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同质化的困境

（一）信息传播“失衡”

媒介生态学派针对媒介发展提出了“平衡”的理念，如果突出强调某一方面会影响甚至危害媒介生态的平衡性，产生“专门化”的样态。在多元声音、多元需求、多元表达并存的网络空间中，受众数量持续增长，“众说纷纭”获得了更多开放和自由的空间。庞大的受众基数意味着媒介素养的参差不齐，受教育程度不同的受众对于信息的辨别能力、理解程度和获取方式都各不相同。过于释放个体力量，就可能出现群体无意识的“失智”现象，无形中成为谣言和虚假信息的推手，致使网络传播正负能量的失衡。信息传播失衡还可能导致个体成为“单向人”。“单向人”主要是指在网络传播中，人们选择自己想要存在的圈层，以真实的方式生活在虚拟环境中，深度交互的背后可能是孤独的个体。

用户可以在网络中获得真实的粉丝或朋友，借助网络印证真实的自己，但也可能被媒介技术所“奴役”，将原有的人文性丢失在工具主义的道路上。若真如此，人们将会变得冷漠，失去以往丰富的情感表达能力，看似亲近的背后是渐行渐远。依靠技术连接的多元社会关系，难免会受到“远离”的威胁。在媒体融合背景下的多元场景中，时空界限的打破带来了诸多传播红利，但也带来了相应的问题。虽然受众的理解能力、质疑能力和分辨能力不足，但其转发、传播、再加工信息的速度却是极快的，这会导致谣言快速“大行其道”，使正面、真实的信息姗姗来迟。媒体融合发展，势必对传播者的辨别能力、媒介素养提出要求；对主持人进行正确发声、有效有力传播提出要求。如何将真实、客观、深入的信息传播给受众，且较好作用到舆论场，是主持人面临的重大挑战。

（二）“信息茧房”与“圈层壁垒”

在操作和技术门槛都很低的多元交互网络场域中，人们更容易获得满足感，从而对这个虚拟环境形成一种心理依赖。这种依赖虽然能够增强受众黏性，但也在极大程度上减少了人们现实生活中的情感沟通、交流和互动。“低头族”“不停刷”“饭前先拍照”等现象应运而生，严重的还会导致人们在虚拟中迷失自我，削弱了真实交流的能力。另外，人们偏向于生活在自己的“圈子”中，具有相同偏好的人聚合在一起形成一种内循环，强化这个“圈子”中的同质化思想、行为，形成圈层壁垒。同一圈层中的人具有相同的认知习惯，同时将这种习惯在内部不断循环和加强，因此不愿或很难接受圈外的声音和认知，从而加厚了圈层的壁垒，使得其他价值无法渗透进入。例如，在微博社交平台下，人们普遍不会关注、不愿接受与自己认知不同的内容，仅接受与自己认知相同的信息，加速了信息传播的“同质化”。现实生活中的人际交往，人们会通过观察、比较、确认后再进行下一步互动，而网络传播削弱了人们的认知和判断能力，特别是当大数据抓取、算法推荐成为信息传播的基本逻辑后，人们的认知偏差会更加严重，从而影响真实信息的流动和建构。“茧房”中存在着诸多为获取利益而进行低俗表达的群体，一句不合适的话语或者一个不合适的行为都有可能导致原本的正向传播偏离轨道，形成完全不同的舆论并快速发酵。

媒体表现出迎合受众个性化、定制化的多元需求的特点，主动以受众为中心。主持人原本具备的议程设置的优势被多元信息及智能推送等瓦解，丢失了应有的引领性。在媒体机构、社交平台都可演变为“我的媒体”的情况下，信息传播更加“闭塞”，沉默的螺旋、回声室效应加剧，这些无疑都从更深层面上威胁着主持人的核心传播力。例如，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谣言之一——“受疫情影响，国内粮食短缺，要赶紧囤米抢油”，让社交平台一时间充斥着“大家这些天多囤几袋米，不要问太多”“庆幸买到”等言论。尽管专家、媒体都作出了正面回应，且进行了辟谣，但是受众在固定的圈层内，只愿意相信自己认可的具有同样价值和利益的群体，所以会忽视甚至无视主流媒体的发声。当主持人的专业发声遭遇同质化群体发声的阻挡时，其自身的传播功能就难以发挥出来。

（三）“消费主义”与“情绪传染”

媒体融合时代也是一个技术震荡的时代，日新月异的科技让信息传播变得更快捷、更方便。媒体不仅发挥着信息传播的功能，而且同样具备刺激、引领受众在多元场景、多元信息、多元文化下消费的能力。但是，碎片化、快餐式的信息传播容易引起冲动消费，这直接刺激了利益矛盾的产生，使得原有的平衡消费关系被打破。例如，短视频、直播的技术虽然门槛低，操作简易，但其内容具有极强的互动传播性，一些没有接受检验的内容在网络中大肆传播，有时会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一方面，诸多“主播”为了走红，不惜“自损形象”来博取流量，生产并传播低俗、恶俗、媚俗的娱乐内容，以达到刺激消费的目的。在强消费主义的空间和交互关系中，主播极易沉溺其中，因此丢失应有的职业道德和责任感。消费主义导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物质利益化，使得人们的内部情感和精神价值被淹没，正能量发声难以冲出重围，为主持人打造线上线下的同心圆带来了较大阻力。

另一方面，多元的、素质参差不齐的传播主体在网络中“随性发声”“恶意揣测”“肆意传播”，影响着人们的情绪和思想动态，污染着网络传播的环境。而受众面对多元的传播渠道和海量的信息，在“不明真相”“受到挑唆”“情绪传染”的情况下，进行大量的盲目转发，成为二次传播谣言、虚假信息的“有力推手”。尽管网络中诸多个体的发声是无意识、无目的的，但娱乐至死的传播氛围在客观上确实导致网络舆论陷入了困境。例如，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人们越是沉溺于读取疫情信息，进行二次、多次的频繁传播，就越会陷入一种不良的状态，从而增强了自己焦虑、不安的情绪。

还有一种“道德绑架”式的情绪传播。这种传播在网络空间中已然形成了较大的力量，一旦传播主体脱离了客观、公正的理性思考，直接对他人的言行进行抨击和指责，就有可能破坏、伤害公众之间的情感。在这种氛围下，人与人之间建立起了较高的“道德防御墙”，人们蜷缩在各自的“安全屋”里，最终有可能导致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崩坏。在种种不良文化的影响下，主持人过于强硬的引导很容易与人们的信息审美取向产生较大差异，在极端情况下还会形成矛盾，导致主流核心价值观处于“失信”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