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生物多样性的中国贡献

(二)全球生物多样性的中国贡献

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上,中国经历了一个学习借鉴西方传统工业化模式带来经济发展、环境破坏,再到深刻反思和探索生态文明绿色发展,以实现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艰辛探索和转变过程。

我们可以从“爱知目标”看中国的贡献。所谓“爱知目标”,是指2010年在日本爱知县召开的COP10上制定的生物多样性2011—2020年目标,简称“爱知目标”。“爱知目标”是国际社会为应对生物多样性丧失的严峻形势而制定的2010—2020年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计划,具体包括降低栖息地流失率、鱼群可持续经营管理、防止有害污染、保护全球一定比例的陆地和海洋、防止物种灭绝以及增加保护大自然的资金。

但是,联合国第五版《全球生物多样性展望》指出,联合国20项“爱知目标”“没有一项完全实现”,自然界正经历人类史上空前的破坏与衰退。这份报告也是2010年20项“爱知目标”的全球总检讨。在60个子目标中,有13个毫无进展,甚至恶化,包括湿地持续减少、捕捞活动破坏栖息地,并以非可持续的速度下降,且有100万种物种濒临灭绝。

同“爱知目标”全球“没有一项完全实现”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的实现情况领先全球。根据生态环境部在2021年9月例行新闻发布会的信息,中国实施“爱知目标”的总体完成情况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作为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中国政府认真落实“爱知目标”,确定各项任务和责任。其中,中国有3项目标进展超越了“爱知目标”。分别是第14项恢复和保障重要生态系统服务、第15项增加生态系统的复原力和碳储量、第17项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13项目标基本实现,4项目标取得阶段性进展。

COP15为今后十年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确立了雄心勃勃的目标。为此,必须反思十年“爱知目标”未能实现的根本原因。十年“爱知目标”之所以未能实现,其实不是因为各国不重视,根本上是因为生物多样性问题背后是发展范式的转变问题。如果不转变发展范式,仍然是在传统工业化模式下环境与发展相互冲突的条件下进行生物多样性保护,就不可能真正实现这些保护目标。根本的出路,是从传统工业文明转向生态文明,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因此,COP15大会的主题“生态文明: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就深刻地揭示了生物多样性丧失的原因和实现保护目标的根本方向。

中国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上作出了巨大努力。在生态文明思路下,中国跳出传统工业化模式下生物多样性保护思路的局限,通过国内生态保护行动和作为主席国在COP15通过的“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起到了引领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作用。根据生态环境部2021年1月发布会资料,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了巨大成就。

第一,中国实施《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11—2030年),出台《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关于划定并验收生态保护红线的若干意见》等文件,政策法规体系不断健全。2020年,中国颁布《生物安全法》,修订《湿地保护法》《野生动物保护法》等。

第二,生态空间保护力度不断加大。中国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有望提前实现“昆蒙框架”设定的2030年30%的陆地和涵养保护面积的目标。中国已有5个国家公园,并将不断扩大数量和范围,推动以国家公园为主题的自然保护地体系。

第三,生物多样性调查观测体系初步建立。依托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科技基础资源调查专项等项目,组织开展全国重要区域、重点物种和遗传资源调查、双测与评估,发布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

第四,生态系统保护修复成就显著。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报告,中国森林净增长量居世界第一,是全球森林资源增长最多的国家。重点野生动植物保护也取得显著成效。

“昆蒙框架”的制定,是建立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第一阶段会议通过的“昆明宣言”基础之上。作为COP15高级别会议的主要成果,“昆明宣言”承诺确保制定、通过和实施一个有效的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以扭转当前全球生物多样性丧失状况,并确保最迟在2030年使全球生物多样性走上恢复之路,进而全面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2050年愿景。

“昆明宣言”是一个强有力的信号,向世界展示了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政治决心,也是中国作为大会东道国,在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上展现领导力的产物。“昆明宣言”的通过,既是国际社会扭转当前生物多样性丧失的努力的结果,又是应对新的艰巨挑战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