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际化的角色扮演
（一）大众传播向人际传播回归
“大众传播是专业化的媒介组织运用先进的传播技术和产业化手段，以社会上一般大众为对象而进行的大规模的信息生产和传播活动。”[1]信息的传播是指，媒体机构单方面将信息传播给受众，呈现出传受双方不对等的传播特征。过去，传统媒体掌握着信息来源、传播渠道和对“真理”的解释权，表现出“独白式”的信息叙述。现在，社交平台为人际传播主体间的交互提供了可行的虚拟场景，线上交互与线下交际相连接，从而不断影响着现实空间；呈现出分众化、个性化传播样态，受众成为用户，且受众的主体地位和意识被释放，成为网络传播中不可缺少的主体。网络社交改变了主体间的信息流动与交互，最大限度上为主体媒体化开辟了广阔的路径，每一个主体都可以借助媒介组织或自己进行信息传播，在此情境下摆脱利益纠缠，走向多层交往的形式。正是在这样的变革下，传播者和受众之间的互动性不断加强，关系从权威垄断向平等对话发展。在直播、VR等的助推下，媒体的人际传播特征逐渐强化。在媒体融合一体化的生态中，人—媒体—社会之间的关系不断深化，人们对社会现实的注意、感知和体验发生改变，媒体成为“载体”并深刻影响着人们的意识和社会的结构，从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融合”。
人际传播的回归并不是对大众传播的否定，这是一个扬弃的过程，是一场对传统媒体大众传播存在的问题进行解决、打破过去的传播局限性、开辟新的传播路径、树立新的传播理念的变革。人际传播的回归，本质上可以理解为媒介组织与受众成为平等的主体，彼此之间进行互动交流，对他人保持开放性姿态，弥补自身传播的不足。这个变化的过程，一方面，使得传播更加自由、开放；另一方面，这个变化也受到圈层壁垒的挑战。这要求媒体从业者转变传播角色、重构传播关系，在融合发展的道路上坚守职业自觉。
（二）“社会交换”与“社会支持”
“角色”本是戏剧中的专业术语，后指人处于一定的社会地位就有一定的权力和责任，同时根据社会需要而表现出的一种适应行为。这个论述强调了角色与所处环境的关系和角色背后的功能发挥。主持人是传播机构或组织的成员，也是传播体系中的重要环节，在媒体融合的环境下，其传播角色具有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的双重属性，是大众传播人际化和人际传播大众化的融合代表。在媒体融合环境下，特别是在社交平台构建的场景中，主持人传播角色的“个性”被放大。网络空间中具有共同喜好、共同情感和价值追求的群体，能够自发聚集在一起形成一定的“圈层”，进行人际化传播，呈现出麦克卢汉在“地球村”中提出的“再部落化”样态。主持人在这些社交部落中，通过“符号”与各主体形成平等的对话关系，实现人与人之间的精神交流与情绪调控、顺应媒体融合发展的环境、实现人际传播的“社会支持”与“社会交换”。
社会支持，是指不同身份、不同空间、不同背景的人在同一个部落中可以得到理解并与主持人进行交流、互动，从而给予主持人广泛的群体支持力量。所谓社会交换，对主持人而言则是在人际互动中，通过为受众提供信息、发生交互，从而获得报偿，这种报偿体现为自身传播影响力的提高。主持人在融媒体环境中扮演的传播角色，表现出满足媒体与社会“期待视野”的需求，不断克服过去“高高在上”的“远距离感”，以社会化分享式的运作思路，展示个性，开展互动，吸引受众，建立良好的传受关系。
主持人在进行“社会交换”和获得“社会支持”的同时，仍然需要根据自己“角色扮演”的能力对信息进行传播、引导、吸附，借助新媒体平台的人际传播更好地发挥传播角色赋予自己的传播功能，担负起应有的职业责任。对于主持人而言，既需要满足“社会交换”以获得受众黏性，又需要符合“社会支持”来获得受众的信赖；既不能让受众“盲目崇拜”，又不能让他们“视而不见”；既受到大众传播制度的制约、必须遵循职业道德，又要保持好融合过程中的“平衡”，扮演好传播角色，最大限度地发挥媒介功能。
（三）“场景”消融“台前幕后”
“场景”最早由美国记者罗伯特·斯考伯（Robert Scoble）和作家谢尔·伊斯雷尔（Shel Israel）在《即将到来的场景时代》中提出，用来“描述移动时空的新维度，是基于特定的时间、空间、行为以及心理的环境氛围的总称。大数据时代后，下一个科技大趋势就是场景时代”[2]。在媒体融合时代，移动互联网、物联网技术延展了场景的理念与现实意义，在传播过程中完成人性化的“赋能”。场景是移动时代媒体的新要素，移动传播的本质是基于场景的服务，即对情境的感知及信息的适配。美国学者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提出了“前/后台理论”，认为人们的角色表演区域有前台和后台之分。“前台是人们正在进行表演的地方，后台则是为前台表演做准备的、不想让观众知晓的地方。”[3]
传播的时空界限被打破，人的交往能形容为拟人化吗？主持人台前与幕后的界限同样被消解，以融合的形式重新呈现，这主要表现为社交平台中话语前区和“隐匿性”的消失。原本社交具有一定的符号交换意义，即交际主体之间的“定量”信息释放，公开和共享的机会非常小，信息传播具有一定的“私密性”。但是在社交平台的助推下，人们的交际被置于一定场景之中，且可以被复制、转载、再交际，“私密性”开始向“扩散性”发展。主持人同样也开放了私人空间领域，以个人形象进入了他人视野，创造出他人空间场域内的在场感，给受众带来了更丰富的视听体验。主持人的角色塑造摆脱了“荧幕”限制，能够通过一张照片的分享、一段文字的记录展现出过去“不为人知”的幕后形象；能够让主持人在网络虚拟现实中，凭借原本具有的台前优势，与网络空间中的受众“连接”形成一个全新的“幕后形象”，从而进行良好的人际传播，在一定程度上达到驾驭社交媒体的目的。主持人台前与幕后形象的共同展现，能够将大众传播的专业优势与人际传播的人文精神融汇，从而达到良好的传播效果。
主持人在与用户开放式交流的过程中，并不是只有“你”和“我”双方，通常还有“第三方”存在，这个第三方既可以是个体，也可以是主持人所在的传播机构，它们都具有一定的“监督”作用。主持人除了在前台加工、处理、传播信息外，还要时刻注意幕后的“个人表现”，因为社交平台同样曝光了幕后，主持人的“个人表现”因此有了更高的要求。例如，一张聊天记录截图、在私人场合说的一句话，都可能从其自身的社交圈快速地向整个网络公开扩散——幕后的“隐匿性”被打破了。由此可以看出，主持人传播角色台前与幕后界限的消失，能够使主持人的传播角色更好地渗透到人际传播中，与大众传播同频共振；与此同时，这也向主持人提出了更大的挑战，角色在幕后的一言一行皆可能被记录在案，这对主持人的职业形象、道德规范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