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明对传统工业文明的扬弃
生态文明将人类活动作为自然的一部分，而传统工业文明则是在狭隘的经济视野下，将人类凌驾于自然之上，将自然当作经济的一部分。生态文明的实质，是给工业文明下的经济行为施加一个活动边界，以在生态环境安全的边界范围实现可持续繁荣。因此，生态文明比工业文明具有更大的视野和框架，是对工业文明的扬弃。
与此同时，生态文明是建立在中国文化基础上的概念，而中国文化对源自西方的工业文明又具有强大的包容性。因此，生态文明是一种可以为中西文化兼蓄并容的人类文明新形态。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中国历史研究院，并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提出“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他在讲话中指出，“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决定了中国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1]。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文化传承的论述，为理解生态文明与传统工业文明的扬弃关系提供了基本方法。文化是一种信仰、价值体系，决定着人们的思维方式、行为模式及其后果。各国的现代化归根结底都必须建立在其文化基础之上。实际上，在洋务运动中国开启工业化进程时，争论的核心就是关于中国传统文化是否同工业化相适应。新中国成立70多年，中国工业化的巨大成就及其绿色转型证明，中国文化不仅适应传统工业化，更能为解决其危机提供出路。工业革命后以发达国家为代表建立的传统工业化模式，创造了高度发达的物质生产力，但是也带来了不可持续的生态环境危机，必须转向新型工业化。这种转型必须回答工业化的基本问题，即为什么实现工业化、实现什么样的工业化，以及如何实现工业化。[2]这背后是文化或价值观念的问题。中华民族的复兴，必然是中华文化的复兴，并为全球带来繁荣与机遇。[3]
传统工业化模式兴起及其不可持续，均有其文化根源。西方工业文明建立在欧洲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工业革命后形成的人类中心主义、理性主义、科学主义和物质主义基础之上，同之前农业时代的文明具有本质区别。工业革命后生产力大幅提高，就必须为大规模生产开辟市场，而农业时代形成的节俭消费心理和消费模式，就成为大工业生产方式最大的阻碍之一。为此，工业化的前提就是文化和社会心理的系统性转变。其结果，就是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的兴起，财富成为事业成功和社会地位的标志。宏观上以刺激有效需求、宽松货币政策为代表；生产上以计划淘汰、快时尚、一次性用品为代表；微观上以广告营销为主；金融上则以消费信贷、信用卡等为代表。消费主义成为现代经济运行的基石和工业社会的标志。
毫无疑问，工业化对推动人类文明进步起到了巨大作用。但由于工业化建立在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的基础上，这种缺乏制衡机制的工业化无限扩展，就不可避免地突破人与自然的边界，带来不可持续发展的危机。如果将工业化的理论黑箱打开，我们就可以揭示其生态环境后果。[4]工业化过程就是工业部门产出比重不断上升的过程，农业劳动力源源不断地转移到高生产力的工业部门。在微观机制上，工业化就是工业消费品种类数（横向）和迂回生产链条（纵向）不断增加或加长的过程。
经济学中模拟传统工业化模式的理论模型，一旦引入生态环境限制条件，其中隐含着的环境不可持续的后果就会显现出来。其根本原因，都可以归结到背后隐含的价值观或文化。由于物质主义不能完全代表人类的美好生活目标，人类中心主义将人凌驾于自然之上，最终不可避免地会带来前所未有的全球环境危机。这种复杂的系统性危机，无法依靠人的有限理性来解决。
文化是如何解决传统工业化模式危机的答案。一方面，传统工业化模式危机有其文化根源，解决危机也应从文化中寻找答案。但是，在传统工业化模式下，文化的作用不仅被忽略，而且传统文化还受到“现代化”冲击。一方面，文化作为偏好和制度条件隐含在工业化生产方式以及经济学分析框架中，其实质作用因为“用之不觉”而不为人知。因此，各国工业化及其全球化的过程，很大程度上也是当地文化经受西方文化冲击的过程。那些缺乏包容性或弱小民族的文化，在西方工业文化的冲击下往往被同化而丧失主体性。而中国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文化，对外来文化具有强大的包容性和改造能力。
另一方面，文化作为一种无形资源难以被市场化，且其作用在经济学中难以分析。由于无形的文化不同于物质商品，虽然其对人民福祉有重要作用，但因为无形而可交易性差，也就难以在经济学模型中处理。相反，物质商品则由于可交易性强而适于市场化，所谓现代经济就朝着越来越物质化的方向演进。此外，标准新古典经济学是在偏好外生给定、代表性消费者和生产者、模型对称性等假定下分析，难以处理多样性文化带来的个体异质性。文化的非竞争性带来的递增报酬特性，在标准的经济学模型中也不似物质要素那样容易处理。
中国文化可以为走出传统工业化危机提供出路。中国文化不仅同西方工业文明相容，而且能为传统工业化模式危机提供解决出路。对于为什么发展、发展什么内容以及如何发展，中国文化有着不同的答案。中国从积贫积弱起步，其工业化经历了从学习西方到反省其弊端，进而树立文化自信和历史自信的历程。
在后发国家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为什么只有像中国这样的少数国家能够成功？其背后一定有不为人熟知的无形文化在起作用。中国五千年的文化传统中，既有同工业文明高度兼容的一面，又与西方工业文明的价值观有本质区别。在“用”的层面，中国传统文化同西方工业文明高度兼容，可以吸收其优秀文化成果。但与此同时，中国文化的宇宙观和人生观，与西方工业文明又有实质区别，从而决定其可以为解决传统工业化危机提供大智慧。
其一，在人与自然关系上，西方文化强调人类中心主义，强调通过技术征服自然、改造自然，而中国的传统文化则强调天人合一、与天地合其德。“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这意味着，中国文化是通过尊重、敬畏自然来避免危机，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而不是凌驾于自然之上导致生态环境危机，事后用所谓科学和理性解决危机。这种在大自然面前谦卑的中国文化，看似不如人类征服自然的西方文化那般强大，但却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更高智慧和更强大力量。
其二，关于发展目的或美好生活的概念。同西方强调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不同，中国传统文化并不将物质财富作为美好生活的主要追求目标，而更多的是追求修身养性、“成人达己，成己为人”。在物质上，强调物质适度丰裕的小康概念，反对浪费与挥霍。
这两个本质区别意味着，对为什么发展、发展什么以及如何发展等基本问题，中国文化有着不同于西方文化的回答。当面对工业化危机寻求解答时，中国的文化基因其实就蕴藏着解决危机的大智慧。当传统工业化在“用”的层面突破人与自然的边界引发生态环境危机时，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体”的作用就被唤醒。这也是为什么中国作为传统工业化模式最大的受益者之一，却率先提出绿色发展和新发展理念的原因。
因此，在解决传统工业化模式危机中，中国文化就能凸显其价值。一项关于人们观念和行为模式的大规模网络调查显示，中国文化关于经济学基本问题的回答，与标准新古典经济学的假定并不一致。[5]比如，关于美好生活的定义，虽然收入非常重要，但在调查中，“收入越高越好”在“什么是美好生活”的选项中只排名第八。与此同时，人们的消费行为、就业观念，也同新古典假定不一致。这些发现，反映的是中国文化基因及其行为模式。
无独有偶，中国文化的这些特征，同西方文化中一些被主流忽略的深刻思想却内在一致。它们又都同标准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框架中隐含的西方主流文化有很大区别。这些被西方主流忽略的思想中，甚至包括被誉为现代经济学之父的亚当·斯密和宏观经济学之父的凯恩斯等人未被熟知的深刻思想。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指出，市场经济的高生产力，乃是由一个幻觉所驱动，即以为物质财富带来幸福。凯恩斯在《我们子孙后代的经济前景》中，则更看重“生活的真正价值”，并指出“我们不应高估经济问题的重要性，或者过于偏重对经济问题想象出来的重要性，而牺牲掉那些在意义上更加重大、在性质上更加持久的问题”。
上述思想意味着，传统工业化模式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就必须转变到新型工业化。但是，作为工业文明基础的西方主流文化，似乎无法从根本上为这种深刻转型提供支持，只能在惯性作用下进一步走向不可持续危机。此时，中国文化对解决全球生态环境危机的价值就突显出来。生态文明和中国式现代化的提出，代表中国在解决全球可持续危机上的努力，其实质是对工业革命后建立的这种不可持续的传统发展范式和现代化模式的重新定义。
以中华优秀文化引领中国工业转型，是对工业化的基本问题的不同回答，包括为什么工业化、工业化的内容，以及如何实现工业化。对这些基本问题的不同回答，与那些被西方主流工业文化忽略或排斥的西方深刻思想可以兼蓄并容，共同决定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新型工业化模式。
一是企业创造价值的方向发生改变。传统工业时代的发展模式是以物质产品的生产和消费为中心，更多的是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这种方向依赖大量的物质资源投入，不可避免地带来生态环境资源等危机。绿色发展则意味着工业产品不限于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还可以内蕴大量的非物质内容。这样，企业创造的价值就不再过于依靠物质资源高投入，更多的是转向依赖技术、知识、体验、个性、文化、环境等无形投入，以最大限度地同物质资源的消耗脱钩。
二是企业组织模式的转变。当企业创造的价值内容或产品发生上述改变时，对应的资源概念就更多地依赖无形的技术、知识、文化、生态环境等具有非竞争性特质的无形资源。这意味着，企业报酬递增的来源不一定非依赖规模扩张。而且这种资源具有不同的物理属性，需要用新的组织形式去实现其价值。由于企业将何种要素纳入企业的组织边界之内取决于何种组织方式的效率最优，这些变化对最优企业组织模式就有了新的含义。传统的大规模、集中式、同质化企业组织方式，就更多地被平台化、分布式、跨界式等组织方式替代。
三是商业模式的转变。随着工业4.0到来，以及创造价值的方向转向大量依赖无形的非物质资源要素，商业模式就会不同于过去单纯满足物理功用的模式。在传统工业化模式下，售出产品意味着产品价值创造过程的终结，但在绿色工业化模式下，售出产品可能只是盈利的开始。比如，在软件定义汽车时代，大量利润可能来自售后的增值服务和软件更新。这可能深刻改变依赖物质商品数量扩张盈利的传统商业模式，从“薄利多销”转向“卖得少、赚得多”。
四是市场结构的转变。传统工业化模式主要以流水线方式大规模生产同质化产品，在非人格化市场中售卖。也就是说，市场只关心产品的物理品质和价格，买者和卖者的特质在市场中不被关注。这种流水线加上非人格的市场结构，大大促进了工业化进程，但使得产品本来可以内蕴的大量无形价值被过滤掉。在绿色发展模式下，企业可能会在一个更加人格化的市场中创造和实现无形价值。目前广泛兴起的个性化生产、个性化订制、体验式服务，就是人格化市场回归的表现。
五是企业治理结构的转变。在传统工业化模式下，企业更多地在乎股东利益最大化，不太考虑企业活动对社会和环境的外部影响。在绿色发展条件下，企业需要在考虑包括环境在内的其他利益相关者利益的前提下，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这样，企业行为模式及其社会环境后果，就会发生深刻转变。
总之，中国式现代化是在应对全球不可持续危机中产生的，同工业革命后建立的欧美现代化具有不同的文化基础和发展范式。以中国文化引领中国新型工业化转型，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要内容。相应地，传统工业时代建立的研究范式和知识体系也要进行转变。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不只是在标准新古典经济学上添加“中国特色”，而应从根本上反思经济学背后的文化价值和哲学基础，以建立符合严格学术规范且具有普适性的理论体系。
[1]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求是》2023年第17期。
[2]朱民、斯特恩（Nicholas Stern）、斯蒂格利茨 （Joseph E. Stiglitz）、刘世锦、张永生、李俊峰、赫本（Cameron Hepburn）：《拥抱绿色发展新范式：中国碳中和政策框架研究》，《世界经济》2023年第3期。
[3]张永生：《中国文化引领工业绿色转型》，《中国工业经济》2023年第7期。
[4]张永生：《重构环境与发展关系：生态文明范式下的理论框架及其政策含义》，《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2023年第1期。
[5]张永生：《引领永续繁荣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伟大成就及其世界性意义》，《国外社会科学》2022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