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前言
1999年,欧俄关系受到万众期待。叶利钦(Yeltsin)时代末期,俄罗斯领导人渴望加入欧盟,并在科索沃(Kosovo)危机期间争取欧盟作为谈判伙伴。在普京担任总统的最初几年,在天然气交易、“反恐战争”合作以及对车臣(Chechnya)侵犯人权行为缄默不言的基础上,俄罗斯与欧盟成为“战略合作伙伴”。但在普京第二任期结束时,两者的关系出现了危机。欧俄峰会的主要议题一是俄罗斯将能源作为地缘政治武器而产生的强烈冲突,二是俄罗斯民主的衰落。因此,俄罗斯决策圈将欧盟视为敌对势力。到了梅德韦杰夫担任总统期间,欧盟提出同苏联地区进行经济政治一体化的计划,导致欧俄的对峙关系。哈维尔·索拉纳(Javier Solana)在1999年提出,欧俄的“战略伙伴关系”是“改善国际事务难得的机遇”[1]。但2013年11月爆发的乌克兰危机改变了他的这种观点。到了2015年,这种“战略伙伴关系”似乎已不可挽回。
这篇著作的目的在于阐述欧盟、俄罗斯从1999年的亲密关系变成2015年对峙关系的重要原因。本文的中心论点是,欧盟与俄罗斯内部不同的变革导致了两者关系的恶化。欧盟变革的实质既是地域性的,又是体制上的。欧盟是一个地域实体,它通过吸收华沙条约组织成员国(Warsaw Pact)和苏联加盟共和国把范围扩张到俄罗斯边境。这种扩张给欧俄关系带来三大重要影响。首先,为欧盟拉拢俄罗斯“近邻国家”铺路;其次,欧盟的靠近为新碰撞提供了可能性,例如,俄罗斯公民可以免费过境到邻国,其中包括俄罗斯飞地加里宁格勒(Kaliningrad);最后,欧盟对苏联继任国影响扩大,主要是通过制定“欧洲睦邻政策”(European Neighborhood Policy,简称ENP)和“东部伙伴关系”计划(Eastern Partnership Initiative,简称EaP)来实现的,后者致力于增强同亚美尼亚、阿塞拜疆(Azerbaijan)、白俄罗斯、格鲁吉亚(Georgia)、乌克兰和摩尔多瓦(Moldova)[2]的经济政治合作。
欧盟的另一个内部变革是体制结构的变革。1999年,欧盟为“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Common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简称CFSP)设立了一个高级代表办公室。这一举措具有重大意义,既使欧盟外交政策更具一致性,同时亦提高了欧盟外交关系的透明度。哈维尔·索拉纳于1999年10月被任命为“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高级代表和欧洲理事会(European Council)秘书长,在制定欧盟外交政策方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3]索拉纳在谈判中功不可没,证明了自己的能力。这场谈判宣告了普京在乌克兰橙色革命(Orange Revolution)中地缘政治的失败。同样,2005年索拉纳在就吉尔吉斯斯坦革命的决议进行斡旋时,俄罗斯对欧盟干预后苏联空间的敌意明显增强。
与欧俄“伙伴关系”破裂同等重要的,是俄罗斯逐渐转变为威权国家。欧盟用来促进与俄罗斯伙伴关系的价值观与俄罗斯的政治现实之间的分歧日益扩大。与此同时,欧盟试图推动俄罗斯的政治经济改革,以换取欧洲一体化的未来,但俄罗斯不接受这种诱惑。正如《俄罗斯中期战略》(Russian Medium Term Strategy,简称RMTS)所述,俄罗斯在与欧盟的关系中,始终保持对内外政策的自治。在2000年至2015年间,俄罗斯加强了对能源市场的控制,并在后苏联空间奉行咄咄逼人的外交政策,这些都成为俄罗斯外交政策的特征。
在此期间,普京政权对自由民主和西方世界的敌意与日俱增。与叶利钦政权不同的是,普京政权不把欧盟当成建立俄罗斯主权民主的合作伙伴。主权民主反映了俄罗斯对西方干预俄罗斯内政的敌意,秉着这个观点,克里姆林宫为其日渐成熟的威权主义进行辩护。[4]俄罗斯侵犯人权的行为,如俄罗斯暴力驱散反对普京政权的和平示威活动,引发了俄罗斯和欧盟之间日益加剧的冲突。与此同时,俄罗斯想要在国际舞台上重建自己的大国地位。俄罗斯公然干预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的选举运动;使用能源政策来加强其在地区内的霸权;对想与欧盟在“东部伙伴关系”计划体制下联合的苏联卫星国政府首脑施压,所有这些动作,都是俄罗斯在试图将这些国家纳入自己的轨道。
本书通过考察欧盟与俄罗斯1999年至2015年外交关系的演变,阐明了这两个政治实体之间的分歧所带来的影响。在1999年,俄罗斯决策者认为美国和北约(NATO)的军事力量威胁到了俄罗斯的国家利益。相比之下,他们认为欧盟是亲切的、无定形的组织,是与西方保持良好关系的外交渠道。到了2005年,俄罗斯认为欧盟是一个有害的角色,其在苏联地区与日俱增的影响力阻碍了普京政权在该地区目标的实现。2004年,欧盟切实干预解决乌克兰政治危机,这是欧盟干预后苏联空间最明显的体现,导致了欧盟与俄罗斯的公开对抗。
除了在后苏联空间日益增长的影响力之外,欧盟对一些苏联继任国的规范性诉求,也是造成欧盟与俄罗斯关系恶化的一大因素。普京当政时期,欧盟的吸引力——对后苏联空间国家的吸引力——被俄罗斯视为一种威胁。在橙色革命中,一部分乌克兰民众和政治精英高举欧盟的旗帜,象征着他们对乌克兰进入欧盟的渴望,也证明了欧盟理念上的影响力。与此同时,欧盟在与俄罗斯关系中推行其价值观的努力有限同俄罗斯的政治现实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加剧了欧俄关系的恶化。[5]
本书通过考察欧盟与俄罗斯关系转变的各个方面,试图对这一主题进行深入、广泛的学术性研究。这一学术文献的核心来源是两本主要著作。第一本书是希斯基·哈乌卡拉(Hiski Haukkala)所写,他评估道,欧盟和俄罗斯在世界观和权力方面的差异导致二者未能将关系制度化。[6]为了探讨这个问题,哈乌卡拉以1999年车臣战争和“北方维度政策” (Northern Dimension Policy)为例,分析了他们之间的关系。[7]另一本书《欧俄关系中的冲突》(On Conflicts in EU-Russia Relations)是俄罗斯学者谢尔盖·普罗佐罗夫(Sergei Prozorov)所著。他挑选欧盟的扩张、主权和一体化局势的紧张以及欧俄关系的不对等为例,来论述两者内在的矛盾关系。[8]
目前,只有一小部分学术性文章研究欧俄从伙伴关系到对峙关系的原因。这些文章倾向于从具体的时间段或是具体的事件来分析。例如,有几项研究关注的是车臣战争期间欧盟与俄罗斯的外交关系。[9]另一组学者则研究欧盟与俄罗斯的能源关系。在这个小组中,法贝尔·范德·莫依伦(Faber Van der Meulen)研究欧盟与俄罗斯的天然气贸易。[10]而安德鲁·莫纳汉(Andrew Monaghan)、罗兰·戈茨(Roland Goetz)、安德烈·贝尔伊(Andrei Belyi)和史蒂夫·伍德(Steve Wood)则从另一个角度研究了能源安全问题。[11]其他一些文章则研究欧盟、俄罗斯对待共同邻国的方式,以及欧盟东扩对欧俄关系的政治和经济影响。[12]
同样,有关俄罗斯外交政策的文献也研究了在一段时间内欧盟与俄罗斯关系的转变。[13]举一个有代表性的例子:雅努什·布加斯基(Januszz Bugajski)认为,在普京当政时期,俄罗斯一直在通过外交手段威胁西方,意图将能源政策作为地缘政治武器,分裂欧盟和北约。[14]在他的著作里,他认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由于欧盟采取温和安全的政策,俄罗斯将其视为对抗美国和北约影响力的强大对手。但是,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俄罗斯认为欧盟像一块引诱苏联地区的磁铁,损害了俄罗斯的政治利益。[15]以此方式,布加斯基承认欧盟与俄罗斯关系的转变,却忽略分析这一变化的原因。本书将致力于阐述造成两者关系变化的原因。
安德烈·齐甘科夫(Andrei Tsygankov)采取了与布加斯基不同的方法,他将欧俄关系看作是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一部分。[16]安德烈·齐甘科夫主要评价叶利钦和普京时代的俄罗斯外交政策。他表示,俄罗斯认为欧盟侵犯了自己国家的利益时,就会与欧盟保持距离。[17]安德烈·齐甘科夫还分析了俄罗斯与西方的一体化,叶利钦时代的“大国平衡”,以及标志着普京时代的“大国实用主义”[18]。齐甘科夫总结道,莫斯科的政治外交力量、对自然资源的占有,加上其军事实力,削弱了西方影响俄罗斯事态发展的能力。[19]与齐甘科夫的著作相反的是,本书目的在于阐述欧盟与俄罗斯外交关系的演变。
本书在说明这种关系演变的过程中,也考虑到了国内因素和公民社会所起的作用。在第二次车臣战争时期,西方公民社会向欧盟的政治精英施压,要求欧盟对俄罗斯采取更加强硬的态度。本书也提及了欧洲著名政治领袖的影响力,他们在欧俄关系发生严重冲突之际,为维持与普京的友好关系发挥了重要作用。影响欧俄关系发展的俄罗斯国内因素包括克里姆林宫的政治技术专家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比如总统普京的亲密顾问格列布·帕夫洛夫斯基(Gleb Pavlovsky)。在2004年,格列布·帕夫洛夫斯基大力支持基辅(Kiev)总统选举运动的亲俄候选人。然而,由于欧盟对基辅政治危机的干预导致亲西方总统候选人的胜利。这不仅浪费了克里姆林宫对这次选举的巨额投资,而且损害了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地缘政治利益。因此,欧盟和俄罗斯之间出现了自1999年以来的首次重大政治危机。
导致这种关系恶化的主要因素有两个。其一,欧盟接纳了中欧和东欧的国家,其中有三个国家属于后苏联空间,这彰显了欧盟对该地区的影响力。由于过去加入苏联的经历,比起欧盟的“旧”成员国,好几个欧盟的“新”成员国对俄罗斯的态度更为强硬。因此,他们破坏了克里姆林宫向苏联地区推行霸权主义的外交政策目标。2004年11月橙色革命期间,波兰和立陶宛两国在欧盟驻基辅的外交使团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这强有力地证明了“新”成员国在欧盟对俄罗斯外交政策上的作用。此外,“欧洲睦邻政策”和“东部伙伴关系”计划的制定也影响了该地区,这种影响或是通过直接倡导政治经济一体化,或是通过间接输出区域政策体制下的欧盟价值观来达成的。俄罗斯认为,“欧洲睦邻政策”是欧盟强加给苏联地区国家的意愿。“东部伙伴关系”计划承诺在欧盟和一些后苏联国家之间达成具体的一体化方案,标志着欧盟与俄罗斯对峙关系的新纪元。其二,欧盟致力于协调“东部伙伴关系”参与国的某些政治、经济、司法准则,提高为苏联卫星国树立榜样的能力,欧盟的这些理念和影响后苏联地区的能力导致欧盟与俄罗斯关系的恶化。
普京政权认为,欧盟对后苏联空间国家的价值诱惑是一种威胁。欧盟试图在俄罗斯近邻植入价值观,这破坏了俄罗斯对该区域的控制,因此,普京政权把欧盟当成竞争对手。橙色革命期间和之后,欧盟利用其对乌克兰等苏联成员国的观念吸引力所创造的机会,加强了与这些国家的关系,忽视了俄罗斯的极力反对。作为回应,俄罗斯发动了一场反对欧盟的政治宣传运动,这在1999年叶利钦时代末期是不可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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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Solana(1999).
[2]《欧洲睦邻政策》的其他成员国分别是阿尔及利亚、埃及、以色列、约旦、黎巴嫩、利比亚、摩洛哥、突尼斯、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叙利亚和突尼斯(European Commission,2004)。有关《欧洲睦邻政策》的学术报告及其对欧盟的挑战,请参阅:Dannreuther(2006)。
[3]Smith(2008),p.42.索拉纳与现任、过去和未来的欧洲理事会轮值主席和欧盟委员会合作,协调欧盟外交政策。
[4]Surkov(2008).
[5]汤姆·卡西耶认为,2008年的“规范性目标……即使并非总是得到真正的压力或是严格条件的支持……现在已经转移到议程的边缘”。他提及欧俄在2008年6月峰会上的联合声明和同年欧盟委员会对俄罗斯政策的审查,以此来说明他的观点。请参阅:Casier(2013)。
[6]Haukkala(2010),p.1.
[7]“北方维度政策”是欧盟于1999年在俄罗斯、波罗的海国家和斯堪的纳维亚之间制定的政治经济计划。
[8]Prozorov(2006),p.6.
[9]Forsberg and Herd(2005),p.455;Francis(2008);Haukkala(2009);Smith(2005).
[10]van der Meulen(2009),p.833.
[11]Monaghan(2006);Goetz(2009);Belyi(2003);Wood(2005).
[12]Averre(2005a);Averre(2009),p.1692;Flenley(2008).埃弗尔(Averre)还通过关注安全问题来审视欧盟与俄罗斯的关系,请参阅:Averre(2005b),pp.73-92;Casier(2007),p.73。欧盟东扩的经济影响,请参阅:Breuss(2002);Sulamaa and Widgren(2004)。
[13]Bugajski(2008),p.6.
[14]Bugajski(2008),p.18.
[15]同上。
[16]Tsygankov(2006),p.ⅩⅩⅣ.
[17]Tsygankov(2006),pp.140,141.
[18]同上。
[19]Tsygankov(2006),p.1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