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斯兰事件后欧盟与俄罗斯之间日益扩大的价值观方面的差距
2004年9月1日，在北奥塞梯共和国（North Ossetia）的别斯兰发生了大屠杀，俄罗斯就此有了限制民主的借口。欧盟无法在对俄政策中实施其规范性议程，则加剧了大屠杀所带来的挑战。双方在规范和价值观的重要性上产生了分歧，导致别斯兰大屠杀后，这对“战略伙伴”之间的裂痕扩大。就在俄罗斯家庭庆祝新学年开始的时候，车臣恐怖分子劫持了约1100名小孩和成人作为人质向克里姆林宫施压，要求他们停止在车臣侵犯人权的行为。[118]情况恶化后，俄罗斯安全部队袭击了恐怖分子所在的建筑，发起了战争。此次事件造成了334名人质死亡。[119]大屠杀发生后，普京将俄罗斯描述为国际恐怖主义的受害者：“我们的国家曾经受到最强大的国防系统保护……一夜之间我们却发现自己毫无抵抗能力。”[120]他谴责别斯兰的袭击是国际恐怖主义行为，并认为是基地组织导致了车臣恐怖活动和学校人质危机。他声称，大屠杀后发起的改革（包括通过非选举的方法由普京直接任命地区领导人）将会使俄罗斯强大起来。[121]
别斯兰大屠杀之后，威权主义加剧、民主受到削弱的迹象使得欧盟难以做出回应。曾在欧盟委员会对外关系总司俄罗斯部门短期任职的前国际问题专家拉尔斯·格隆伯格说，对于普京宣布的某些改革措施，比如直接任命州长，欧盟“很难”进行谴责。这是因为在一些欧盟国家，地区领导人并不总是由选举产生的，例如在法国，省长的任命就是如此。他解释说，欧盟很难做出回应，这是因为“出于民主的复杂性，在考虑到整体的情况下，不可能直接说一个孤立的部分是对的或者错的”[122]。
对于此次大屠杀，担任欧洲理事会轮值主席国的荷兰一开始就做出了回应，但其回应却导致了和俄罗斯外交部的冲突。大屠杀发生的两天后，荷兰外交部长贝尔纳德·博特代表欧洲理事会主席国荷兰发表了一份声明，他在声明中称：“为了更好地理解在学校发生了什么事，我们想从俄罗斯当局了解更多的细节，以便不论恐怖主义以任何形式发生，我们都可以互相帮助。”[123]俄罗斯第一外交副部长瓦列里·洛希宁批评博特的声明“不恰当、令人厌恶”。显然，对俄罗斯政界人士来说，别斯兰大屠杀已经成为一个敏感的话题，不允许西方世界触碰。[124]
由于普京想要加强克里姆林宫的权力，欧盟和俄罗斯之间的裂痕再次加深。9月13日，大屠杀发生两周后，普京发表了一场演讲，在演讲中他概述了自己想要加强克里姆林宫的权力的愿望。他强调：“一个人刚出生时，他的身体里几乎马上就会出现一些致病的细菌和一些病毒，危及他的健康。但是，如果他的身体（变得）强大，那么他的免疫系统就会抑制所有这些致病的细菌……一旦身体虚弱，这些病菌就会爆发，产生危及生命的疾病。我们的身体就是这样运作的……我们应该重振俄罗斯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的国家地位和政治体系。”[125]
两天后，欧盟对外关系委员彭定康就克里姆林宫所实施的改革发表了评论。他希望俄罗斯政府不要得出这样的结论，即解决恐怖主义的唯一办法是“加强克里姆林宫的权力。坦率地说，并没有多少可靠的历史依据支持这种结论”[126]。与此同时，彭定康强调，欧盟在处理车臣战争时需要采取统一的立场。根据彭定康的观点，在与俄罗斯讨论车臣局势的时候，欧盟应该“立场统一、反应机智，避免欧洲理事会主席国的轮值，同时理解高加索地区种族冲突的复杂性……我们和我们的俄罗斯伙伴迫切需要对这一点达成共识”[127]。
彭定康提到了欧盟在车臣问题上缺乏统一立场，正如本书第2章所阐述的那样，统一立场的缺乏已经影响了欧盟在2000年时要制定的强制性对俄外交政策。尽管彭定康承认，目前还不是时候来“听俄罗斯关于车臣问题的演讲，因为现在正处于悲痛和震惊的时期”。但他强调，要想“一劳永逸地解决”车臣战争，有赖于“在莫斯科的人们是否会奉行有远见、人道和坚定的政策”[128]。
别斯兰大屠杀发生三周后，欧洲一些著名的舆论家加入了批评者的行列。包括瑞典前首相卡尔·比尔特、捷克前总统瓦茨拉夫·哈韦尔和法国哲学家在内的114名学者、公共知识分子、专家和前政界人士联名给欧洲各国元首、政府首脑和北约写了一封信，谴责普京“系统性地削弱了媒体的自由和独立，并且任意关押真实的和假想的政治对手”[129]。后者可以理解为是在暗指2003年被监禁的霍多尔科夫斯基。联名写信者们谴责西方保持“沉默，并克制了自己的批评，相信普京总统朝错误方向迈出的步伐只是暂时的”[130]。在该信的结尾部分，他们强调：“我们必须对俄罗斯正在发生的事情讲真话。这是我们欠别斯兰受害者和成千上万民主人士的，那些民主人士仍在自己的国家为了维护民主和人民的自由而斗争。”[131]
对于他们所呼吁的西方对俄政策需要立场强硬的问题，担任欧洲理事会轮值主席国的荷兰进行了回应。10月19日，欧盟与俄罗斯举行了“三驾马车”部长级会议，荷兰外交部长贝尔纳德·博特代表欧洲理事会主席国进行了发言。他承认，在如何看待原则和价值观的重要性方面，欧盟和俄罗斯之间相互矛盾，这破坏了双方的关系。[132]博特与一名俄罗斯议员的观点相左，该议员在访问欧盟时表示，“过多的民主可能不利”[133]。根据博特的观点，就欧盟而言，民主和法治应该相辅相成，但俄罗斯政界人士却谴责“欧盟难以理解、官僚主义，并且傲慢自大”[134]。大约一个月后，欧洲议会对博特的言论表示支持。2004年11月，在海牙（Hague）举行的欧俄峰会上，欧洲议会发布了一项决议，批评“对真正的‘共同价值观’的追求正在减弱”[135]。该项决议表示，其担忧之处在于“莫斯科的中央政府在进一步地积累权力，例如他们对最高法院法官、州长以及大城市市长进行的是直接任命”[136]。欧洲议会因和俄罗斯的共同价值观方面的问题所产生的失望，加上克里姆林宫的集权，表明欧盟在与俄罗斯交往时所追求的价值观与俄罗斯国内的政治现实之间存在着分歧。这一分歧，以及欧盟在后苏联空间日益扩大的影响力，是1999年至2015年间双方关系恶化的原因。
由于一些重要的政治领导人努力与俄罗斯保持友好关系，欧盟在对俄罗斯日益增长的威权主义进行回应时受到了影响。别斯兰大屠杀后不到三个月，德国总理施罗德将普京描述为“毫无瑕疵的民主人士”[137]。施罗德强调，他认为俄罗斯总统将会“把俄罗斯变成一个公平民主的国家”[138]。他说，普京努力为俄罗斯做出改革，这对欧盟来说是一种挑战，但考虑到俄罗斯之前一直未对危机进行处理，普京至少尝试了去解决问题。[1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