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全球气候变化
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各国经历了将减排视为负担，到逐渐向将减排视为机遇的方向转变。在2009年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大会上，大多数国家都把减排视作发展的负担，各国难以形成减排共识。由于传统经济发展模式建立在高碳基础之上，而全球升温要控制在2度或1.5度的话，全球剩余的碳排放空间已十分有限，“减碳”就相当于压缩自己的发展空间。同时，由于二氧化碳的全球流动性，减排成本由本地承担，减排好处则由全球共享。因此，在全球碳排放空间有限的前提下，所有国家都力图在碳排放空间上多分一块蛋糕，全球气候谈判就很艰难。
但是，短短十年过去，在2020年中国提出2030年碳达峰、2060年碳中和（“双碳”）目标的推动下，全球减排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大概有140个国家以各种形式承诺了碳中和。全球碳中和呈现如下特点。
第一，目前承诺碳中和的这140多个国家，碳排放总量占全球的80%左右，人口占80%左右，经济规模占90%左右。如果只是少数国家承诺碳中和，或许还不能说明问题，但是现在大多数国家都作出了承诺。这么多国家承诺碳中和目标，说明他们看到了碳中和带来的实质性机遇。
第二，更进一步看，这些承诺碳中和的国家有七成左右都属于发展中国家。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因为按照过去常规发展模式，碳排放要先到达一个高峰然后再下降，整体呈倒U形曲线。现在这些国家承诺碳中和，意味着他们可以通过低碳模式实现经济起飞，不需要再经过明显的倒U形路线。这对传统发展模式和发展理论来说，是一个颠覆性改变。
简单回顾中国关于气候变化认识的转变历程就可以发现，中国提出碳中和目标，不是为了应对气候变化谈判战术层面的考量，而是体现中国的大国担当和新发展理念，是中国进入新发展阶段、新发展格局的战略选择，是党的十八大后中国发展理念深刻变化的结果。
在应对气候变化的早期，中国关注的重点主要是国内环境问题，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并没有太充分的认识。当时普遍的发展观念认为，发展是第一要务，而减排会影响经济发展，所以中国在减排问题上要顶住国际压力。虽然1983年环境保护就成为中国的基本国策，但由于传统工业化模式下减碳和经济发展相互冲突，中国的碳排放总量在快速工业化过程中快速上升。可以说，中国早期是在国际减排压力下进行减排，处于“要我减”的状态。随着环境问题日益严重，中国意识到传统发展模式不可持续，减排符合自己的内在利益。尤其是，党的十八大后，随着新发展理念提出，生态文明建设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中国在认识和行动上不断深化，采取了非常严厉的环保政策，现在则主动提出2060碳中和目标。
在讨论中国为什么提出碳中和目标时，一些人可能会说，是因为中国的发展阶段不一样了。实际上，发展阶段的变化并不是提出碳中和目标的必要条件。美国的发展阶段很高，但在特朗普政府执政下，也没有提出碳中和，反而退出《巴黎协定》。全球碳中和意味着，以后全球发展都必须遵循低碳绿色模式，发展中国家不会再走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而是以低碳的方式实现经济起飞。因此，发展阶段既不是提出碳中和目标的必要条件，也不是充分条件。
中国承诺碳中和，也不是因为面临的减排国际压力，因为这种压力其实一直都存在，不是现在才出现。如果2060年碳中和的目标不符合中国的根本战略，中国不会屈从于国际压力作出这种承诺。而且，国际承诺不是一时的应景之作，而是需要切实兑现的，也并非到2060年才兑现，而是从承诺开始就一步步被国际社会监督。因此，中国提出碳中和，不是迫于所谓国际压力。
全球范围的碳中和是发展范式的深刻转变，标志着传统工业时代的落幕，一个新的绿色发展时代的来临。目前关于“双碳”目标的讨论，很多都是将“碳达峰”和“碳中和”这两个概念不加区分地使用。实际上，这两者有本质的区别，要求的政策也不一样。简单而言，碳达峰在传统工业化模式下也能实现，即当经济增长达到一个平台期，排放也进入平台期。如果想早达峰或者低达峰，就加大减排力度。但是，碳中和就不一样。实现碳中和意味着，目前100亿吨左右的碳排放，大部分都要被减掉，少量则通过碳汇、碳捕获与利用等方式进行中和。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大厦的基础要发生脱胎换骨的变化。这就不像替换汽车零部件那么简单，也不是纯粹依靠技术能实现，而是一个发展范式全面而深刻的转变。
虽然从时间先后顺序来看，中国要先实现碳达峰，再实现碳中和，但这并不意味着要等实现碳达峰后才考虑碳中和。恰恰相反，现在要以碳中和的思维和方式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发展范式的深刻转变，而要实现碳中和目标，现在就应该采取强有力的措施转变发展方式，而不是等碳达峰之后开始转变。如果不彻底转变发展方式，即使碳达峰100年，也无法自动实现碳中和。从2020年到2035年，中国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GDP还要再新增一倍。这是中国碳中和的机会窗口期。如果不从现在开始加快行动减排，就会被锁定在高碳路径，等碳达峰后再转换，实现碳中和的成本就会非常高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