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序
“‘一带一路’源自中国，但属于世界。”习近平主席这句话启示我们，“一带一路”建设需要中国智慧，也需要世界智慧。“一带一路”与世界智慧的关系是什么？在《国外“一带一路”研究译丛》出版之际，这个问题引起我们的深思。
一、“一带一路”倡议吸纳了世界智慧
丝绸之路是中国开凿出来的古代商路，其形成汇聚了沿线各国人民的智慧，是历史留给人类的财富。西汉时期，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开通了丝绸之路，《史记》称之为“凿空”之旅。东汉时期，班超出使西域，使丝绸之路复通，《后汉书》记载，班超派遣的“甘英使大秦，抵条支。临大海欲度……”魏晋南北朝时期，北魏孝文帝遣使通西域，《魏书》记载：“朝廷遣使者韩羊皮使波斯，波斯王遣使献驯象及珍物。”唐宋时期，贸易顺畅，陆上丝绸之路的发展达到鼎盛，海上丝绸之路也十分繁华，据韩愈《送郑尚书序》描述，“蛮胡贾人，舶交海中……外国之货日至，珠香象犀玳瑁奇物溢于中国，不可胜用”。元朝时期，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根据他经行地中海、欧亚大陆和游历中国的经历，写下了著名的《马可·波罗游记》，向欧洲展示了神秘的东方。明朝时期，著名航海家郑和7次远洋航行，到达亚洲、非洲等地的30多个国家和地区。“驼队和善意”“宝船和友谊”架起了东西方交流的桥梁，打开了各国友好交往的大门。
丝绸之路是贸易之路，将中国的丝绸、铁器、瓷器等带到西方，将胡椒、亚麻、葡萄等带回中国。丝绸之路是文明交流之路，沿线的古埃及文明、古巴比伦文明、古印度文明和中华文明长期交流互鉴，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交流共融。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经阿拉伯人传到欧洲，佛教、伊斯兰教以及基督教的一支沿着丝绸之路进入中国，丰富了中国的文化。文明因开放而发展，民族因包容而共存，丝绸之路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
鸦片战争以后，联结东西方的丝绸之路日渐式微，几乎被历史尘封。1868年开始，德国地理学家费迪南德·冯·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1833—1905）1868至1872年在中国先后作了7次旅行，调查地质、矿藏等。在1877年出版的《中国：我的亲身旅行及其研究成果》第一卷中，他首次提出了“丝绸之路”的概念。1910年，德国历史学家阿尔伯特·赫尔曼（Albert Herrmann，1886—1945）在其著作《中国与叙利亚之间的古代丝绸之路》中引申了李希霍芬的观点。1913年，法国汉学家埃玛纽埃尔-爱德华·沙畹（Émmanuel-Édouard Chavannes，1865—1918）提出了“海上丝绸之路”的概念。1936年，李希霍芬的学生斯文·赫定（Sven Hedin，1865—1952）推出《丝绸之路》一书。从此，以中国为起点的海上丝绸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拂去了历史的尘烟，重新回到了人们的视线。
20世纪后期，国际社会开始出现一些复兴丝绸之路的提法。198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启动为期10年的“综合研究丝绸之路——对话之路”项目，旨在加强东西方文化交流，密切欧亚大陆各国人民的关系。2008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与中国和中亚四国政府联合发起“丝绸之路复兴计划”，该计划包括俄罗斯、伊朗、土耳其、中国等19个国家，于2008—2014年实施了230个项目，投入430亿美元，在公路、铁路、港口、通关等方面着力，构建运输走廊。2004年，日本提出将中亚五国及外高加索三国定为“丝绸之路地区”，实施“丝绸之路外交”战略，抢占能源。2005年，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亚高加索研究院院长弗雷德里克·斯塔尔（Frederick Starr）提出“新丝绸之路”的想法，强调建设连接南亚、中亚、西亚的交通运输和经济发展网络。2011年，美国提出“新丝绸之路”计划，以阿富汗为中心，将中亚、南亚连起来，构建区域性地缘政治、经济体系，意在围堵和遏制中国、俄罗斯和伊朗。同年，伊朗启动“铁路丝绸之路”计划，旨在连通阿富汗、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中国的铁路线。2012年，哈萨克斯坦宣布实施“新丝绸之路”项目，计划充分利用区位优势，将该国打造为中亚地区最大的过境中心。多年来，俄罗斯将“中欧运输走廊”称为“新丝绸之路”，强调俄罗斯应该在“新丝绸之路”上发挥决定性作用。这条走廊从中国、中亚、俄罗斯到德国，联通铁路网和港口。上述这些提法不同程度地体现了“丝绸之路”蕴藏的智慧，在国家与国家的关系中找到了符合自身利益的发展空间和路径，但是它们的价值观存在局限，囿于局部利益和短期效应，没有宽广的全球视野和历史纵深感，因而缺乏可接受性、可持续性和开创性。
2013年秋，习近平主席分别在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提出了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标志着古代丝绸之路的复兴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习近平主席融历史眼光和全球视野于一体，深邃地思考丝绸之路的历史与未来。他对丝路精神进行了高度的概括：“古丝绸之路绵亘万里，延续千年，积淀了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这是人类文明的宝贵遗产。”他针对全球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提出了一个促进各国人民共同繁荣发展的方案。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是贡献给世界的中国智慧，之所以能够得到国际社会积极而广泛的响应，正是因为该倡议具有历史眼光和全球视野，吸纳了世界智慧。正如世界银行行长金墉所说：“‘一带一路’倡议植根于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土壤，点亮的是未来世界发展的星空。它将推动跨境乃至跨大洲的融通，惠及世界大多数人口。”
二、共建“一带一路”需要联通世界智慧
共建“一带一路”的核心是区域联通、世界联通，而世界联通的根本是世界的智慧相通。从时间维度来看，“一带一路”倡议贯通古今。丝绸之路从西汉时期开拓凿通到鸦片战争后日渐衰落，再到今天在国际社会共商共建中将重现昔日的辉煌，2000多年的漫长历史中虽然历经盛衰，却赓续绵延，其中有多少故事值得回味，有多少智慧值得汲取。2014年6月，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跨国联合申报的丝绸之路项目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标志着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同继承丝绸之路历史遗产的开始。从空间维度来看，“一带一路”倡议联通全球。丝绸之路以中国为起点，连接亚洲、欧洲和非洲，以开阔的胸襟、开放的态度接纳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以开放的态度容纳世界。根据“一带一路”倡议和国际合作的需要，结合古代陆海丝绸之路的走向，“丝绸之路经济带有三大走向，一是从中国西北、东北经中亚、俄罗斯至欧洲、波罗的海；二是从中国西北经中亚、西亚至波斯湾、地中海；三是从中国西南经中南半岛至印度洋。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有两大走向，一是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经马六甲海峡到印度洋，延伸至欧洲；二是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向南太平洋延伸”。在如此广阔的地域空间建设人类利益共享的联合体，在历史上还未曾有过。联通古今，历史和文化聚同；联通全球，视野和利益求同。“一带一路”的共建就是古今中外的智慧联通。
“共建‘一带一路’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主要内容。”“五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基本路径，也是中国智慧和世界智慧联通的具体路径。“一带一路”与俄罗斯提出的欧亚经济联盟、东盟提出的互联互通总体规划、哈萨克斯坦提出的“光明之路”、土耳其提出的“中间走廊”、蒙古国提出的“发展之路”、波兰提出的“琥珀之路”等协同共进，是政策沟通的结果，也是智慧碰撞的成效。中国与印尼、老挝合作，加速推进雅万高铁、中老铁路等项目；中国与巴基斯坦、希腊合作，加紧建设瓜达尔港、比雷埃夫斯港。这种设施联通的背后是双方智慧的对接和融合。贸易畅通需要理念的统一、规则的共识，每打通一个环节，都是双方智慧的提升。资金融通汇聚和流动的是货币，挑战的是融资瓶颈，无论是投资还是接受投资，都得依靠双方的沟通、交流。民心相通直面文化和精神领域，促进各国的人文交流，促进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这是“五通”中最为重要的，因为“民心相通”使各国人民心意和智慧相通，直接铸就“一带一路”的民意基础和社会基础。
“共建‘一带一路’为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新的助力。”“一带一路”的包容性和开放性，体现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经济全球化给世界带来了美好，也带来了困惑。“面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正确的选择是，充分利用一切机遇，合作应对一切挑战，引导好经济全球化走向。”中国智慧倡导和为贵、协和万邦，强调“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一带一路”倡议引领包容性全球化，为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提供富有中国智慧的解决方案。包容性全球化强调共商共建共享，追求普惠和均衡，激发世界各国人民的智慧，让世界各国人民因为合作共赢实现更加美好的生活，让世界各国因为责任共同体、利益共同体而走向命运共同体。
三、为共建“一带一路”汇聚更多的世界智慧
要进一步吸纳世界智慧，进而联通世界智慧，最佳路径就是从域外视角来观察和思考问题，域外视角是学习世界智慧的好方法。“一带一路”的核心是对接各国的发展战略，促进区域的基础设施建设和互联互通，实现共同繁荣。因此，参与共建的各国不能只考虑本国的利益，还要考虑他国利益和区域利益；不能固守本国的理念，还要理解和尊重他国的理念。对于中国来说，就要把中国的愿景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同的愿景相结合，把中国的利益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同的利益相结合。共建“一带一路”要求我们不能局限于中国的视角来看问题，要学会从域外视角、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来看问题。其他国家对“一带一路”的认识是域外视角，其他国家的政府、商界、学界、民众关于“一带一路”的理解与认识也是域外视角，还有一些国际组织、区域组织对“一带一路”的看法都是我们加深认识“一带一路”的域外视角。通过这些域外视角了解国际社会复杂的观点和诉求，是深入研究“一带一路”必走的一步，深入理解其中蕴含的智慧更是共建“一带一路”所不可或缺的。
2017年5月，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将近4年之际，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包括了圆桌峰会和6个分论坛，29位外国元首、政府首脑及联合国秘书长出席，来自130多个国家的1500多名各界代表参会。与会领导人和代表充分交流，分享政策实践和合作体会，产生了270多项合作成果。2019年4月，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再次在北京召开，圆桌峰会以外，分论坛增加到12场，另外还举办了一场企业家大会。这届论坛有38个国家的元首或政府首脑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共40位领导人出席，来自150个国家、92个国际组织的6000余名外宾参会。会议进一步扩大了共识，产生了283项合作成果。这两届高峰论坛都在充分交流的基础上发表了联合公报，凝聚了共建“一带一路”的国际共识。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提供了倾听各国政府声音的场所，要更深入地了解国际社会对“一带一路”的认识，还需要倾听来自民间的声音。这就需要了解各国智库的观点，需要了解各国学界、商界、民众的心声，需要了解一些区域组织和国际组织的看法，还需要了解相关区域和国家的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等方面的现状及其对接“一带一路”的路径。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国内学术界从政治、经济、文化和历史等领域展开了“一带一路”的研究，推出了一大批“一带一路”的研究著作，反映了国内研究“一带一路”的热情。但是，国内学术界对国外“一带一路”研究成果的了解不够，国外相关研究成果仅散见于论文、著作中，缺乏系统的反映。事实上，“一带一路”倡议一经提出便引起了各国智库的重视，相关成果已经比较丰富。美国的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兰德公司、布鲁金斯学会、外交关系学会等智库机构对“一带一路”合作倡议极为关注，它们透过美国亚洲再平衡政策的多棱镜，从不同视角对中国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关系进行探讨。尽管美国至今仍置身于“一带一路”之外，而且对“一带一路”的评价常常不怀好意，但是美国对“一带一路”一直保持着很高的关注度。俄罗斯的智库战略和科技分析中心发表了一系列“一带一路”研究报告，态度比较平和务实。印度有多家智库机构如全球关系委员会、和平与冲突研究所、国家海事基金会、南亚分析集团等也都在密切关注“一带一路”，尤其关注中印关系以及两国与南亚的关系发展问题。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荷兰国际关系研究所、瑞典安全和发展政策研究所、比利时布鲁盖尔研究机构、土耳其国际战略研究机构、以色列国家安全研究院、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政策研究中心、加拿大地缘政治监控中心、澳大利亚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新加坡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哈萨克斯坦战略研究所等数十家国外智库机构也都着眼于“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的世界战略、安全、经济前景研究。同时，各国大学中致力于中国研究的学者也活跃于“一带一路”研究领域，纷纷撰文著书，表达他们关于“一带一路”的观点。随着共建“一带一路”的推进，国外“一带一路”研究成果也越来越丰富。
基于“为国内研究‘一带一路’提供域外视角，为建设‘一带一路’提供域外智慧”的宗旨，我们编译出版《国外“一带一路”研究译丛》。该译丛选取国外研究“一带一路”的最新著作、论文和研究报告，内容包括国外对“一带一路”的认识和看法、国外对“一带一路”建设的研究、国外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区域的的研究等。《国外“一带一路”研究译丛》的出版，将拓展国内“一带一路”研究的视野，为国内“一带一路”的研究提供“他山之石”，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智力支持，助力中国话语体系的构建和国际话语权的提升。
“一带一路”倡议自2013年提出以来，越来越被国际社会所接受。根据中国“一带一路”网（www.yidaiyilu.gov.cn）提供的数据，2016年底，有39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与中国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协议；到2019年10月，与中国签署协议的国家和国际组织迅猛增加到167个，其中有发展中国家，也有发达国家。6年来，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港口、铁路、公路、航空、电力、通信等领域开展了大量合作，迅速提升了相关国家的基础设施水平，成果超出预期。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和投资保持了强势增长，超出了中国对外贸易和投资的平均水平。截至2019年7月，亚投行成员已经达到100个，其中6成以上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到2018年4月，中国与61个“一带一路”国家共建立了1023个对外友好城市，占中国对外友好城市总数的40%。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共建“一带一路”，是当今国际社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一带一路”建设之所以能够得到沿线各国的共同参与，并取得如此迅速的发展，是因为它汇聚了世界智慧的中国方案。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民的热情参与，联结世界、和平兴盛的丝绸之路必将重现人间。
蒋洪新 尹飞舟
2019年10月于长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