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专业化的困境
（一）“离职潮”被过度解读
在媒体变革之下，虽然有部分传统媒体主持人离职，走向新媒体或跨界转行，但这并不代表着传统媒体就此解构。有人提出，“央视离职潮是媒体的过度解读”[30]。央视“离职潮”之所以显得声势浩大，是因为离职的主持人大多已经在传统媒体工作了多年，具有相当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再加上多种新媒体平台的广泛传播，才引起了人们的高度关注。通过数据可以发现，央视主持人离职的工作年限、年龄都处于传播影响力的高峰值，他们的离职原因值得研究。
图2-3 央视离职主持人工作年限分布图[31]
传统媒体主持人自身的传播角色具有一定的品牌效应，他们在市场经济下被赋予了品牌的价值，所以当他们离开时，这个品牌的价值以资本的形式被带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广播电视主持人就此走向衰落或消亡。因为，每一次技术的革新，都将使得媒介形态和功能不断拓展、提升，每一次的传播变革也都是对上一种媒介不足的“补偿”。报纸并没有因电子媒介的出现消亡，而是在新环境中不断改进和发展；广播电视也没有因网络的冲击停滞发展，而是与多元媒体融合进行自身的转型升级。所以，主持人离职潮仅是传统媒体变革中面临的一个困境，而非“绝境”。另外，主持人才的培养、队伍的建设是不间断的，旧人离职的同时也有新鲜血液注入。例如“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19主持人大赛”向受众展示了当下主持人“既融且专”的风貌，展示了主持人职业和群体在传播中的引领意义与示范效应。
（二）专业水准存在差异性
首先是跨界主持人的价值导向性。主持人能够凭借自身的符号特色和个人风格进行“复合化”发展，在媒体融合的多元交互中获得流量和粉丝。虽然诸多从其他领域跨界而来的明星、学者等具备了主持人的传播力，但是他们在语言规范、专业表达上与专业主持人还是存在一定差异的。主持人如果没有扎实的新闻素养和专业能力，就很难对“不同发声”进行正确价值观引导。因此，主持人在维护受众关系的同时，必须牢记自身所承担的引导大众传播的职责，在“乱花渐欲迷人眼”的网络传播中保持清醒的思想意识，坚持正确的新闻理念。娱乐明星跨界主持节目，在价值文化引导、意识形态构建上还存在着诸多不足。如在面对突发情况时，其议程设置能力和对专业的把控力明显不足，难以及时调控受众情绪，无法承担传播者的多元角色和责任。娱乐明星跨界主持节目还存在娱乐过度的风险，那些夸张、娱乐化的“表演”虽然能够成为一时的热点，但不利于长期的收视率，有时甚至将节目应有的文化价值淹没在泛娱乐之中。正如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所指出的那样：“电视娱乐为表达方式，文化将成为娱乐的庸俗附属品。”[32]
其次是跨界主持人的语言深耕能力。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提出：“人类社会的语言结构分为语言结构和言语，是一种结构主义的典型思维。”[33]对于主持传播而言，则要突显语言的内涵和意义，而这正是跨界主持人能力相对薄弱的环节。主持传播不能仅靠娱乐化带动，更多地还是要回归语言审美，通过语言的内在逻辑、规范表达来达到传播的核心目的。但是在当下各类火热的综艺选秀节目中，缺少主持经验和专业水准的明星开始主持节目，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节目的质量。
（三）竞争依然严峻
虽然传统媒体主持人的离职存在被过度解读的情况，但诸多传统媒体主持人纷纷投奔新媒体，也释放了一种信号：不得不承认，新媒体的确为传统媒体主持人提供了鲜活的传播环境、相对自由的传播空间和大量的工作岗位。数据也表明，传统媒体主持人在新媒体上获得的关注度、收入等远远比在传统媒体上高。比如《凯叔讲故事》，除了提供节目之外，还推出了微课、父母训练营、大咖育儿课等系列产品和K币充值服务。马东在《奇葩说》中卖出了一万盒粑粑瓜子，引得各大商家纷纷入驻。新媒体环境下的主持人除了扮演自己的传播角色之外，还成了一个商人，而这些在传统媒体环境中是绝对不允许发生的。所以，新媒体环境下的主持人的话语权得到了提升，话语环境也变得更加自由，主持人能够开发出更多的潜能，得到长足的发展。
在媒体融合形势下，各传统媒体纷纷改革、寻求出路，然而真正的融合，并不是一般的“网络+广电”。“当前国内主流媒体的媒体融合，呈现出来的基本态势是“百舸争流”。大多都是把按照原有内容生产方式生产的内容，在互联网上开个端口，借助互联网上已有的平台进行发布。……这些端口互不联通，也不联动，个别时候同一媒体集团不同部门的端口发布的内容还会相互冲突，最关键的是，没有一个强大的技术后台支持，无法建立自有的用户数据库和海量的内容数据库，难以应对移动互联网上的内容竞争。”[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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