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打开了思想解放的闸门—沂蒙山书简
南振中
这次进沂蒙山，原不打算久留。可是，当我来到蒙阴县孟良崮附近的垛庄公社后，这里巨大的变化拖住了我的行期。
今年春天，我曾来过垛庄。这里刚刚受寒潮的侵袭，青青的麦苗在寒风中抖动。那时，我怎么也想不到今年夏季这个公社会比去年增产200多万斤小麦，一季向国家交售的粮食相当于国家全年定购任务的3倍多。
上次来时，不少人担心实行社员养猪“两把刀”，国家生猪收购任务完不成，现在许多人在为收购的生猪运不出去而发愁。鲜蛋、兔毛、羊皮、瓜菜和沂蒙山区的各种土特产品，都像泉水一样，从千家万户源源不断地涌流出来。
然而，比这更为深刻的变化，还是发生在人们的思想中。记得上次来垛庄，一走进公社党委办公室，就被熟人围住了，你一言，我一语，把想不开的那些事一股脑儿端给了我：
“过去常说‘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如今，地富反坏右一风吹了，资本主义的路也不让堵了，丢了纲，往后没个抓手，农业还怎么大上？”
“报上说一户社员养60多只羊。个人划拉那么多，谁还有心愿干集体的？社会主义还要不要？”
“过去批的，是现在干的；现在批的，是过去干的，这样下去，不就乱了套了吗？”他们讲了一大通，总之一句话—“不理解！”
这次大不一样了。上次炮开得最多的一位公社革委会副主任，这次一见到我就说：“我这个直筒子，后悔不该说那么多怪话！现在看，三中全会这一套办法，真行！”
从暮春，到初秋，不到半年时间，在农村干部中间为什么会发生这么明显的变化？是什么东西打开了他们思想解放的闸门？我找公社有关部门的同志和许多大队和生产队干部畅谈了他们自己思想解放的过程。我终于弄明白了，打开他们思想解放之门的钥匙，是实践。
拿今年春天嚷嚷得最厉害的集市贸易来说吧。垛庄是沂蒙山区重要的集镇之一。前些年，极左路线把农民卡得死死的，想买的，买不到，想卖的，卖不掉，垛庄集市日渐冷落。今年春天政策允许集市贸易，垛庄立刻又热闹起来了。街道两旁支起了豆腐锅、丸子锅，出现了大队经营的饭棚，馒头、油条、豆腐卷子、马蹄烧饼，牛马猪羊、梁檩条货、桌椅箱柜和各种山货也一齐涌上市场。马嘶羊叫，人声鼎沸，不少人看不顺眼，说这样下去，资本主义非泛滥不可！可没多久，农村集市的秩序就恢复了正常。粮食、鲜蛋、瓜果和各种土特产品的价格降下来了，成交额成倍增长。今年上半年，市场管理部门收取的交易费达2936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85%。8月20日正逢垛庄大集，我找到工商行政管理所的郑曰义，问道：开放农村集市会造成资本主义泛滥吗？他向我提供了两个很能说明问题的数目：1978年垛庄集查获的投机倒把案件30起，而今年1至7月份只查获了1起。他说道理很简单，过去那种卡的做法，使老实农民想卖卖不掉，想买买不到，恰好给真正的投机倒把分子以可乘之机。现在，各地的农村集市统统开放了，自产自销，自买自用，买主和卖主直接见面，投机倒把分子从中渔利的机会自然就越来越少了。
实践也打消了一些同志的顾虑。在垛庄公社，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集市贸易在社会主义经济生活中的补充作用和应有的地位，从而开始自觉地利用它来为四化建设服务了。
前些年，上边让宰羊宰鸡，“堵资本主义的路”。点子虽是从上面传下来的，事情却是基层干部干的。现在说错了，要纠正，有些基层干部的思想一时转不过弯来，可一旦他们从实践中亲眼看到了政策的威力，那么，他们执行起党的政策来，会比别人更加坚定。
手巾峪大队有一位年轻的生产队长，名叫李清余，对上级的指示，他很少打折扣。1975年，上级让割“资本主义的尾巴”。他带头把自己家里养的十几只正在生蛋的鸡杀掉，然后提着一把菜刀，天不明到社员家里堵鸡窝，一连斩了十多只鸡、鹅。不到三天，社员的家畜家禽就被扫得精光。这次政策明文规定允许社员养鸡养羊，李清余开始想不通，他想，要是社员成天忙自己的，队里的活谁干？
这次访问，和李清余言谈中，再也听不到他的忧怨之声了。他说，过去只知认死理儿，不会算活账，总觉得社员精力是有限的，只有把家庭这一头统统砍光，才能一心一意干集体。其实，越这么卡，大伙就越泄气，哪里还谈得上什么社会主义积极性？现在，家庭副业发展了，社员有吃有穿有钱花，就鼓足劲儿大干社会主义了。李清余思想弯子转过来后，不仅不限制社员养鸡养羊，还千方百计地帮助社员发展家庭养殖业。队里的玉米秸、甘薯蔓除留下一部分发展集体养猪外，都分给户里，作粗饲料；社员养猪，生产队按低于市价20%的价格供给社员仔猪，困难户还可以赊销，等肥猪出售后再归还。如今的手巾峪大队已是六畜兴旺。全大队养了400多头猪、700多只羊、3000多只兔、3000多只鸡。猪多羊多肥料多，今年全大队小麦总产比上年增长了近三成，秋庄稼的长势也好于以往任何一年。
今年春天，在传达中央关于两个农业文件的过程中，许多大队改变了过去那种平均主义的评工记分办法，实行“五定一奖”等责任制，只有泉桥大队仍然实行“大概工”。公社党委教育他们落实政策，要改过来，他们不听，麦收以后，草荒出来教训他们了。这个大队有两片大洼，本来就怕涝，麦收以后偏偏来了连阴雨，几天工夫，野草就长了一地，把玉米、豆子全盖住了。大队党支部书记韩玉本着了急，接连召开干部会、社员会，亲自督阵，突击灭荒，但第一遍没锄完，锄过的草又长起来了。而邻队地里的玉米叶子黑绿黑绿的，地里不见草。打听人家的经验，就是实行了定额包工的生产责任制。这个办法真灵吗？党支部决定先在第二生产队搞试点。
第二生产队去年曾经实行过一段包工定额，后来被一股风给吹掉了。这次，他们从前洼里划出100亩荒得最厉害的玉米、豆子地，分给社员，责任到人，定期完成，按实际完成的工作量计算报酬。办法一改，劲头就大不一样了。社员、干部你追我赶。结果，只用了两天半，100亩最严重的草荒就被歼灭了。其他几个生产队看二队的法子确实灵，就照样干起来，结果，几百亩草荒地，十多天就被拾掇得干干净净。韩玉本谈到思想转变时，风趣地说：“应该给草荒记一功！”
实践，使垛庄的干部、社员变得聪明起来了。他们大胆地面对现实，谨慎地检验着过去的一切，不断冲破各种传统观念和习惯势力的束缚。当然，这还只是刚刚开了个头。然而，思想解放的闸门一经打开，那么随之而来的，不就是一泻千里的江河水吗？
（新华社济南1979年9月19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