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絅孙的生平与著述
戴絅孙（1796—1857年），字袭孟，一字凤裁，号筠帆（一作云帆），云南昆明人。嘉庆己卯（1819年）举人，道光己丑（1829年）进士。历官工部主事，浙江、贵州道监察御史，吏、户、兵、工、刑科给事中诸职。后因上疏“留中”，遂自责无用，引疾告归乡里，主育材、五华讲席。咸丰丁巳（1857年）卒于家，终年六十有二。著有《味雪斋诗文钞》《金碧山农词》《昆明县志》等。
作为主要活跃在清代嘉庆、道光年间的云南昆明籍诗人，戴絅孙与昆明李于阳、呈贡戴淳、云州（今云县）杨国翰、楚雄池生春并称为“五华五子”。他与当时云南一些较重要的诗人朱艧、黄琮、陆应谷等有深厚情谊，同时和中原林则徐、龚自珍、何绍基等也有交游。从清代中后期到民国，人们对他的文学成就都有较高评价。许印芳称许他“才高学博，能为古文，兼工古今体诗，在五子中足称巨擘”[1]，陈荣昌谓“世之论五子诗者，尤推先生为之冠”[2]，谢宇俊在《昆明县志》的序里赞“侍御以诗古文词雄视道咸之间”[3]，袁嘉穀《卧雪诗话》里称“筠帆在滇诗人中实推钜手”[4]。
据戴絅孙《戴氏族谱序》，可知戴氏入滇之前曾担任军职，传至戴絅孙一代为第十八世[5]。旧传戴氏为山东滨州籍，然经戴絅孙后来考订，籍贯不实。又据《先府君行状》，戴家先世于“明洪武初授飞熊卫百户，及十四年（1381年）从颍川侯友德平滇，以功擢云南左卫千户，世袭百户，遂居昆明。”[6]当时，明廷在云南境内设立十五卫、五千户所，戴家先世属云南左卫，官阶为千户，并世袭百户。按明代官制，正千户为正五品，副千户为从五品，在地方有一定实权。而据戴絅孙纂《昆明县志》，左卫即在昆明城内五华山后。从此，戴氏开始了在云南昆明占籍定居的生活，到明崇祯末年已传九世。
朝代更迭至清初，戴氏职废，不再享受世袭优宠，此后族人半舍学而从商。据戴絅孙《先府君行状》，崇祯末戴氏传至九世支子戴先登，先登生子四人，三子名学礼；戴学礼生子四人，次子名高；戴高生子三人，次子名昌祚；戴昌祚，字谷似，即为絅孙高祖，称谷似公。谷似公幼而丧父，由母戍氏抚养成人。另据《十一世祖母节孝戍太安人家传》，昆明敷泽门（即小东门）外一里许有三纲祠，为祭祀乡邑之忠臣、孝子、义夫、节妇之用，戍氏去世后，即以节孝入祀三纲祠。谷似公生有二子，次子名玘，字昆生，即絅孙曾祖，称昆生公。昆生公生有五子，长子名尧惠，字永年，即絅孙祖父，称永年公。据《先大父永年公家传》，永年公旧居在昆明小泽口南（今沿河路附近），以读书为业。永年公妻杨氏，生子一人，即絅孙生父，名枢，戴枢初名樽，字君极，号寅斋。据《先大父永年公家传》，絅孙八岁时，戴枢即“卖药城南，家计贫日甚”[7]。戴枢元配为姜氏，早逝；后娶昆明县学生李圣增之女为继室，即絅孙生母。
絅孙之母李氏，祖籍抚州（今江西临川），后徙昆明以居，于昆明为茂族，终年仅三十有四。李氏生有三子，长子絅孙，次子缵孙，三子早夭，生女二人皆幼殇。李氏之父名圣增，号益安，称益庵公，即絅孙外祖父，早卒。益庵公长兄名圣培，号笃斋，称笃斋公，即絅孙外伯祖。益庵公弟名圣勋，号南阿，称南阿公，即絅孙外叔祖。戴絅孙《从舅氏李锐峰先生七十寿序》载：“南阿公从父有大可山人者，诗人也，邃于医，晚年辟药圃曰‘拾草堂’。”[8]大可山人即李观别号，李观，字文澜，号仙舟，早年屡试不第，遂弃文就武，乾隆十七年（1752年）登武举，仕途偃蹇，乃卖药城南，又好吟咏，著有《大可山人集》，今存是集即为戴絅孙刊刻。(https://www.daowen.com)
戴絅孙，据相关资料另有一名，称恩诏[9]。字袭孟，一字凤裁，号筠帆，一作云帆。嘉庆元年丙辰（1796年），戴絅孙生于云南昆明，陈荣昌《戴筠帆年丈墓表》云：“筠帆生时，其祖梦古衣冠人自云中下，授以锦轴，故名曰‘锦孙’，既而思衣锦尚纟冋之言，遂更名曰‘絅孙’。”[10]从戴絅孙的取名可见，其祖永年公寄予他以极高的期望，既希望他能振兴祖业，又望其有稳重惇厚的德性修养。
戴絅孙十一岁（1806年）时，父母先后即世，在外祖亲戚的帮衬下才得合葬于昆明银锭山。次年（1807年），戴絅孙举家依食外叔祖南阿公、外伯祖笃斋公。嘉庆十四年（1809年），戴絅孙始应童子试，得到了邑侯萧云巢、制府伯麟的激赏。十五年（1810年），戴絅孙以生员资格补入郡学，受学于余萃文，开始学诗。[11]十六年（1811年），戴絅孙进入五华书院读书。十八年（1813年），戴絅孙与谢琼、尹尚廉等人同赴癸酉科试，当时督学云南的顾莼阅卷后，预言絅孙他日定能以文章名世，置诗赋第一。[12]是年年底，刘大绅入讲五华书院。嘉庆十九年（1814年），云南学政顾莼招絅孙入署读书。嘉庆十九年（1814年）腊月，戴絅孙娶妻杨氏，对幼失怙侍恃的戴絅孙而言，杨氏不仅给戴絅孙带来了家庭生活的温暖，还不时地给予他以人生的指引。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戴絅孙乡试落第，但他自编了诗、文各一卷，请业师刘大绅作序。刘大绅后来又选刻了他和同为五华书院出身的李于阳、戴淳、杨国翰、池生春诗为《五华五子诗钞》，于是五人被合称为“五华五子”。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戴絅孙来到了曲靖，在芷湾师的府署继续读书。是年九月，戴絅孙乡试中举，而当年担任云南乡试正考官的正是林则徐。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春，戴絅孙第一次至北京参加会试，落第后旅寓京华；道光二年（1822年）春，絅孙应试再次折戟；道光三年（1823年），戴絅孙又与邓学先、黄琮、戴潢等人偕赴会试，又三次落榜；道光六年（1826年），戴絅孙应大挑未得后，又继续偕友北上，可惜这次会试依旧不第；道光九年己丑（1829年），戴絅孙第五次参加京城会试，又经朝考，终于取中第三甲第二十五名进士，同年云南举人中仅有八人及第[13]，而戴絅孙位居云南进士的第二名。
道光十三年（1833年），戴絅孙与陆应谷聚集云南同里诸友，在京结成吟秋诗社。道光十六年（1836年）立秋后，戴絅孙与己丑同年龚自珍、吴葆晋、马沅、步际桐、徐启山在净业湖（即积水潭，今什刹海西海）集会修禊，登楼赋诗，龚自珍有词《百字令》（别名《念奴娇》）纪之。道光十八年（1838年），林则徐开用钦差大臣关防，欲赴广东查禁鸦片，戴絅孙同众友送林公至普济堂，叙谈片刻而别。[14]次年（1839年）四月，龚自珍辞官南归，絅孙及其同年与龚氏握手告别，龚自珍《己亥杂诗》第三十八首纪之。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六月，戴絅孙听闻少穆师以禁烟遣戍伊犁，感愤作诗二十四首寄之，林则徐在祥符工次收到絅孙书信及寄诗后，考虑到当时时局，只得将诗珍藏，随即复信嘱咐絅孙万莫将诗浪传，但是戴絅孙这些诗稿最终还是“闻于枢辅，几被中伤”[15]，于是戴絅孙把这三年的诗稿全部焚毁。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二月，戴絅孙补工部主事。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夏，考授浙江道监察御史。担任御史后，戴絅孙上书道光帝，言奏殿试策应当以条对剀切为主，宜删去繁辞，不拘字数，且毋专尚楷法，这些建议都得到道光帝的认可，随即奉旨允行。二十九年（1849年）任满，戴絅孙请留御史台（即都察院）。随后迁贵州道监察御史，历署吏、户、兵、工、刑科给事中。戴絅孙居京共计二十五年[16]，占据了他生命的三分之一，二十余年间，戴絅孙把做官和读书为文当作自己的事业。
咸丰元年（1851年）三月，作为谏官的戴絅孙应诏陈言，疏上，咸丰帝均未作批覆，絅孙“思之再三，至于泣下，乃引疾解官归里。”[17]回归昆明后，戴絅孙寓居在五华书院附近，具体在五华山北麓（今大、小梅园巷附近），这里曾是“联圣”孙髯的旧居。此后，戴絅孙一边主五华、育材书院讲席，奖掖后学；一边游山访水，吟诗作赋。咸丰七年（1857年），嗣子鸿志咯血暴卒，絅孙亦咯血以殒，终年六十二岁。留有一子戴鸿辰，鸿辰之子名绍祖。
在文学创作方面，戴絅孙的诗歌现存六百一十七首，主要保存在他的《味雪斋诗钞》和《味雪斋诗钞续》中，另外还有少量佚作存于《味雪斋吟草删存》《金碧山农待焚草》《五华诗存》及《五华诗存续》中。戴絅孙的词曾编为《金碧山农词》，凡六十一首[18]，附于其诗《水部集》中，未刻。后昆明秦研斋主人华世尧得其诗词手稿，自署《金碧山农待焚草》，其中含词五十八首[19]。《水部集》未刻稿后由陈荣昌、朱庭珍刊于《味雪斋诗钞续》中，词则由赵藩全数收入《滇词丛录》。[20]戴絅孙的文章主要保存在《味雪斋文钞》中，含甲、乙二编，共十八卷，甲、乙二集共计三百零九篇。文献辑录方面，戴絅孙编有《昆明县志》内厘十卷，下系子目十八志。李孝友《云南的地方志》一文载：“清稿本后为于氏‘双水精舍’所得，中有《廋讠叟闻》一卷，为刻本所删节，系研究昆明方言及谚语的重要资料。”[21]据陈荣昌撰《戴筠帆年丈墓表》[22]，戴絅孙还纂有《明史名臣言行录》《戴氏族谱》《知非续录》及《四书制艺》，或多散佚，情况不明。云南省图书馆藏有一册《味雪斋日言》，仅为道光四年至五年（1824—1825年）日记稿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