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林彪反党集团被历史的洪流冲走了。1973年2月，吴吉昌的冤案终于得到平反，他恢复了党的组织生活，担任了涑阳大队革委会副主任。
老汉总算盼到了这样一天，可以不偷偷摸摸地研究棉花了。可是，从周总理布置任务起，珍贵的时间已经过去了整整七年！
吴吉昌像久困在笼中的鸟，一旦获得解放，他就要立即展翅高飞了。为了时时提醒自己不忘总理的嘱托，为了处处能观察和研究棉株理想的株型，他特意在家里的檐下、墙头、窗前、树上，到处挂起一株株棉花。这银花满目的庭院，迎着太阳发出灿烂的光华！
二月里，涑水河里的冰雪还未消融，大地寒气仍在袭人，吴吉昌棉花“早育复栽”的试验开始了。他在苗床旁边搭起一个简陋的窝棚。刚抹的稀泥还在滴水，他就往冻土上铺了一层麦秸，回家搬行李去了。
汤素莲看到老伴卷起被褥，连忙拦住说：“你……你还要不要老命了？” 吴吉昌回答说：“在家里我能合上眼睡觉吗？我宁愿死在地里，也不能待在家里。”
还能有谁比汤素莲更懂得、更体谅吴吉昌的心情呢！她眼圈一红，松开了手，望着老汉夹起被褥，拿着一把镰刀走了。
晚上，老贫农赵发全也夹着被褥跟着吴吉昌进了窝棚。
涑水河畔一片寂静。月光下窝棚四周的冰柱，闪着凛冽的寒光。两位60多岁的老汉，提着马灯，拿着镰刀，像忠于职守的哨兵，警惕地守护着苗床。棉苗移栽到麦茬地里以后，白天吴吉昌顶着太阳观察棉花生长、开花；夜里他蹲在地里倾听棉花落铃落蕾的声音，有时还风趣地对棉苗说：“你休息，我不休息！”
一个个日日夜夜过去了。他，终于摸清了棉苗的脾性，逐步认识了落蕾、落铃、落桃的时间，跟水、肥、光、温等条件的辩证关系。
这一年，涑阳大队两亩八分“早育复栽”的试验棉田，平均亩产皮棉186斤。吴吉昌搞的一株双秆的试验，也获得了初步成功。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四人帮”又掀起了一股破坏生产，破坏科学研究的逆浪。
1974年，山西省棉花科学研究所负责人来到涑阳，邀请吴吉昌参加棉花栽培技术经验交流活动。端午节，当他们正在稷山县参观时，运城地委一位负责人乘坐小卧车来了。
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这个负责人一见吴吉昌就训斥道：“你这个人就是技术挂帅，专搞唯生产力论。”他吩咐省棉科所负责人说：“吴吉昌技术再好，我们也不能用他，不准再带他出来传授技术，不准推广他的植棉经验。”说罢，钻进汽车，把门一关，一溜烟地开走了。
吴吉昌就像头上给人猛击一拳，站在路边发愣。他愤懑地想：这到底是为什么？林彪不是摔死了吗？难道又出了奸臣？
果然，接连不断的打击来了。有人说，对吴吉昌落实政策，不把他当阶级敌人看待，够宽大了，他再也不是什么植棉模范。有人说，吴吉昌的双秆棉是唯生产力论的活标本，他不问政治，专弄棉花，念的是“复辟经”，干的是“回潮事”……一顶又一顶大帽子压到了他的头上。
尽管吴吉昌不断进行斗争，但是缚在他身上的绳索还是越捆越紧。省科委发给他的科研经费他领不到手；发给他用于棉花试验的化肥给别人挪用了；发给他的抽水机具还没有运到就被别人半路劫走了……这年夏天天旱，棉叶开始打蔫。那些过去迫害吴吉昌的人又对棉田实行了断水、断电，逼得这个残疾的老汉只好跟小姑娘一起抬水救苗。
乡亲们都为他担忧，有人劝他说：“算了，这么大年纪了，可别斗了，弄那个棉花干啥？”他说：“那可不行，总理要我创造经验，解决棉花落桃问题，全国有7500万亩棉田，一株棉少落一个桃，一亩地就能增产十多斤皮棉，这可是件大事。棉花就是俺的命，啥也别想挡住俺！”
用什么办法冲破这重重压力和层层封锁呢？吴吉昌反复考虑了很久，决定要离家出走。他对老伴说：“这里不让搞，就到外地去，走到哪里就在哪里革命，沟死沟埋，路死插牌，哪里的黄土不埋人呢？再说，我走了，也免得连累你们……”
老伴越听越伤心，但听到最后一句，火了。她说：“你忘了？当年你受林彪的祸害，给打成反革命，俺哪有一天跟你分开过？现在你要走，咱俩一起走，能活，活在一起，要死，埋在一堆……”说罢，呜呜地哭个不休……
常言说，“穷家难舍，故土难离。”在“四人帮”的重压下，这个倔强的老汉和他患难与共的老伴，决心离家出走，是多么万不得已呵！当年他爷爷从山东逃荒来山西，走过这条路，但那是为了活命；今天，他被迫走这条路，竟是为了革命，为了完成党交给他的庄严使命！
就在这十分困难的时候，传来了周总理对吴吉昌十分关怀的消息。
多年来，周总理几次询问吴吉昌的情况。起初，传来的消息说，吴吉昌是反革命，总理嘱咐一定要查清情况，向他报告。后来，总理又询问这件事。有人说，吴吉昌躺倒不干了。总理说：我不信，老吴同志是不会躺倒不干的，要让他继续革命嘛！
有谁能描写吴吉昌听到这一消息后的心情呢？他感动得哭了。他沉痛地说：“我对不起总理对我的关心，我没能完成任务……”
这是一个多么要强的人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