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人际化的困境

（一）大众凝聚力被分解

大众传播与人际传播的融合、线上与线下的融会贯通，为主持人传播力的提升带来了时代机遇，主持人传播角色呈现人际化发展态势。与此同时，泛人际化的问题随之而来，为主持人有效凝聚社会力量带来了巨大的挑战。比如，在人际传播的网络空间里，线上关系可以延展到线下，形成多圈层的传播。例如“24小时热门人物”“热搜榜”既是受众关注和搜索的信息，也是网络节点中的一个或一些“数字”，也具有了“被搜索”的意义。线上关系稳定后再延展线下关系，如滚雪球一般扩充至整个社会关系。主持人可以被“拖进”各类社交群或圈层中，然后再被“推送”到大众视野中。这既完成了原来关系的凝结和维护，又发展了新的人际关系网，双层关系的融合不断得到加强。在这个融合的过程中，分散的个体和力量直接冲击了主持人原有的传播力，势必对主持人传播角色的演变和交汇产生挑战。

在以线上交际为主的虚拟现实中，受众普遍会倾向于“熟人社交”，即信任具有“强链接”的平台。例如，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有研究发现“偏好于选择强链接传播的受众易形成良好的信息互动，这种互动可以变成一种心理支持，带来积极影响；相反，越是选择弱链接传播的受众，心理健康状态越差”^[11]。受众的注意力被分流于丰富的社交平台中，主持人如果不能突破固有的传播角色，不能适应媒体融合的模式，不能够与受众建立和维系强关系和“强链接”，那么原有的“关系维护”也都将被蚕食殆尽，那时主持人的传播功能也就不复存在了。如何在强交互中维持好自己与受众之间的关系，为媒体和受众搭建信任桥梁，协调好受众与社会主流意识的关系，是主持人面临的主要挑战。

媒体融合本身就是一个深层交互的动态过程，主持人传播角色的演变也同样只有起点没有终点。新技术的不断产生，注定了主持人与受众、与媒体之间的融合也在不断推进，不存在一劳永逸，也不存在一蹴而就。传播格局的变动注定了主持人是在时代脉搏上砥砺前行的传播角色。

（二）大众传播功能受威胁

受消费主义的影响，许多主持人和网络主播，为了吸引受众眼球背离了他们应遵循的大众传播规律。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尹鸿在接受《南风窗》记者的采访时说：“线性传播时代的信息都是经过知识分子文明加工过的，流传的内容都经过精致化处理。网络传播时代，门槛变低，传统意义上的把关人缺失，这可能会导致过度草根化、粗鄙化，很多信息缺乏专业过滤，会有大量未经文明加工的信息传播，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12]在网络人际传播中，主持人为了一定的经济利益，确实存在虚假、夸张、过度地传播信息的情况；为了获得打赏，满足人们的猎奇心理、窥探心理，还出现了恶俗、媚俗、低俗的价值导向传播，对受众真正的需求置若罔闻。另外，许多网络主播没有经过专业培训，其政治倾向和价值观等无法有效把控，因此在传播过程中容易出现情绪传递的负面影响、错误价值观的引导等。

新媒体环境下，受众习惯了碎片化的信息获取，为了迎合受众，部分主持人选择传播没有营养的碎片化信息，这必将削弱大众传播的功能、极大地损害主持人自身形象。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技术催生的智能主持人、智能播报、仿真语音拓展着主持人本身的功能，在“真真假假”中威胁着主持人的传播地位。现实中的受众通常愿意跟自己熟识的人交流，有自己的人际圈；然而网络让彼此的沟通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受众在针对某件事发表评论时可以戴上一个“面具”，隐藏自己的真实身份。网络环境消解了社会地位、身份阶层、学识、年龄和性别之间的界限，在新媒体平台上，大家都是无差别的“发声者”。

新媒体技术的不断升级使话语权持续下放，我们走入了一个“众声喧哗”的时代。主持人作为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的融合传播角色，既要适应这个“变局”，跟上媒体进化的步伐，又要坚持主持人最基本的职业道德规范，用正确的价值观积极引导受众，传播正能量。

（三）多重交互下的定位偏差

融媒体时代，多重社交平台的交互行为容易将主持人的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私人话语和公共话语、个人角色和社会角色模糊化，从而使主持人对自身的传播角色定位和受众对主持人形象的认知产生一定的偏差。一项与主持人形象认知有关的调查显示，在普通受众眼中，主持人主要承担的传播角色仍然是社会公众人物，而非人际传播环境中的“朋友”。但对于主持人来说，自己的工作内容和场景已经从电视屏幕来到了移动终端，随时上镜直播，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之间的壁垒被打破，与受众生活深度互动的主持人已经不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公众形象，其发挥的作用等同于受众的“虚拟朋友”。

这种定位的偏差最直接的体现便是主持人在微博平台上的“表达失范”。一方面，有些主持人未能正确认识新媒体传播所带来的巨大影响，因为想要博得关注而放任言语；另一方面，微博、微信平台上的信息碎片化、扁平化，容易被人断章取义，主持人的真诚表达有时候也会被歪曲利用。普通人在微博、微信平台上发表一些言论不会产生太大反应，但主持人在微博、微信平台上发表不当内容就会引起“轩然大波”。正如前面所论述的那样，主持人在社交平台进行自我记录与表达的同时，也被多人“围观”，其言行举止时刻受到受众的关注。例如，《新闻调查》的出镜记者王志安，针对“颜艳红虐童”事件发布微博，态度偏向颜艳红，认为虐童照片不真实。此言一出，王志安立刻遭到网友的“围追堵截”，更有网友称其是在为自己炒作。如果主持人在面向受众时不接受节目团队的帮助和把关，以个人视角随性发言、肆意表达，那么就会导致表达偏离原意、产生歧义、扩大对社会的不良影响。不当或过激的语言表达、行为活动都会在新媒体的传播空间中造成恶劣影响，“飞速”传播和发酵的负面信息最终导致公信力丧失。

主持人具有媒体人这一职业属性，受众对其发言抱有较高的期待和要求，他们对待主持人的言行会更加苛刻，主持人传播角色的交互主体性更加凸显，这是主持人在传播过程中重要性的体现，但又为主持人的媒介素养带来了严峻考验。主持人须在融合发展中，对自身传播角色赋能，结合媒体传播、经济效益与社会形式，保持原有的约束力、把关力；在多重交互中时刻保持准确的角色定位，把握好交互性所产生的定位偏差，避免责任意识缺失等情况出现。要在社交内外形成合力，凝聚核心价值观，积极引导正确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