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明与如何建设中国式现代化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前提，是转变现有经济发展内容。这就要求供给侧和需求侧两端的内容均发生深刻转变。这种转变背后的驱动力，在于发展理念、消费观念和相对价格的引导。[1]
第一个途径是改变绿色产品和非绿色产品的相对价格。在政府环境规制等政策作用下，“两高一资”产品的价格成本会上升，其他产品的相对价格会下降，市场会自发地调整对不同产品的需求。但是，这种调整更多的还只是标准经济学中的环境外部成本内部化，仅此还不足以解决环境问题，还需要更为根本的发展理念和价值观念的转变。
第二个更重要的途径，就是要改变价值观念和消费者偏好。正如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需要社会心理和价值观念的系统性转变一样，从传统工业化模式到绿色发展模式，也需要社会心理和价值观念的系统而深刻的转变。标准经济学是在偏好外生给定条件下进行资源配置的分析，对于偏好内生不以为然。但是，经济史以及行为经济学、实验经济学的大量研究表明，偏好是不断演进的。
此外，如果经济增长是以GDP为导向，且经济增长又是建立在传统工业化模式的基础上，则环境破坏就会随着GDP增长而“水涨船高”。这时候，解决的根本途径，不是限制经济增长，而是转变发展内容，扩大绿色产品和服务的内容，以让经济增长尽可能地同资源消耗和环境破坏脱钩。
这两个基本途径，对应着生态文明两个最核心的概念：第一个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概念。这意味着约束条件的改变，即从过去只考虑经济活动的市场收益，扩大到考虑其对生态环境等的影响。这种新的约束条件，会改变产品的相对价格。第二个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概念。这实际上是一个新的发展理念，对应的是新的偏好以及对美好生活的重新定义。从传统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转变的前提，就是社会心理和消费习惯的大规模转变。同样，从现在不可持续的传统工业化模式转变到绿色发展，也需要人们社会心理、消费心理、生活方式的系统性转变。如果没有价值观念的重大转变，仅仅依靠技术进步，就难以实现绿色转型。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和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重点强调生态环境保护、资源利用、生态保护与修复、生态环境责任制度等。这些构成了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具体内容。
生态环境保护：生态环境保护背后，是发展范式转型问题。只有彻底实现绿色转型，才能够形成“越保护、越发展”的关系。
资源节约利用：资源节约利用的背后，是要改变在传统工业化模式下形成的基于消费主义的“现代经济”，建立起对资源消耗扩张的有效制衡。因此，需要对资源环境产品实现全面的强度与总量“双控”制度。
生态保护与修复（生物多样性）：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十年“爱知目标”之所以无一实现，根本原因在于人类仍然很大程度上是在传统工业化思维下寻求如何实现这些目标，没有触及生物多样性破坏的根源。习近平主席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领导人峰会上提出的“人类高质量发展新征程”倡议，就是对发展的最基本问题的重新思考，为解决全球生物多样性问题指明了方向。
应对气候变化：在传统发展模式下，由于经济发展建立在碳排放基础之上，减排和发展之间是一种相互冲突的关系，减排也就被视为发展的负担，从而全球气候谈判就成为一个各国如何进行负担分担的博弈。实际上，从生态文明的视角看，减排行动有可能使经济结构跃升到一个更有竞争力的结构，从而就可以实现习近平主席在气候变化巴黎大会上提出的经济发展和应对气候变化双赢、各国之间互惠共赢。
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发展战略要从过去GDP导向转向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战略，从中国社会基本矛盾发生转变的新论断出发，以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核心，不断催生新的供给内容。[2]
第一，按照“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新要求揭示其新内涵。新的现代化道路，从一直以来关注“如何实现”的问题，转变到同时关注“实现什么样的现代化”和“如何实现”，尤其是如何为新的现代化内容建立相应的体制机制。“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内涵，同传统工业时代现代化内涵的最大区别，就是对美好生活的不同含义，前者强调适度物质消费和人的全面发展，而后者基于物质至上的消费主义。
第二，基于生态文明重新认识高质量发展，并建立新的现代化测度标准。现有关于高质量发展的讨论，很多未能超越传统工业文明理念，还是“传统经济效率”意义上的高质量，并不能成为中国高质量发展的标准。高质量发展不仅需要高技术、高效率、产业升级、高附加值等，也需要在新的生态文明框架下进行定义。发达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并不一定意味着高质量发展。一旦在生态文明更大的框架下重新定义成本和收益的概念，将传统模式下的外部成本、隐性成本、长期成本、机会成本等考虑在内，则原先一些在传统工业化狭隘视野下被视为高质量的发展，可能就成为低质量发展。发展的目的或初心是提高人民福祉。违背初心的发展内容，效率再高，也不能称之为高质量。因此，必须根据党的十九大提出的“美好生活”概念转变发展评价标准，进一步淡化GDP的评估与考核作用。
第三，根据生态文明的内在要求，重新优化政府和市场的职能，以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政府和市场关系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现有的政府和市场职能，更多的是在传统工业时代形成。环境危机是典型的市场失败。建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涉及对市场职能和政府职能的重新定位。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更好地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以及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关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决定，实质是对市场的功能和政府职能进行重新定义。比如，政府采取严格的环境措施会改变不同产品的相对价格，对绿色产品技术的扶持会促进绿色技术进步，降低绿色产品的价格。
第四，基于生态文明挖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新内涵，实现供给内容和供给方式的绿色转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新的内涵，是要保证发展内容不偏离提高人民福祉这个初心，对于发展什么和不发展什么，从国家战略和政策上进行必要的引导和调整。原则是：对那些负外部性、长期成本、隐性成本、机会成本高和影响人民福祉的经济活动进行抑制，对那些绿色经济活动进行鼓励。具体而言，一是促进新兴绿色供给；二是对无效经济活动进行抑制；三是促进那些难以市场化和货币化的服务供给（比如生态环境文化等普惠的民生需求）。
第五，复兴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习近平总书记在2023年6月2日视察中国历史研究院，并在此间召开的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提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伟大目标，强调“两个结合”，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3]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最大的前提之一，就是观念和消费模式全面而深刻的转变，即从节俭的生活方式向大规模消费的生活方式转变，以为大规模生产提供市场，从而形成以消费社会和大量无效经济活动为特征的现代经济。同样地，从传统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变，也需要一场全面而深刻的消费观念和生活方式的革命性变化，可以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力量。观念的变化通常被标准经济学家视为不可能，或被视为一种计划经济思维。但实际上，大量行为经济学研究表明，所谓消费者“自由选择”某种程度上只是一种假象，消费者行为（喜欢什么或不喜欢什么），其实很大程度上是被无形商业力量系统性操纵的结果。
[1]张永生：《生态环境治理：从工业文明到生态文明视角》，China Economist 2022 年第2 期。
[2]张永生：《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刘世锦主编：《读懂“十四五”新发展格局下的改革议程》，中信出版集团2021年版，第362页。
[3]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求是》2023年第1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