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论艺诗

朱艧的论艺诗，主要包含了题画诗和论诗诗，其中包含了他对诗歌艺术创作的理论。朱艧的大部分题画诗都作于在安徽期间。朱艧作题画诗，立意不在于对画中所绘的描摹和赞叹，而在于画外的感发。如《题廖琴舟别驾新春江双载图》，从诗中可以体会到画所传达的意味，诗的前两联写画中所绘，“扁舟载鹤”“山迎仙眷”这些都是可以画出来的，但诗的后两句则是画无法道出，富含着诗人的主观情绪，朱艧由画中人相携向山归隐而生发出感慨，芳草不以离别苦，其实离别的人不以为苦，是对于归隐耕种明显带有着一种开怀的心情，是旧时盟约终于得践的畅快，这些都是画中所不能传达的。

朱艧的论诗诗数量极少，只有《论诗二首》，但却尤为值得关注。由朱艧的这两首论诗诗，以及戴絅孙代述的其论诗要旨，可以看出朱艧对待诗歌创作的态度。不论是从朱艧诗的内容，还是诗风特征都透露出一种以宋诗为导向的创作风格。朱艧《论诗二首》开篇即是宋诗的命题——“诗穷而后工”。朱艧是非常拥护北宋的这一诗歌命题的，但又有自己的解读。首先，他是承认穷者诗是容易工的，同时他以“因穷而废诗，诗亡人仍穷”驳斥了“诗能穷人”这一说法。在朱艧看来，诗的工与不工还来源于人的才智，但才智的高低却在于天命，而非人为。其次，朱艧更注重的是人之志向，而非文章之高低。朱艧承认穷者诗多工，但是他却不排斥，穷困会使人在文章创作上难以为继，但即使没有惊世的文采，只要不坠志，那么闻达与否，诗的工拙与否却都是其次的了。

朱艧的另一诗歌审美意趣同样来自于宋诗，即——“大巧若拙”的审美趣味，这是在其《论诗二首·其二》中所提出的。朱艧所追求的诗歌高级境界是不见雕琢之功力，行云流水自然而流泻的一种美感。在朱艧眼中，诗的高明之处是在于将有意为之，反复锤炼，有着严格声韵格律的诗歌创作行为，转变为一种不自觉的，如信手拈来一般的创作方式。这种论诗观点可以说是与江西派鼻祖黄庭坚的诗歌美学一脉相承的。与黄庭坚一样，朱艧同样重视学养的积累。《论诗二首·其二》中有：

不学徒恃天，用天天实废。

论说无根抵，往往杂游戏。(https://www.daowen.com)

舌澜百变生，按之少意义。

在朱艧看来，才智也许是取决于天命之所在，但诗的好坏除了才智之外，还在于学养根基，才智不以后天修习来加强，最终也无所成。朱艧认为诗必须以其学识为积淀，他所倡导的“大巧若拙”的这种信手拈来的诗歌创作方式不是随便而就，是在千锤百炼、学识渊博的基础之上，才有了驾驭词句，以及在格律之间得心应手的功力。

除了偏向学习宋诗之外，不得不提的是，朱艧这种习宋诗的诗歌创作理念还受到桐城派诗论的一些影响。桐城派虽然主要关注散文的创作，但亦有诗派。按钱锺书先生的说法，桐城诗论始于姚范直至方东树可谓大成。朱艧长期在安徽做官，又与那个时代桐城派的中坚分子，如姚门四杰的梅曾亮交好，而且，朱艧虽活跃于道光朝，但他的学养实际上成于乾隆嘉庆道光两朝，而这个时期正是桐城派初创并大为兴起的时期。朱艧受到桐城诗派的影响主要来自这样的几个方面。

在朱艧的诗论中，他将诗史并列。《朱丹木诗集序二》中，戴絅孙说到朱艧言其论诗之要旨，其中有：“作史者以才、学、识为三长，夫诗之为道，何独不然邪？”朱艧将史和诗并列在同一个位置，认为作史之法同样可以用于作诗，两者是相通的，将诗与史作为同等重要的两种文学体裁，要求诗必须承担一定的道德教化的责任，这一点与桐城派要求诗文一律、美教化的观点是一致的。其次，是重视学识的修养，方苞的《为青山人诗序》中就有：“毋以为也，是虽小道，然其本于性质，别于遭遇，而达以学。”^[19]他认为诗可以达，在于学问，通古今则可以富于取材，洞悉时事之变迁，以及分辨感情之真伪。朱艧重视学养的积累，认为学问修养的积累是写诗的依傍，“其才茹古涵今，所以富”，这与方苞之理论是有相通之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