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丽拙生平事迹及其文学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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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丽拙，字守园，一字兑溪，白族，剑川人，岁贡生，生卒年代不详，但是根据其文章来看，至少道光十年（1830年）他还在世。杨栋是他的祖父，杨丽拙立志勤奋攻读诗书，想继承和发扬祖父那种为民请命、报效国家、勇于牺牲的精神，要有所作为，但是多次参加举人考试都累遭失败，从此不再参加科举考试，一心一意做个教书先生。他主要给学生讲性理之学，重在陶冶学生人格和品德。他安贫乐道，注重修养，注重礼节，被乡亲们当作榜样。嘉庆年间，他曾经到了维西，在一个土司家做家庭教师。这期间，他还到过中甸（今香格里拉）。他的一个弟弟，也到了中甸，也可能是教私塾。这次阅历，大大地丰富了他的人生经验，使他对功名、人生、社会都有了新的认识，也给他的文学创作增添了新鲜的素材。杨丽拙的一生很不顺利，他在文章中说过：“数经坎壈，颠倒忧患中，神意惘惘，莫知所之。”又说：“矧年来数罹凶殃，坎坷潦倒。”遭受的打击不仅是科举试场上的屡次失败，更严重的是中年时期的几次凶殃灾祸。什么凶殃呢？可能是他在一首诗说到的“年来频丧骨肉”，“一堂人半隔重泉”，家中一半人都死了。是发生了饥荒，还是疫疾？不太清楚。总之，他一生功名不济，屡遭挫折，数罹凶殃，穷困潦倒。这样，他的诗文中时时漂浮着一股忧伤惆怅、自我哀悯的气息，也就不奇怪了。

杨丽拙热心于彰扬地方先贤的事迹和搜集整理地方文献，采访材料，准备续修地方志，赵藩曾写诗赞扬他，也主要从这方面着眼。赵藩说：“雅爱风骚辑文献，三君终是有心人。”“三君”指杨丽拙、张现和王处礼三人，说这三个人都喜爱写诗，也热心于搜集地方文献。杨丽拙确实写了许多诗文著作，著有《耐斋杂俎》、《省身续言》、《偶寄轩文稿》（一作《偶寄轩文钞》）、《砚北偶存诗集》、《砚北诗存》，咸同年间，剑川县城失陷，除了诗集以外，其他著作全部散佚，现在连诗集也已看不到了。杨丽拙现存的诗有52首，散文11篇。杨丽拙还是书法家和画家，到了老年，视力不减，还能写小楷，画山水。

从现存诗文看，杨丽拙创作水平和成就在同期云南作家中是比较突出的，但因为功名不显，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就他的诗来说，有古风，有乐府，有律诗绝句，还有六言体诗，各种体裁他都运用自如，而且题材丰富，涉猎广泛，立意高，语言精。就文章来说，有散文，有骈文，书、序、启、呈、跋、记、志、铭、题等各种文体，无不具备，论诗文，叙史实，抒志意，谈友情，记见闻，挥洒点染，胸襟开阔，立论高远，难能可贵。《丽郡诗征》中说，杨丽拙“博学多闻，学宗儒先，而亦兼涉二氏”。就是说他知识面广，学问渊博，主要接受的是儒家的思想，但同时又吸收了佛家、道家（包括道教）的东西。也可以看出他的胸怀和学问。

杨丽拙在为张现的诗集作序时，谈到了对诗的看法。他说：“悠悠白日，何地埋愁？碌碌红尘，几时蠲恨？江文通作赋，皆从抑郁而来；虞子卿著书，悉在穷愁以后。消磨岁月，讵有意于讴吟；啁哳尘埃，只自鸣其骯髒。伊古今之一辙，岂先后之殊揆？嗟乎！人孰无情，谁能遣此？”“蠲恨”，减免、消除怨恨、失意痛苦。江文通，就是江淹，写过《恨赋》。虞子卿是晋朝人。“骯髒”是刚直、高昂的意思。杨丽拙认为，诗文作品的作用就是为了消除忧愁、痛苦、抑郁、怨恨的，而且从古到今都是一样的。当然，仅把文学创作看作是宣泄痛苦的方式，肯定是有些狭隘的，但这种观点却与弗洛伊德文学是苦闷的象征的说法很相似。杨丽拙的诗歌和散文并不都是抒发排解忧愁苦闷的，但是这在他的作品中却不是少数，他给朋友的几篇书信中，都流露了这样的倾向，他诗中也说：“诗句愁攻山，酒肠兴凿开。”所以，杨丽拙虽然表示追随祖父的足迹走，但是，在气魄、胆量方面，他是比不上其祖父杨栋的，两人的气质、性格不同，诗文创作的路子也不一样。

《新纂云南通志》中说，杨丽拙想继续走他祖父的路，但现在，我们在杨丽拙的作品中，没有发现谈到他祖父的任何一句话。是有关的作品遗失了，还是他根本就没有写，如果是后者，是否其中另有隐情？那么，这又是怎样的隐情呢？其实，事情应该是比较简单而清楚的，那就当时他祖父的冤狱并没有得到昭雪平反，他的祖父仍然是非常敏感的话题，仍然是压在杨丽拙及其家族头上的沉重的巨石，朝廷不把巨石搬走，谁都无法搬走。这对于杨丽拙来说是十分痛苦的，在那个文字狱严酷的时代，这又是无法公开表达的痛苦，所以才有“悠悠白日，何地埋愁”这样惨痛的呼号。康熙时候的大诗人王士祯说，魏晋诗人阮籍是“寄愁天上，埋忧地下”，因为在司马氏残酷黑暗的政治迫害下，阮籍不敢直接说出自己的痛苦来，只好用一种隐约曲折的方式进行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