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工业文明不可持续的根源
传统工业文明不可持续的根源，在于作为其基础的传统工业化模式。这种建立在高碳排放、高资源消耗、高环境破坏的现代化模式，可以让世界上少数人口过上丰裕的生活，但一旦扩大到全球，就会出现资源环境方面的危机，出现所谓“现代化的悖论”。有一个非常典型的测算，如果全球都像美国人那样生活，就需要5个地球才能满足资源需求。不可持续危机背后，是一套关于发展的价值观、文化、制度。工业革命后以发达国家为代表建立的传统工业化模式危机的背后，实际上是发展范式的危机，以及西方中心主义及其背后的价值观和制度的危机。
一直以来，人们对现代化的概念，都是以发达国家的标准为标准。但是，现代化有两个维度，一个是“实现什么样的现代化”，一个是“如何实现现代化”。后发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更多集中在“如何实现现代化”的问题上，对“实现什么样的现代化”问题没有过多的反思，更多的是跟着工业化国家往物质消费主义的扩张道路上走。这种现代化模式，终于导致人类现在前所未有的不可持续危机。
工业革命以后几百年，形成了一个所谓核心国家和外围国家的全球分工格局。少数发达国家的人口居于产业链的顶端，其他的所谓的外围国家则为他们提供原材料和初级产品。发达国家通过全球分工，把污染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由于发达国家通过这种模式率先实现现代化，反过来在此基础上又形成了所谓欧美中心主义。也即，它背后是一整套的价值观。如果一个国家要实现现代化，就需要按照欧美的工业化模式进行复制，不仅包括具体的市场机制，还包括背后的制度、文化和价值观。
但是，先不论这些制度、文化和价值观是否可以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接受，即使可以通过这样的模式，让那些发展中国家实现像发达国家那样的现代化，则当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这个进程时，就必然导致全球性的资源环境危机，比如气候变化问题。地球系统对二氧化碳有一个容量限制，一旦超过这个阈值，地球系统就会发生危险的扰动，甚至发生系统性崩溃。但是，工业革命后建立的发展模式都是基于化石能源和高碳排放。发展中国家不可能再走发达国家那样的传统道路。所有国家，包括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都必须实现绿色低碳转型，走新的发展道路。这对所有国家来说，都是一个新生事物。中国式现代化，就是这一新生事物。
那么，能否在不深刻转变传统工业化发展模式的条件下，依靠技术进步等来解决危机？回答是否定的。技术虽然极其重要，人类却难以简单地依靠技术进步解决不可持续的危机。实际上，人类目前有前所未有的最好的技术，但是人类同时又面临有史以来最大的危机。技术是解决很多问题的前提，但是它不是一个充要条件。比如说，就环境而言，技术进步能够降低环境破坏的强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能够改善环境。但是，技术出现的目的，却是获得更高的回报，因而新技术就一定要通过扩大消费、扩大生产来实现这种高回报。这时候，物质生产和消费总量的扩张，就会带来对环境的负面作用。
这个背后的机制，就是所谓的杰文森悖论。工业革命初期，当蒸汽机出现使得英国煤炭使用效率大幅提高的时候，人们普遍预测煤炭的消费量会因此而减少，但实际上恰恰相反，煤炭的消费量不仅没有减少，反而还大大提高。原因在于，煤炭使用效率的提高带来很多新的需求。杰文森悖论不只是煤炭或能源领域的孤例，实质是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比如，办公无纸化并没有降低对纸张的需求，反倒大大增加了对纸张的需求。同杰文森悖论相关的，还有效率的悖论、技术的悖论等。因此，要解决人类面临的不可持续危机，不能够简单地通过技术进步。
如果往前追溯，工业革命之所以发生，背后是欧洲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之后人类中心主义、科学主义、理性主义、物质主义等思想的兴起。这些思想促进了人的解放、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生产力的飞跃，形成了高度发达的工业文明，推动了人类文明进程。但是，当发展到一定程度时，这种模式不可持续的弊端就显露无遗。解决这些弊端，无法只是在原有模式上进行修修补补，必须要有文明形态的转型，也即整个经济运行的底层逻辑和哲学基础均需要进行深刻转变。这种变化，不是一道“是否要转变”的选择题，而是一道“如何转变”的应用题。
总的来说，传统工业化模式之所以出现这些危机，乃是用“不当的方式”来实现“不当的目标”。所谓“不当的方式”主要是指人类中心主义，将人类凌驾于自然之上，将自然当作资源攫取的对象和废弃物排放的场所，而不是将人类活动作为大自然的一部分，通过尊重自然、顺应自然来造福人类。所谓“不当的目标”，就是背离发展的初心，颠倒发展的目的与手段，将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的“多多益善”当作发展的目标。这背后，又是文化和价值观念。
从可持续发展的视角看，在经济发展规模不大时，这种传统的方式和目标产生的问题倒不严重。比如说，在新兴国家崛起之前，全球只有发达国家的少数人口一直享受富裕的生活，其他国家的大部分人口都处于不发达状态。单从环境的角度来说，可能还不至于崩溃。但是，发展中国家同样有权利要过发达国家的富裕生活。当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现代化”行列，全球经济发展总量超过一定限度的时候，这种方式和目标固有的问题就显露无遗。
因此，需要改变的是工业革命后建立的传统工业化模式，以及作为该模式基础的人类中心主义和基于物质主义的价值观，包括“美好生活”的概念。党的十九大报告就特别强调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个“美好生活”，就不只是简单的市场化的物质需求，而是全方位的需求，其中包括大量非物质、非市场化的需求。
因此，我们需要对传统工业时代形成的现代化概念进行重新反思和定义，重构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解决全球面临的不可持续危机，我们需要超越传统工业文明，进入生态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