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在穷乡僻壤的山野之花

有人说过：“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所谓社会的良心，就是要为民众思考，要为民众说话，要为民众做事，对不合理的现象进行勇敢地批判。清代的读书人大致相当于知识分子。但历经严酷的文字狱，读书人已不再敢说话，已集体失声，更不用说要他们批判了，他们的兴趣主要在讨论与现实生活完全不着边际的学术问题，风声雨声，电闪雷鸣，都与他们无关。好在有些读书人还没有丢掉良心，他们要为脚下这块将要沉没的土地奔走呼喊，为生养哺育他们的父老乡亲代言，勇敢地站出来。乾隆年间，剑川先后发生过两起不畏强暴、反抗官府横征暴敛的事件，带头的都是读书人。一个叫杨栋，杰出诗人；一个叫王向极，举人，也作有作品。两个人都出现在剑川白族长诗中，长期被人歌颂。王向极的名字与在民间名字更响亮的农民李四维紧紧联系在一起，他们一起为民请命。他们三个人都先后被官府投入了大牢，杨栋最终冤死狱中。有功名的读书人不畏强权、不怕牺牲、前仆后继，敢于为民请命，这在当时都是罕见的，特别是结合农民一起来反对官府的横征暴敛，更为罕见。杨栋和王向极舍己为民，一方面是他们热爱家乡，热爱家乡人民，受到剑川这块土地的熏陶；另一方面，他们铭记着舍生取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古训，从这个意义来说，他们才是纯儒，是儒家精神的真正代表。更准确地说，他们的壮举是地方风土气质与儒家纯粹精神结合的产物。这样，在乾隆年间很少能找到相似的例证也就不奇怪了。这样，我们也自然会想到，杨栋、王向极与前辈杨栋朝们在精神上是一脉相承的。令人欣慰的是，杨栋、王向极的事迹，不仅在民间诗歌中广为传唱，也被稍晚的清朝人杨丽拙、张现等人写到了诗文中。(https://www.daowen.com)

就全国而言，乾嘉时期的诗文创作人才辈出，流派众多，作品不断涌现，似乎一片繁荣景象，但实际上成就并不大，由于害怕受到文字狱的戕害，“见鳝而以为蛇，遇鼠而以为虎”，人人自危，不敢说真话，写诗作文更是小心翼翼，故意回避敏感的现实社会的话题，加上诗人们生活阅历也比较单调，因此这个时期的诗文作家格局有限，也没能留下令人惊叹的作品。可以想象，沈德潜那样的诗坛领袖，从小到老，考了几十年的进士，又整天忧谗畏讥，就算是学问再高，写诗的技巧再娴熟，又怎么能写出第一流的诗呢！当时，诗坛的领军人物沈德潜提倡格调说，强调诗的政治教化作用；翁方纲提倡肌理说，以学问为诗；厉鹗则模仿宋人的诗；袁枚提倡性灵说，主张诗要写个人的性情和个性，算是比较独立不凡，但诗的内涵、气魄、胸襟都不够；赵翼、蒋士铨都写过一些好诗，但也没有创作出深刻的作品来。所以，乾嘉时期的整个诗坛没有多少特异之处，反而是像剑川这样小地方的诗文作家的作品，还有些生活气息，甚至有点山野气息，就像是开放在穷乡僻壤的野花，鲜艳夺目，富于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