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式现代化与“现代病”

(二)欧美式现代化与“现代病”

工业革命以后,以发达国家或工业化国家为代表建立的现代化模式,很大程度上是以物质财富的生产和消费为中心,高度依赖物质资源和化石能源的投入,不可避免地导致环境和发展之间相互冲突的关系。这种现代化模式可以让世界上少数人口过上物质丰裕的生活。目前,发达国家的全部人口约为11亿,占全球人口不到14%。所谓现代化悖论是指,一旦这种现代化模式扩大到全球范围80多亿人口,或者在一个更长的时间尺度上,就必然会带来发展不可持续的危机。[1]这正是目前全球环境危机等问题的根源。目前全球流行的现代化概念,正是基于这种不可持续的现代化模式。此外,从发展的根本目的来看,这种增长模式似乎并未带来福祉水平的同步提高。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现有的所谓现代化国家,也没有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目标。比如,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针对的是所有国家,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这说明,SDG的17大类目标,发达国家也没有很好地实现。

——碳排放。在碳排放方面,所有发达国家都是高排放国家。发达国家的累积历史碳排放占全球的80%以上。当前的人均碳排放,发达国家也明显高于发展中国家。如果减排目标无法实现,全球气候危机就无法解决,人与自然就无法和谐共生。

——生物多样性。根据联合国2020年的评估报告,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次缔约方大会(COP10)针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制定的20个目标(即爱知目标),在全球层面,没有一项完全实现。中国是完成情况最好的国家之一。根据2021年《达斯古普塔报告》,目前全球生物多样性下降的速度超过人类历史上任何时期。现在物种灭绝的速率,比基准速率高100—1000倍,且这一速度还在加快。

——环境污染。发达国家的环境并不像看起来的那么美好。比如,其农业是典型的化学农业,使用大量农药、化肥和激素,造成大量污染。以空气污染为例,根据美国环保署对1990—2020年美国清洁空气法案的效果评估报告,美国治理空气污染将避免因空气污染造成的疾病和过早死亡,估算将产生2万亿美元的经济效益(即不治理空气污染会产生的危害)。但是,如果只是将污染产业转移到其他国家,然后从其他国家进口高污染产品来消费,那么这种现代化模式就没有全球性意义。

——福祉后果。经济学用效用表示消费者的福祉水平,而效用又取决于给定收入条件下的商品消费,故收入状况就成为测度福祉的主要指标。以收入分配标准看,大部分的发达国家并没有解决好收入分配公平问题,由此带来严重后果,而这些问题又源于背后的深层制度问题。

由于发展的根本目的是提高人民福祉,如果进一步从福祉的维度来测度就可以发现,收入水平的提高并不一定同步提高民众的福祉。以健康为例,经过年龄标准化后可比的癌症人口发生率,美国是中国的约5倍,是印度的约18倍。有趣的是,发达国家的高发病率与高治疗率同时发生。在这种“高发病率、高治疗率”的扭曲模式下,疾病治疗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来源。医疗产业的这种扭曲模式,同“先污染、后治理”的传统经济发展逻辑惊人地一致。目前,美国卫生总支出占GDP的比重高达18%左右。按照GDP的标准,这种增长是“高质量”的,但按照福祉标准,结果正好相反。

这意味着,一直以来为发展中国家追捧的所谓“现代”生活方式,在很多方面并不是一种可持续、高福祉的生活方式。传统工业化模式的内在特征及其背后的制度因素,不仅带来环境不可持续,也使得发展偏离了发展的根本目的即福祉。这种GDP导向的经济增长,没有奉行以人民福祉为中心的发展,不是将人民福祉当作发展的目的,而是将人当作经济增长的工具,使经济增长为少数利益集团服务。


[1]张永生:《走出现代化的悖论》,经济学动态编辑部编:《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学术研讨会观点集(202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2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