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明奠定人类命运共同体之基
为什么只有在生态文明基础上才可能构建，而在传统工业化模式下无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工业革命后，以少数工业化国家为代表建立的传统工业化模式产生的后果，带来了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需求，但却不可能真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种发展模式以物质产品的大规模生产和消费为中心。形象地说，就是高度依赖“挖煤、开矿、砍树、办工厂”。由于建立在“高资源消耗、高碳排放、高环境破坏”基础之上，这种经济发展模式就不可避免地带来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如果环境不可持续，当然也就无法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
进入工业时代，过去农业时代形成的发展观念或关于美好生活的概念，就被商业化力量重新改造，以为工业化大规模生产不断开辟市场。人们从过去节俭的公民，变成“饥饿的消费者”，物质消费成为美好生活的标志。建立在物质消费主义基础之上的过度消费，就成为工业化模式下经济增长的基石。至于消费的内容是否会增进人民福祉，却反倒成为一个次要的问题。
在工业化的强大力量下，整个社会就按照工业化的逻辑被重构。基于消费主义的工业化逻辑不断扩张的结果，不仅人与自然的边界被突破，而且原本基于生态逻辑的复杂的社会—经济—生态系统，在被单一的工业化逻辑解体后，除了引发大量生态环境危机外，还导致一系列社会和文化问题。
比如，农业被工业化的逻辑改造，从传统的生态农业，走上了以单一农业、工业化农业和化学农业为特征的所谓“现代”农业道路，导致严重的农业面源污染、地力下降、生物多样性丧失等问题。农村更多地成为为工业和城市提供农产品、原材料和劳动力的场所，形成了“城市—工业，农村—农业”的基本城乡分工格局，导致了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由于工业生产主要依赖物质原料，乡村大量宝贵的无形价值（包括生态环境、人文、非物质文化遗产等），也即广义的“绿水青山”资源，在以工业物质财富生产为核心的大生产中不仅没有优势，也缺乏相应的机制和模式对其进行利用。与此同时，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出现大量空心村、留守老人儿童、农民工、村落消失等社会问题。
由于工业化赋予人类巨大的力量，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人类从过去的被动适应自然，逐渐转变为统治者的角色，地球进入所谓人类占主导的人类世阶段。随着经济活动扩张，出现严峻的环境问题，包括空气污染、水环境问题、土壤环境问题、环境破坏、生物多样性丧失等等，导致所谓不同系统的“地球边界”不断被突破。这些“地球边界”都是环境阈值或不可逆转的转折点。一旦边界被突破，就会破坏人类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甚至危及人类文明的持续。
这些不仅影响发展的可持续性，而且严重危及当代人的健康和福祉。比如，空气污染颗粒物深入肺部，引发癌症和其他相关呼吸道疾病；地表水和地下水的污染影响饮用水安全和食品安全；土壤中的重金属和有毒物质被富集到农作物和畜牧产品，引起食品安全问题，如此等等。除了环境污染的直接影响外，生物多样性的破坏，还会带来生态系统崩溃的危险。
中国出现的生态环境后果，固然很大程度上是由中国过去自身的粗放发展导致，但根本上却是工业革命后世界范围内建立的传统发展范式的弊端导致。中国提出生态文明概念和新发展理念，有其历史的必然。
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尤其是改革开放后取得的巨大成就，在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很多人将中国的成功归于学习西方现代化的结果。但是，问题可能不是那么简单。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后发国家都在学习西方的现代化经验，但只有少数国家取得了成功。这其中，必有其不为人知的无形因素在起作用。这个无形因素，可能蕴藏在中国五千年文化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智慧之中，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基础。
第一，中国文化的连续性和创新性，使得其对自身发展进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深刻反思。新中国成立70多年，尤其是改革开放短短40年取得的工业化成就，在世界历史上绝无仅有。但是，这种传统工业化模式付出的环境代价亦十分巨大。这使得中国成为新发展理念独特的试验场。在此基础上产生的新发展理念，对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就具有重要价值。
第二，深厚的哲学和文化基础。中国自古就对大自然充满敬畏，有着“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这种传统，不同于工业化征服自然的逻辑。中国的小康社会概念，就是一个充满智慧的思想。它并不将单纯的物质财富作为追求目标，反映了人的全面发展至上的哲学。当中国遇到不可持续的难题时，很自然地就会从自身五千年传统智慧中寻找解决方案。[1]
[1]张永生：《生态文明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根本途径》，《当代中国与世界》202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