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栋朝的生平事迹
杨栋朝（1585—1640年），字胜任，一字侍廷，号梦苍，白族，云南剑川人。杨栋朝的祖父杨士诚（一作士成），是李元阳的学生，岁贡生，历任永昌府保山县教谕、楚雄府定远县教谕。当时人赞扬杨士诚“两秉教铎，造士传经；捐资建学，赞勷修城”，其主要贡献在教书育人办学方面。杨栋朝万历癸丑年（1613年）中二甲进士。先后任湖广湘乡县知县、辛酉科（1621年）乡试同考官、南京礼科给事中、南京吏科给事中等职，因上疏弹劾魏忠贤，天启五年（1625年）底被罢官，崇祯初年被重新任命为吏科给事中，不久升任光禄寺少卿。杨栋朝存留至今的文章只有《筹滇开路疏》和《会劾魏珰疏》两篇。
杨栋朝考中进士以后，仕途比较蹭蹬，在湘乡县知县任上一干就是十年，其间辛酉年担任乡试同考官只是临时职务，在那个讲权势、讲关系、讲同乡同门同学的时代，像杨栋朝这样来自边远地区的基层官吏是很难受到关注的。好在杨栋朝在湘乡是有政绩的，赢得了良好的声誉，终于引起了朝廷的注意。
天启三年（1623年）三月，杨栋朝终于被朝廷任命为南京礼科给事中，这时他38岁。在皇帝的任命书中，这样评价杨栋朝：“才望魁奇，风神俊朗。蜚英甲第，卓然骐骥空群；展翼上湘，蔚尔鸾凤腾霄。循良之绩既奏，耳目之任攸隆。”这是说提拔杨栋朝的理由：他进士出身，在湘乡任上政绩突出，奉公守法，声名远扬。还说他“独以三湘卓异”，有“直声”，因而提拔。礼科给事中和知县都是一样的级别，都是正七品，是不大的官职，但却比较重要。明代在吏、户、兵、礼、工、刑六部，相应设立六科给事中，“掌侍从、规谏、补缺、稽察六部百司之事”，可以对朝廷的大小事情提出建议和意见，甚至可以对皇帝提意见。其主要工作是督察检查六部的工作，可以越过本部尚书直接报告皇帝，本部尚书签署的文件要有给事中的签名才有效，如果觉得尚书的报告或文件有错误，可以退回。因此，给事中虽是小官，却在明朝的政治事务中起着不小的作用，连六部尚书也不敢小觑。所以，杨栋朝调任南京给事中也可以看作被信任和提拔。但明代的官制比较复杂，从永乐皇帝开始，从六部到大小各种朝廷机构，北京有的，南京也有，同样名称、同样级别的有两套机构和两套官职。不管在北京，还是在南京做官，理论上完全一样，但北京做官可以直接面对皇帝，而南京却天高皇帝远，所以在南京任职，即使是做到六部尚书也基本上是闲职。这样看来，杨栋朝十年勤奋工作换来的调动并不能让他有多少作为。
但杨栋朝是认死理的人，既然任给事中的职务就要承担给事中的职责，并且皇帝的任命书中也说：“凡朕之用人行政，尔可密告昌言。即尔之献可替否，朕亦虚怀而乐受。讵以迹之远近而眷有崇夷。”意思是对皇帝任用官员或朝廷政治措施，杨栋朝都可以提意见，可以公开发表，也可以秘密报告，无论对与不对，皇帝都会敞开胸怀，乐意接受。皇帝不会因为官员任职地点的远近而分亲疏的。皇帝还说，在任命这个职务时，经过反复斟酌，最后选择杨栋朝，就是希望他坚持在湖南时的一贯做法，“振直声于金陵根本之区”。那好吧，我杨栋朝就按皇帝的旨意来做事，按给事中的职责要求自己，管他在北京还是在南京。杨栋朝在南京给事中任上，确实是这样做的。
杨栋朝任南京给事中的时间并不长，前后不到三年，但却是他生命的光辉最为耀眼的时期。虽然在南京任职的官员们大都比较清闲，但杨栋朝却比较忙碌。就任南京给事中没有多久，杨栋朝就给皇帝上奏《筹滇开路疏》。这篇奏疏是对傅宗龙奏疏的呼应。此前，在朝中任御史的云南人傅宗龙上奏《滇疆威迫请旨发帑拯救疏》，提出为了有效剿灭滇川黔的土司叛乱，稳定云南，请求从国库中拨出20万两解决云南的军饷，尽快配齐云南各级空缺官吏，开通四川见长至滇中的道路。朝廷听取了傅宗龙的意见，答应下拨云南军饷5万两，但与傅宗龙的要求差距太大，基本没有解决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杨栋朝上奏了《筹滇开路疏》，奏疏的完整标题是“为滇势危若累卵，民望急于倒悬，乞严敇抚按星夜赴任，协力保御，速通滇路，以救危疆事”，进一步强调了傅宗龙提出的问题，要求增拨15万两军饷，并突出开通建昌道的建议，在强调理由和条件方面比傅宗龙疏更有理有据，更有说服力。关于开通建昌道，傅宗龙只是说此道最近，在反驳一些人提出的此道难走、有瘴气时说，“泸江（金沙江）虽有瘴，而不甚毒”，说服力不强。而杨栋朝是这样来陈述开通建昌道的理由的：“自蜀之成都渡泸，历建昌、会川一带地方，直抵滇中，最近最捷。又来往之行径，见在可循；险窄之芟除，修辟甚易。且庐舍不断，旅寓有所，比之粤西一路，劳逸既殊，远近尤判。如此路一开，则舆马相望，便成坦途。而东路西路，且将渐与俱开。有事则专由此路，为救滇之咽喉；无事则并由各路，为黔蜀之脉路。蠢兹小丑，恐求一鼠窜之所，且不可得已。惟望敕滇蜀抚按，协同计议。其驿递公馆，哨堡钱粮，作何区处，遣廉能官员，估费料理。如此则缓急更无梗塞，而成功可计矣。”杨栋朝说得非常具体客观，就像亲自做过勘探一样，措施也确实可行，这样的意见当然比较容易被当政者接受。后来，朝廷采纳了傅宗龙和杨栋朝的意见。开通建昌道，不仅对当时的政局、边疆稳定有重要意义，也对后来云南与内地的联系交流、边疆经济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https://www.daowen.com)
到南京的第二年，即天启四年初，杨栋朝曾上疏要求进行人事改革，裁减各部人员，但意见没有被采纳。这个奏疏没有存留下来。这一年六月，杨栋朝做出了一生中最有意义的英勇壮举，那就是毅然上奏《会劾魏珰疏》，弹劾魏忠贤。到了七月，魏忠贤指使一批宦官围攻首辅大学士叶向高官邸，叶向高被迫辞职。十月，东林党人赵南星、高攀龙等人被撤职，杨涟、左光斗、魏大中等人被革职除名，韩爌等被迫辞职，这些人在朝廷的职位，都全部换成了魏忠贤的同党。掌控了各个部门的权力以后，魏忠贤开始了对东林党人的疯狂迫害。
到南京的第三年，即天启五年初，形势已非常严峻，正月，魏忠贤下令把东林党人的书院改为奉祀辽东死难御史张诠的祠庙。这个时候，也刚好是三年一度官员考核推荐的时候，魏忠贤死党、内阁大学士魏广微在推荐的人选名单中，唯一给王之臣加了四圈，意思是全优，重点推荐重用，杨栋朝发现王之臣品质操守不好，还有一些不法行为，于是按照规定和程序上奏疏对王之臣进行检举，从名单中划掉王之臣的名字，坚决抵制对魏广微的推荐。魏忠贤没有办法，直接跳出来为王之臣辩护，力保王之臣通过，还盗用皇上的名义下旨：“王之臣颇娴将略，方需显擢，且台疏不列，岂为公论？仍候边抚员缺补用。”当时，不少人认为王之臣“操守多议”，道德品质有问题，口碑差，但王之臣无耻吹捧魏忠贤，贿赂魏忠贤和魏党要员，因此仍然被派到辽东前线任督师。王之臣在辽东，自己在军事和边防建设上没有什么建树，却通风报信，按魏忠贤的话行事，处处掣肘袁崇焕，甚至在袁崇焕和其部属将领之间挑拨离间。崇祯元年，王之臣因为依附魏忠贤被撤职，被列入魏阉“逆案”。这些都证明了杨栋朝敏锐的眼光，意见是多么的正确！可惜的是他的奏疏没有留存下来。这个时候，全国到处都兴建魏忠贤的生祠，无耻官员争相入祠跪拜，杨栋朝坚持不拜，即使从生祠门口经过，也绝不进入。
天启五年三月，魏忠贤阉党逮捕杨涟、左光斗、袁化中、魏大中、周朝瑞、顾大章等人入狱，日夜严刑拷打，六人全部死于狱中。魏忠贤的爪牙还编辑《天鉴录》《同志录》《东林点将录》等东林党人名册，只要是反对魏忠贤的都列入东林党人名册，然后按照名单，或抓捕，或流放，或撤职，其中既有邹元标、顾宪成、叶向高和被迫害致死的杨涟等东林党人，还有一些并非东林党的人。
十二月又以朝廷名义颁布“东林党人榜”于天下，“生者削籍，死者追夺，已经削夺者禁锢”。“东林党人榜”列出309人，杨栋朝的名字也被列入其中。很快杨栋朝就被革职除名，被迫下放回乡了，这就是所谓“生者削籍”的处罚。
到了崇祯元年（1628），情况有了变化，朝廷开始清算魏忠贤阉党的罪行，起复被阉党迫害的一批人士的职务，在家乡剑川闲居两年多的杨栋朝被起用为吏科给事中，到了北京做官，不久转任尚宝司司丞，升光禄寺少卿。几年后，杨栋朝辞职回到家乡剑川闲居，安度晚年。这期间他坚持为老百姓做了许多好事。他曾捐资重建剑川孔庙棂星门，修两庑泮池。当时的剑川西厢水利艰难，杨栋朝捐资，从白腊哨涧起开挖沟渠六里多长，导引山水，使几个村庄的田地得到了灌溉。他的这些行为，得到了家乡人民的赞赏称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