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栋朝与何可及的关系

何可及（1584—1658年），白族，剑川人，字允升，号若溪。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己未科进士。历官河南涉县、临漳县令，陕西道监察御史，太仆寺少卿，差巡漕运、督巡两浙盐鹾等。

先说何可及救杨栋朝的民间故事。在剑川民间有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说魏忠贤代皇帝上朝，坐在龙椅上接受文武大臣的参见和奏本，杨栋朝不知道，还以为是皇帝，就把弹劾魏忠贤的奏章呈上去，魏忠贤让何可及朗读杨栋朝的奏章，何可及一看是弹劾魏忠贤的罪状，担忧杨栋朝闯下满门抄斩的大祸，有心救他，就把奏本中说的罪状都说成功绩，弹劾变成了歌颂，杨栋朝听了大怒，用白族话骂何可及，何可及也用白族话说：“庙是那座庙，神非那尊神。看金华山面，赶快出东门。”杨栋朝才恍然大悟，逃回家乡。这则民间故事通过表现杨栋朝与何可及的友谊，特别是同乡之情，从而表达民众的普遍希望，那就是在遇到困难或危险的时候，同乡之间要互相帮助，共同走出困境。这是多么良好的愿望，可能有一些真实事件的影子，但毕竟是民间故事的演绎。

天启四年（1624年）六月，杨栋朝上奏《会劾魏珰疏》时，何可及任河南临漳县县令，杨栋朝在南京，两人不可能在朝中见面。天启四年九月，临漳县的农民在漳河西岸耕地时，在地里发现了一枚传国玉玺，交给了县令何可及，何可及又献给了河南巡抚程绍，程绍又献给了朝廷，实际上落入了魏忠贤的手中。魏忠贤非常高兴，大肆炒作，下令捧着玉玺从大明门进入奉献，“行受玺礼，百僚表贺”，河南巡抚、按察使及以下的官员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封赏奖励。何可及也就是在这一次得到了魏忠贤的赏识并升了官。传国玉玺在今天看来无非是地下发现的文物，但在封建社会它却是王权天命的象征，对那些野心家具有难以抵制的诱惑力。《三国演义》有一回叫“匿玉玺孙坚背约”，讲的是孙坚在洛阳一个水井中发现传国玉玺，就想到这是天赐，预示有一天可以登上皇位，于是把玉玺藏匿起来。不想被袁绍知道了，向孙坚索取玉玺，双方发生了冲突。后来，刘表、袁术、吕布个个都想得到玉玺，因此闹出了多少争斗杀伐来。何可及献出的传国玉玺就是孙坚在井中打捞的那一枚，一千多年后突然现身，魏忠贤肯定是想入非非了，至少是把这件事看成是上天对他的奖赐，献上玉玺的何可及对他来说也就有不一般的意义。当然我们说，由于玉玺本身的象征意义，不管任何朝代，不管谁献玉玺给朝廷，都会得到封赏的。只不过，天启四年偶然的发现，把来自云南边疆的何可及同魏忠贤联系起来了，并且获得了升迁的机会。在何可及得意之际，正是魏忠贤开始大肆罢黜东林党人之时，他的老乡杨栋朝在南京的处境十分危险。(https://www.daowen.com)

何可及先从临漳县令升迁到陕西道监察御史，不久升迁太仆寺少卿仍管陕西道监察御史，后来升任巡漕，主管漕运，就是负责通过水路，把南方各省和山东、安徽、河南供应北京的粮食运送进京。据记载何可及管辖的大船有八千多艘（每船载七八百石），官兵十数万。巡漕是个重要位置，又是个肥差。到崇祯元年（1628年），何可及的奏疏中说道“臣今谢事有日”，说明他已不担任巡漕了。崇祯二年（1629年）正月“定逆案”，何可及被列入其中，受到革职为民的处理。就是说从天启四年（1624年）九月到崇祯元年，在四年左右的时间里，何可及官运亨通。因此，天启五年，东林党人遭受迫害，杨栋朝也难以幸免，这时何可及为杨栋朝说情，希望杨栋朝不要遭受大祸，是有可能的。这应该是民间故事演绎的依据。天启五年十二月杨栋朝被革职除名。到了崇祯元年（1628年），情况有了变化，崇祯皇帝朱由检开始清算魏忠贤及党羽的罪行，并逐渐重新起用原来被魏忠贤撤职的一些官员。何可及在上奏的《题复漕沉科臣疏》中，也建议朝廷起用一些官员，并重点推荐了杨栋朝，说杨栋朝“正气独持，铮铮有声”“耻附奸枢”“力触逆珰”“受门户之横诬，遭逆珰之摧残”。还说：“科臣杨栋朝，人知以参魏忠贤题差便处，不知更有留都不拜逆祠，乃其被处之故，若臣（这个臣子，指杨栋朝）一味恬介，从来不解趋炎，臣与科臣同里，知其生平最真，故特拈出，以附于不避内举之义。”“杨栋朝应同不拜祠诸臣，扬其风节，或起以南垣（南京），或优以北省（北京）。”从何可及的奏疏中，可以进一步了解杨栋朝的为人、性格及其铮铮铁骨。一是形势有利，杨栋朝应属于重新起用的官员之列，二是何可及的奏疏可能起了一定作用，在家乡剑川闲居两年多后，崇祯元年杨栋朝被起用为吏科给事中，到了北京做官，不久转任尚宝司司丞，升光禄寺少卿。杨栋朝重新任职后，在北京可能与何可及会过面，因为此时的何可及已卸任巡漕职务多日，应该在北京待命。到崇祯二年（1629年）正月，何可及被列入阉党逆案中，被革职为民，随即回到家乡剑川，从此不再出山。过了几年，杨栋朝也辞职回到了家乡，两个老朋友才能常见。

杨栋朝与何可及在仕途上卷进了不同的政治集团，政治见解上有分歧，在道德品质上也有高下之分，历史地位的评价上也有高下之别，但二人对友谊的珍惜又是令人感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