造成这种研究对象把握不平衡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的是大多数研究者避难从易，诗歌研究相对容易入手，而其他文体或是收集资料比较困难，或是阅读理解比较艰难。由于研究对象把握的失衡，导致了对具体作家的评价不准确或不全面，对各个时期文学发展基本面貌和特征分析概括欠缺，对云南汉文文学总体特征和价值意义认识定位模糊不清。
五是成果的一般化和视野方法的局限。如前所述，几十年来，云南古代汉文文学的整理和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和突出的成绩，出现了一些高质量、高水平的成果，但总体而言，一般性的、空泛的著作和文章比较多，甚至翻来覆去，或人云亦云。比如，赵藩的“攻心联”被反复陈述，相关的文章可谓不少，但大多重复，似曾相识，缺乏新角度、新观点；写袁嘉穀的文章，则不厌其烦、津津乐道于他的经济特科状元，不愿读《袁嘉穀文集》和张维《袁嘉穀传》等基本材料，不去研究袁嘉穀主要的学术贡献和文学成就，使学术研究降低为网络传闻的水平。有的论文只局限于以一个作家为对象，又主要以这个作家的诗，甚至某类或某阶段的诗为对象，把作家作品从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剥离开来，作家作品变成了孤立的存在。这样的论文，即使说得头头是道，也必然是缺乏深度、广度和历史感的，不能算是文学史的研究。有的研究论著就作家而谈作家，就云南而谈云南，对当时的时代背景、文化思潮、文学发展关注不够，既没有联系内地社会和文学的动态，也没有联系云南当时的历史、文化、社会和民族等情状，没能在纵横交错中为云南汉文作家找到合适的坐标点，也就无法准确地评价这个作家，无法估量这个作家在云南文学史上乃至中国的价值。
就文化思潮而言，比如，明代泰州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罗汝芳，惊世骇俗的思想家、文学家李贽，清代经学大师、主持刊刻《十三经注疏》的阮元等都曾在云南任过职，他们与当时的一些云南文学之士都有过不同程度的交往，但他们对云南当时的文学产生过怎样的影响，或者说，云南的文学家与明清时期一些重要思想流派有着怎样的关系，至今仍然没有弄清楚。对于阮元，云南人津津乐道的是他修改大观楼长联的失败，讥讽其“软烟袋（阮芸台）不通”，但对于阮元在云南学术思想的影响却没能做过认真的梳理。梁启超在《近代学风之地理分布》中说到：“时则阮芸台先生督两广，设学海堂课士，道、咸以降，粤学乃骤盛。”“乃至阮文达之在粤与在滇，其努力传播文化工作相等，而粤之收获至丰，滇之收获至啬也。”梁启超认为重要原因就在于“环境对于当时当地之支配力”。云南“元明清以来，政治上皆在半羁縻的状态之下，无论文化也”。[17]实际上，阮元对云南思想学术界的影响虽然没有如对广东那么成效显著，却也并非像梁启超说的那样一片空白，但是学术界确实没有人很好地对阮元在云南的学术和文学影响进行梳爬探究，特别是云南的研究者们自己不去下功夫弄明白，这就难怪别人把云南视为汉文化的沙漠了。也就是说，无论是罗汝芳、李贽，还是阮元，都曾对云南思想文化产生过影响，对某些作家的思想和创作及当时的学风文风产生过影响，如果厘清了这些关系和影响，在评价作家的成就和地位、归纳概括明清云南文学某阶段的特征时，就能找到合适的坐标，而不是仅仅就作家而谈作家。又如，明清云南汉文作家中，很大一部分是少数民族，但是民族身份对于这些作家意味着什么？民族身份和意识如何有意无意的体现在他们的诗文创作之中？他们如何处理好民族、地方和对汉文化的主动认同之间的关系？等等问题，在研究中很少得到深入的解释，民族身份往往只成为今人加在某些古人头上的没有多少意义的帽子。只有解决好这些问题，才能深入地解释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和精神世界，从而准确认识云南明清汉文文学的特点。而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运用民族学、民族史、地方史、明清史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目前的状况是，一些云南汉文文学的研究者缺乏必要的历史学、哲学、思想史、民族学等理论和方法的基本训练，缺乏比较研究、交叉研究、边际研究、综合研究的能力，总体上看，具有独到眼光、独特角度、广阔视野，运用新的理论和方法，深入挖掘、观点新颖、有厚重历史感的专著和论文较少。除了这些情况以外，视野方法的局限还包括对学术界关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学术动态和关注不够，对近年来的一些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的关注不够，在研究云南汉文文学时理论和方法比较单一。近年来中国古代文学中比较流行且成就突出的一些重要的理论和方法，比如文体学、叙事学、阐释学、接受美学、文学传播学、女性文学、文学译介、文学古今演变研究、文学地理学、文学与制度、文学与话语、文人群体研究、文学世家研究、古代文学典籍的数据化和信息化、古代文学可视化等理论和方法，除了周锦国、周雪根等人的某些文人群体研究和文学世家研究取得了成绩之外，总体上较少看到云南汉文文学研究在运用上述理论和方法时有突出的成果。理论视野的促狭，方法运用的陈旧与单一，云南汉文文学研究要想取得重大成果与突破当然是非常困难了。
三、需要注意和解决的几个问题
（一）解决认识问题
第一，要充分认识云南汉文文学在云南乃至中国文学史和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汉文化在云南的传播、扎根并逐渐成为主流文化，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至迟从汉代开始，汉文和汉文学就传入云南，从此不断扩大、浸润。在南诏、大理国时期，官方的文告、文件、碑文刻以及宗教文本、碑幢等都基本上使用汉字，许多贵族、僧侣都精通汉文学，能吟诗作赋撰文，表现出对中原文化越来越强烈的认同感。到了元明清时期，云南已经成为中国统一疆域中的稳定部分，汉文化已成为云南的主流文化，云南文化和文学也成为了中国文化和文学不可缺少的的组成部分。在这个过程中，汉字和汉语的通用，学校的设立，汉文学的传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诗词文赋通过学校、科考的传播，赢得了读书人的喜爱；戏剧的表演，将中原文化中的仁信廉耻、忠孝节义等观念，不分雅俗地传播给了各个不同的阶层人群，无论是官僚士绅，还是一般民众，无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都得到了感染和熏陶，得到了潜移默化。这对增强各族民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增强各民族的团结，对祖国的统一和西南边疆的稳定都起了巨大的作用。可以说，没有汉语汉文在云南全省的使用，没有汉文学的传播，就没有稳定的中国西南边疆。因此，不仅云南文化、云南汉文文学是中国文化和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云南汉文文学还是中国文学中具有特殊意义的部分，它承载的社会文化功能、表现出来的特征、体现的历史意义是独特的，都与内地文学不同，在中国文化史和中国文学史的研究中具有特殊的价值和意义，也有明显的现实意义，研究者不必妄自菲薄，完全可以拍着胸膛，理直气壮、满怀信心开展研究，关键是沉心静气，踏实专研，做出有真正分量的突出成果来。
第二，认识历史上朝廷与地方、中心与边缘、汉族移民与少数民族、新汉族移民和前汉族移民、少数民族与少数民族、云南与国外等之间的多重复杂关系，以及与之对应的多重复杂的文化关系。在漫长的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云南既有与内地紧密联系、同步发展的同一性，也有不同于内地的特殊性。与内地一样，云南也存在处理朝廷与地方关系问题，除此之外，云南还存在着中心与边缘、汉族移民与少数民族、新汉族移民和前汉族移民、不同少数民族、云南与国外等之间的问题和关系，这些问题和关系交织裹缠在一起，构成了多重复杂的现象和关系，相应的在文化上也就构成了多重复杂的现象和关系，在中国各省市、区中，其多面相、多层次、多重复杂性是极为少见的，就像是一张复杂而动人的大网，容易令人迷乱。这就要求在研究云南汉文文学的时候，要十分重视这种复杂性，从不同的视角，运用不同的理论和方法，把具体的作家、作品、文学活动和文学演变放在这种多重复杂的关系网络中，实事求是地去考察和解析，不能完全像内地汉文文学一样去研究。
第三，把握云南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文化发展脉络和文学发展状况，正确处理云南汉文文学的分期断代问题。一般对云南历史的分期，完全采用中国古代历史的通常分期方式，即分成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等几个大的阶段，这样的分期当然没有问题，比较简便，易于操作。方国瑜先生《云南民族史讲义》则按云南历史上社会形态、社会制度的演变发展的过程，将云南的历史发展分为由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由奴隶制到封建社会、封建社会的发展等几个阶段。以上两种分期方式都线索清楚，简明扼要。但总体而言，详于古而略于近，对元明清时期的历史分期稍嫌笼统，过于简练，在研究以明清文学作为重头的汉文文学时，就有些不够用，显得有些捉襟见肘。《新纂云南通志》中的“大事记”是袁嘉穀撰写的，其分期却是详于近而略于古，除了上古代、中古代以外，其近古代，即元明清直到辛亥革命时期，其下又分为五期，即滇设行省、沐氏屯兵、流寇等乱、滇无藩兵、交缅丧失，主要是突出某一个时期影响云南历史进程的事件，既联系了中国历史的整体进程，又凸显了云南的社会历史特点，对研究云南元明清汉文文学有明显的参考价值。比如，明亡到清初的历史，自644年李自成进北京，明亡，随即清军进北京，几年时间，内地基本平息，但云南却不一样，1645起先后有吾必奎乱、沙定洲乱、孙可望入滇、永历入滇、清军入滇、吴三桂叛乱，前后经历了36年的战乱。《新纂云南通志》“大事记”中的“流寇等乱”就是抓住了这个时期云南社会历史的主要特征。面对这样政权频繁更替、动乱频仍发生的历史变局，云南的诗人、文学家对政治的选择和对个人命运的思考抉择肯定与内地文人有所不同，在对云南汉文文学史分期的时候，必须要考虑这种差异性。当然，在对云南汉文文学史分期的时候，也不能完全照搬历史学界的分期方式，而是要根据云南汉文文学发展演变的实际情况作出恰当的分期。
第四，注意并把握云南汉文文学的一些主要特点。由于社会发展、历史文化和地理环境的长期共同作用，云南汉文文学形成了一些自己的特点，主要包括以下几点。（1）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比如明清时期，前面说过，云南汉文文学发展的形成了分别以云南府（今昆明）、大理府、临安府（今建水）为中心、半径150千米左右的三个主要核心区域，其他地方的汉文文学的发展相对就比较薄弱。（2）文体发展的不平衡。在汉文文学作品中，诗比较多，词文次之，戏剧、小说的发展却比较滞后，特别是小说一体，直到清末，都鲜有云南汉文作家染指。戏剧状态却是另一种景况，虽然云南作家留下的汉文剧本并不多，但在云南广大的汉族、白族等乡村，直到今日仍能看到遗留的不少昔日古戏台，说明汉语汉文戏剧在这些乡村，不用说还有城镇曾经兴盛流行，这是值得重视的。（3）强烈的本土意识或身份认同，或者说是有一种“云南心性”，或云南情结，这是云南汉文文学作家诗人明显不同于内地文人一个突出特征。云南汉文文学作家诗人，一方面以中原汉文化的承担者、传播者自命，积极看齐内地文化，另一方面，他们毕竟生长在云南这块土地上，他们热爱家乡，热爱家乡的父老乡亲和山山水水、草木虫鱼，因此他们热衷于在作品中现云南山川风物、历史民俗，甚至还表达了对特殊历史文化的认可和某种向往。这就与明清时期内地多数文人将云南视为不毛之地、蛮荒之地的偏见有了非常明显的不同。（4）松散的儒家思想。除了担当、苍雪等僧侣诗人之外，云南汉文文作家诗人基本上是儒生、儒士，他们所接受的教育、思想的底色都是以儒为主体的，但是他们一般都不排斥佛教、道教和地方民间信仰，因此他们的儒家色彩就显得不是那么纯粹，比较突出的如杨黼、李元阳、赵藩等人。（5）汉文文学对少数民族文学的影响。在云南汉文文学作家诗人中相当一部分是少数民族，他们受汉文文学的影响之深自不待言，除此以外，汉文文学对少数民族文学的影响是巨大的，比如白族吹吹腔、大本曲中的大多数剧目都是迻译、改编自内地戏剧文本的，彝族叙事长诗《木荷与薇叶》《卖花人》《董永与七仙女》《凤凰记》《贾斯则》都是分别根据不同的内地汉文戏曲文本改编而成的。汉文文学对少数民族文学的影响以及二者之间的互动是云南汉文文学发展中的突出现象与特点，值得重视。
（二）积极创建保证开展研究的条件和基础
保证开展研究的条件和基础包括学位点建设与人才培养、队伍建设、课题申报和评价体系建构等。学位点建设、人才培养、队伍建设三者是联系在一起的，只有具备一定数量的硕士点、博士点，才能谈得上培养高质量的研究人才，也才能不断壮大研究队伍。目前，云南省已经有4所高校设有中国古代文学硕士点和古典文献学硕士点，都可以培养研究云南汉文文学的专门人才，但是拥有中国古代文学博士点的却只有云南大学一家，博士生导师和每年招收的博士生仅有一两名，而且撰写的博士论文的选题很少与云南汉文文学相关，虽然也有从省外大学回滇工作的博士生的博士论文与云南汉文文学相关，但人数极少，这样，每年补充到云南汉文文学研究队伍中的高层次专门人才却非常有限，队伍很难壮大，无法把汉文文学学科做大做好做强。因此，云南师范大学和云南民族大学等高校要继续创造条件，积极申报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博士点，云南大学相关学科则要争取学校支持，增加博士导师数量，扩大云南汉文文学方向的招收名额。在课题申报方面，应挖掘潜力，组织团队，还可采取多院校合作等形式，争取多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争取在重要项目和重大招标项目的申报方面取得突破。与其他学科相比，古代文献整理与古代文学研究有着非常突出的特点与难度，成果产出和刊载发表都比较困难，而现有的评价体系只看发表成果的数量和刊物等级，特别是在评价古籍整理类成果时还要在分值上打折扣，这样的评价体系很容易挫伤作者积极性，对云南汉文文学发展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因此，相关的学者老师，要大声疾呼，建议学校科研部门和相关评审部门，改革现有的评价体系，考虑古典文献整理和中国古代文学的难度。
（三）加强整理与研究
整理工作是研究的基础，也是让社会了解云南汉文文学成就，从而更为全面地了解云南文化面貌的主要途径。第一，应对云南古代汉文文学文本的总体情况进行摸底调查，摸清各图书馆相关的馆藏情况，也积极调查散落在民间的文学文本情况，包括手抄的诗文词曲文本，还包括汉文形式的戏曲戏剧脚本、僧侣偈语、道教青词、科仪文本、各种碑刻、宝卷、弹词等，编成目录。第二，有计划地对未出版的文学文本进行复印、影印或做点校后出版。第三，有计划地整理、点校、注释云南汉文文学大家的全集，如方玉润、赵藩等人的全集，并予以出版。第四，整理、点校已经出版的云南汉文文学文本，包括别集、总集、诗文评类等，特别是组织队伍对《滇南诗略》《滇南文略》《滇文丛录》《滇诗丛录》等大型总集进行点校注释，并予以出版。第五，在以上工作的基础上，通力合作，组织队伍，用5～10年时间，编纂完成《全滇诗》《全滇文》等总结性的大型书系。第六，做好普及工作，选择一批云南汉文文学大家名家的诗文，进行注释，疏通文句，适当翻译成现代汉语予以出版，同时，制作成可视听的电子产品，通过互联网等平台进行广泛传播。
在研究方面，一是要加强对专人、专书、专题的研究。前面说过，已有一些学者在明清诗人作家的研究上取得比较突出的成果，但总体而言，涉及的对象人数有限，很多云南汉文诗文作家还没有得到研究，专书和专题的研究成果更少。专人、专书和专题的研究是准确概括和把握云南汉文文学发展脉络和特征的基础，只有对专人、专书和专题进行较为广泛的、深入细致的研究，才能由树木到森林、个体到群体、局部而及全局。二是撰写云南汉文诗文作家的年谱和传记。孙秋克教授的团队在明代云南作家的年谱编撰和研究方面、张维教授在作家传记撰写和研究方面已做出了很好的示范，希望学界有更多的云南汉文学作家的年谱、传记问世。同时，编纂《云南古代文学大事记》《云南古代文学系年》《云南古代文学词典》等工作也应同步开展。三是加强对云南汉文文学的整体性的研究，包括断代文学演变的概括、整体文学演变、古今文学演变、云南与内地文学关系的研究，各个时代云南汉文文学的特征的研究，地理与文学、地理分布、区域文化与文学等方面的研究。四是开阔视野，注意本学科和其他学科的研究动态，及时吸收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扩大研究领域。吸收学术界的研究方法，开展文人群体、文学世家、城镇与乡村文学等方面的研究。借鉴民族学、文化人类学、民俗学、历史学、社会学、译介学、接受美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对汉文学在云南的传播、接受，云南汉文诗文作家与民间和社会的联系，汉文学对少数民族文学的影响，民间包括少数民族地区对汉文戏曲以及其他作品的改变演绎等进行研究。借鉴阐释学、叙事学、主题学、接受美学、传播学、文学地理学、心理学、神话学、生态批评、性别研究等理论和方法，对云南汉文文学的相关作品和专题开展研究，不断扩大研究领域。特别是叙事学方面，在谭君强教授的努力耕耘和带动下，云南已经成为中国叙事学研究的重镇，许多研究成果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云南古代汉文文学研究应该利用这一优势，及时借鉴相关成果，开展深入研究，推出令人耳目一新的成果来。五是利用数字化平台和互联网技术开展研究。首先是努力将云南古代汉文文学文本数字化，建成“云南古代文学数据库”“云南汉文文学数据库”等，以便于检索。这个工作，工程量大，难度较大，需要电子信息领域的专家参与。其次，充分利用数据库和互联网开展研究，从材料的穷尽式搜索，发现未经前人注意的材料和问题，在材料之间、问题之间建立更为广泛紧密的联系网络，开展文学地理地图学的可视化研究，从而更全面、更有高度、更深入地解释和研究云南汉文文学的作家、作品、现象、活动和文学古今演变以及它们与地理、自然、生态等的联系，从而促进云南汉文文学的研究取得新的较大的突破。
【注释】
[1]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一十六《西南夷列传》，中华书局1982版，第2996页。
[2]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卷四《南中志》，巴蜀书社1984年版，第394页。
[3]李元阳：（万历）《云南通志》卷十一“人物”，杨世钰、赵寅松主编《大理丛书·方志篇》卷一，民族出版社2007年版。
[4]同上。
[5]周天游：《西京杂记校注》卷二，中华书局2020年版。
[6]袁文揆：《滇南文略》卷八，《云南丛书》集部之七十九。
[7]张福三主编：《云南地方文学史》（古代卷），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87页。
[8]云南百科全书编纂委员会：《云南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版，第348页。
[9]尤中：《云南地方沿革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0-40页。
[10]尤中：《中国西南民族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61页。
[11]尤中：《云南地方沿革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28页。
[12]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中涉及杨一清事较多，其称谓有杨一清、杨邃庵、杨文襄、杨丹徒等，而且多称杨邃庵或杨丹徒，竟无一例称杨安宁。参见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中华书局1997年版。
[13]《云南丛书》集部之七十九《滇南文略》，见新文丰公司《丛书集成续编》第120册。
[14]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585-598页。
[15]参见赵静庄《先祖赵藩生平及著作纪略》，载《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36辑），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4页；张文渤：《介庵楹句正续合钞选注》，云南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第7页。
[16]方树梅著，余嘉华点校：《笔记二种》，云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71页。
[17]吴松、卢云昆、王文光、段炳昌点校：《饮冰室文集点校》第五集，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201、3184、320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