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咏怀诗

张含在早年间就有隐居之志。张含访大梁时见李梦阳，欲以优游问记于李，这让李梦阳蹙然。^[14]还有正德年丁卯（1507年）张含中举，此时他已经28岁。中国科举研究中，有一个“减年”的现象，读书人大多会谎报年龄，以期早日登科。在这个前提下看，张含弟张合是嘉靖元年（1522年）乡试第一，在十六七岁就中举，杨慎24岁就已是状元，笔者并未找到张含乡试屡考不第的记录，可以推测张含非不中，不为而已。张含对科举的追求可能更多的是来自家君的期许。

追求山林的志趣几乎贯穿了张含的整个诗歌创作生涯。诗人这种不喜举业的心境，甚至直接形容为“误”。“少年学道游沧海，钓得白龙烟雨中。误放白龙天上去，汀鸥沙鹭伴渔翁。”（《误》）^[15]张含渴望的是一种闲云野鹤的田园生活：“野情宜散地，高枕任吾年。已拓上霄翼，须耕下汉田。”（《白龙山居咏怀》）^[16]张含在《月坞山人》诗中说：“丽词从谢朓，华经习庄周。”^[17]他所向往的是谢朓与庄周那样旷达的人物。杨慎在《重寄张愈光》中就评说：“少日声名追杜甫，暮途鞿绊脱庄周。”^[18]

白建忠认为：“张含生于滇南，其诗歌之所以具有杜甫的风格，是因为他的人生境况与杜甫相似，仕途偃蹇，壮怀难酬，从而内心的抑郁之气未通。此种牢落之情诉诸笔墨，便产生了不平之音。”^[19]笔者认为这个解释不够准确。张含之弟张合在《弁乙未鸣》中云：“禺山伯兄，早厌时业，诗以杜志，至今秩逾乎三，然后言式肖几，而史亦蒸蒸。”^[20]如其弟所言，张含早就厌弃举业，虽然七试春闱不中，对场屋确实失望至极，但比起杜甫的自傲和对朝堂的追求，张含却比杜甫多了些看淡。对山水田园之乐，张含有着应其如此的自得：“桑麻满地长，生涯应在兹。”（《杜门》）^[21]

而且张含出生官宦之家，生活优渥，与杜甫需靠人接济的生活有着根本性的差别。《闲散》诗有注云：“含素不以饥寒饿死为忧，不知钟鼎金紫之贵，恶用是，恶用是。且数年来已发愿，遁野杜门，逃名敛迹，其心已坚，其志不移，汨如矣。”^[22]人生经历的差异决定了杜甫诗歌的感情基调更为浓郁，沉郁顿挫之感更重。而张含诗歌里的感情更多的是带着宣泄。相比杜甫，张含更像是一个悲悯的隐者。而杜甫人如其名——诗圣，将自己融化在家国苦痛中。而张含始终游走在政治权力的外圈，不愿融入。所谓“绿水潺潺山簇簇，水边花下营茅屋。世情参透绝交游，樽酒欢呼对童仆。自从守分山中住，不识城南城北路。评松选竹刻新题，更向深山深处去。”（《守分》）^[23]

杜甫是一个儒者，张含则隐隐有些狂士的影子。(https://www.daowen.com)

踈狂^[24]

白首踈狂老布衣，兴狂犹自发天机。长釮短笠寻樵笛，青霭丹霞护钓矶。高岸柳深鸦宿早，幽园花密蝶飞稀。杖钱如在刘伶酒，湖水能容范蠡归。

张含追求的是“偃蹇踈狂散发人，青羹象饭不愁贫”（《避世》）^[25]的放达状态，远离庙堂的山林之地。这就不同于杜甫诗下的“狂夫”形象。杜甫的狂不是楚国狂士的清醒，而是贫困不能移的志气。张含的狂士来自魏晋名士的纵酒放歌，虽然没有越名教的举动，却也想仿效先贤，逃离现实：“阮籍嵇康同梦寝，绿窗红日落高枕。”（《饮酒行》）^[26]

张含虽向往归隐，但是作为一介读书人，隐隐的也有些雄心壮志，否则也不会七试都门，在最后一次弃考回乡后大病一场。逍遥平静的隐居生活虽是张含的追求，却也给他带来蹉跎岁月的无可奈何之感。张含一再地颂扬前代的隐士，但不能在科举上有所作为，可能也是他一生的隐疾。七试春闱不第，未必没有被隔绝于场屋的感觉。“少年勋业曾看镜，投老光阴独灌园。三献频烦伤刖足，九歌岹嵽与招魂。”（《自贻》）^[27]自己就像是屈原、杜甫、陶潜，都是被迫出离。张含在《蹴球咏怀长句呈升庵》诗后注：“人生即不能行道以济当时，又不能续经以昭来学，徒蒙烟老云以钓，于寂寞之滨纵杯，精技以溺于侠少之场，斯人为何人耶？斯世为何世耶？痛哭流涕，往往欲焚笔砚弓球，以继九辩沉身之客，苟活余龄何益于世。”诗人只能居山中关起门来喝酒度日：“谢公不尽东山兴，忘却苍生嗜酒杯。”（《寄升庵长句八首》其四）^[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