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引导：从“后置位”到“前置位”
（一）舆论引导力被弱化
主持人一直以来都被定位为“舆论引导者”。舆论引导者是指，信息的发布者在选择、组织、加工、解释并制作的过程中对公众舆论的扩散影响较大，同时依靠信息来引导人们的思想，将传播方向往发布者希望的方向指引。通常舆论引导者代表的并不完全是自己，而是党和人民。虽然舆论引导在传统媒体中属于一种“精英把控”，但是在网络媒体中，谁得到受众的认同，就意味着谁获得了一定的舆论主动权。人人都有可能接近真相，但人人都只从自己的视角出发，从自己所在的人际圈层中寻求认同和共情，而对主流媒体的强力引导视而不见。若主流媒体保持原有的强阵容介入引导，反而会遭到网络中受众的抵触。
一方面，受众主体意识显著增强，具有自主选择能力和多元价值需求，改变了过去主流舆论引导“直接到达”的模式。过去，传统媒体的主持人坚守着舆论防线，受众没有过多选择的空间。受众在网络空间能够告别“集体无意识”，对自己关心的话题进行讨论，不断提升自身的话语权，快速形成以自己为中心的舆论圈；算法推荐又增加了不同圈层之间的壁垒，使得主流声音难以渗透。另一方面，受众掌握了舆论议题，能够针对舆情进行交互，削弱了主持人权威的引导地位。受众拥有了主动选择和关注议题的权利后，不同的观点、态度得以快速、广泛地聚集和分化，整个过程都很难被掌控，加大了主流舆论引导的难度。与此同时，如果主持人作为主流媒体代表，在网络中强制受众改变观点，则极容易产生“官方舆论场”与“民间舆论场”的对峙。由此看来，在网络传播中，主持人虽然能够进行理性客观的价值传输，但稍有不慎便容易陷入“强压”“被动”“不被信任”的状态，造成舆论引导难以为继。
（二）从“引导”向“发起”转变
主持人要掌握主动权，主动设置话题并形成讨论场，掌控讨论的方向和舆论的发展节奏。作为话题的制造者，主持人在网络人际传播中要主动将受众关注、符合大众利益、具备社会传播价值的话题“推”出来，让受众在主持人制造的舆论圈内发表言论，便于主持人直接对社会热点和受众需求进行考察，引导话题舆论。这样做能够避免传统媒体的报道与网络传播的不同，以及因漏报、瞒报等现象造成的传统媒体公信力缺失。在新媒体环境下出现的舆论无序及导向等问题，复旦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童兵认为：“对舆论进行充分表达是有效引导舆论的基础性、前提性条件，有效引导舆论也是创造有序舆论、建立良好舆论氛围的重要步骤。”[5]让主持人从舆论引导者转变为舆论发起者，并不是抛弃了主持人舆论引导的功能，而是要求主持人在舆论引导的基础上主动设置议程，将自己变为信息载体，成为传播过程中的舆论创造者。
主持人要从舆论引导者升级为舆论发起者，意味着主持人在新角色下要有主动设置议程的能力，要运用自己专业的思维、眼光和各种不同的表达方式，在融媒体环境中展开舆论引导、深入探究等传播活动。也就是说，个体直接做出判断并推进，是议程设置的始发点，但这个行为并不一定能产生影响。群体议程设置是整个传播过程的关键环节，也是信息和舆论爆发的核心点。在这个动态的过程中，主持人只是一个引入者，不一定干涉整个议程的走向，其将“论舆”的权利交给受众，当反馈回到主持人这里时，媒体再对群体的讨论进行引导，从而完成一个良性的传播循环。虽然主持人主动设置议程，在无形中赋予了自己更多的传播功能、提升了自己的传播地位，但是这也对主持人的专业能力有了更高的要求。高校在培养专业人才时，需要着重培养学生的新闻敏感性、思维逻辑以及观察、思考问题的能力等。
（三）主动设置议程
美国学者马克斯韦尔·麦库姆斯和唐纳德·肖在针对美国总统大选影响的新闻报道研究中提出了“议程设置”假说。他们认为，媒介可以通过议程选择、信息安排来影响人们关注的问题和思想意识，其中包括议题的先后顺序，对议题的关注度、显示度，从而影响受众对议题重要性的判断。媒体虽然无法直接决定人们的思想，但是可以影响人们看到什么、思考什么。
伴随媒介的发展，网络传播中的议程设置理论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强调了受众对媒介议程设置的反作用以及受众通过网络对传统媒体议程设置产生的影响。具体而言，主流媒体在网络空间中的议程设置权被大量的受众分散，主持人更加注重与受众之间的交互关系。媒体融合时代下主流媒体的舆论引导，并不是像“照镜子”一样简单地将主流思想反射到网络当中，而是要精心地安排、设置和加工，对受众进行大数据分析，以一种结构化的方式向受众展示。这就需要主持人主动把握议程设置，了解信息及受众在议程中的“位置”。
在技术工具理性占主导的传播环境中，会有一些缺少理性思考和批判意识的“单向人”。严重的信息超载，会把个体封闭在更深的圈层中，长此以往导致议程设置的作用越来越弱直至消失。人工智能、算法推荐等技术，使得人们更加“懒惰”，在快速的传播过程中省去了思考和选择。这种超速传播让人们难以理性对待议程信息，也无暇顾及事实本身的多元面貌，极易被同圈层内的思想意识所同化。主持人是缓解议程设置速度过快的关键，需要在受众“迷茫”的窗口期快速、准确地作出反应，主动设置议题，引导受众讨论，积极激发议程互动，将主流意识形态逐渐渗透在信息内容中。
网络扁平化的传播模式，也为开展公共议题的讨论带来了一些主动的情感预判。部分受众在没有进入议程设置时，就已经被网络当中的情感所驾驭，成为“情绪先行者”。他们会将现实生活中的不满情绪带到网络议程设置中，使舆情向不好的方向发展。与代表中立、客观的主持人不同，情感因素对于受众而言非常重要，其直接决定着受众在舆论场中的表现。由于自上而下的议程设置被逐步消解，主持人要能够根据场景及受众需求，在互动中即时反应、积极推进议程情节、合理地把控整个传播过程。同时，主持人应充分利用新技术，生产出互动性强、沉浸式的“产品”，这样才能够借助内容吸引受众为舆论引导做好“流量铺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