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塑中国经济体系
1.制造业
制造业是传统工业化模式的基础。制造业既是中国高速发展的主要驱动力，也是中国环境问题的一个主要成因。根据国家统计局，2022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为33.5万亿元，约占中国GDP的27%，占全球制造业比重近30%。由于工业能耗占全社会能耗约为70%，制造业碳排放约占全社会45%，只有制造业能耗强度大幅降低，同时非化石能源更快发展，才能够保证碳中和目标的实现。因此，不仅钢铁、建材、有色金属、石油和化工等传统高耗能行业需要低碳节能，而且新能源装备、新能源汽车等新兴绿色制造行业也必须大幅降低能耗强度。制造业绿色转型为中国制造业带来新的机遇。比如，在新能源方面，中国已具全球竞争优势。中国的光伏、风机等新能源装备产量占全球一半。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2022年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为705.8万辆和688.7万辆，连续8年保持全球第一，同比分别增长96.9%和93.4%，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达到近70万辆，同比增长1.2倍。
但是，全球碳中和背景下制造业绿色转型的方向，不只是一个简单的能源替代和技术升级问题，更是制造业价值创造方向和生产组织方式两个方向的深刻转型。在产品价值上，制造业将从大规模流水线生产同质化产品，转向满足消费者多样化、个性化需求；同时，物质资源投入在产品价值中的贡献比重不断降低，知识、设计、体验、生态环境、文化等无形投入的贡献比重不断提升。在生产组织方式上，随着工业4.0、工业互联网等的兴起，分布式的工业组织方式将变得普遍。
2.服务业
现有服务业，从内容到组织模式，很大程度上都是传统工业时代的产物。服务业很大程度上是为传统工业生产服务，而传统工业生产又是环境问题的重要来源。如果整体经济发展的内容和方式不转型，则服务业扩张往往带来更多的传统工业产品和物质资源消费，并不一定带来整体经济的绿色转型。在数字时代和绿色发展理念下，发展内容的变化更多地体现为新兴服务业，故新兴服务业在规模和广度上将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3.农业
中国农业取得的巨大成就表现在很多方面，但可以用一句话简单归纳：中国用世界9%的耕地和6%的淡水资源，养活了世界近20%的人口。农业的现代化改造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农业生产的内容，从过去生产植物性产品为主，到直接或间接地生产动物性产品为主；二是农业生产的方式，从传统的多样化生态农业转变到单一生产的工业化、化学农业。这种转变虽然提高了单一作物的产量，但却带来了土地利用方式的转变，形成了“农业—饮食—健康—环境”之间的恶性循环。由于严重依赖化肥、农药、除草剂、激素、抗生素，农业生产造成严峻的湖泊、河流、地下水和土壤污染，生物多样性破坏以及突出的食品安全问题。同时，现代饮食结构也带来大量的所谓“富贵病”。显然，传统农业发展方式不可持续。农业在生产内容和生产方式上均需进行绿色转型。
4.绿色城镇化
1978年，中国城镇化率只有17.9%，属于典型的农业经济。2022年则提高到65.22%。与此同时，70%以上的碳排放和环境污染，也发生在城市。不同的发展内容和技术条件，对经济发展的空间含义亦不同。在农业时代、工业时代，到现在互联网条件下的绿色发展时代，由于发展理念和发展内容发生深刻变化，经济发展的空间含义正发生实质性变化。思考城镇化问题，必须跳出传统工业时代关于城镇化的思维框架。
中国城镇化面临着三大任务：一是新增城镇人口如何以绿色方式实现城镇化。预计未来中国城镇化还有10个百分点左右的增长空间。二是现有城镇如何实现绿色转型。三是在城镇化的过程中，乡村如何以绿色方式实现振兴。就正如我们无法用农业时代的思维来理解工业时代的城镇化现象一样，我们也无法用传统工业时代的发展思维，来推进数字时代和绿色发展时代的城镇化模式。
在碳中和背景下，绿色城镇化转型的战略方向，是从GDP导向的城镇化转向以人民福祉为中心的城镇化。中国应集中“三大任务”板块，以城市群和县域城镇化作为两个战略重点，推动新型城镇化。尤其是，利用互联网等技术优势，将集中式与分布式生产的好处最大化，塑造中国新的经济地理格局和城镇化格局。
5.空间经济
中国现有空间格局，主要是在传统工业化模式基础上形成。由于这种模式以物质财富生产和消费的最大化为目标，经济资源的最优配置往往同生态环境资源的优化配置出现背离。这种背离，不仅加大了经济的外部成本，也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破坏。因此，必须在生态文明新的视野下，对经济资源和生态环境资源进行重新配置。
随着人类社会进入移动互联和生态文明时代，经济活动的空间含义亦随之发生深刻变化。这意味着，虽然自然地理意义上的空间差异会长期存在，但经济地理意义上的空间发展差距，却有可能在更大的空间和时间范围突破所谓“胡焕庸线”[1]，从而为西部地区在数字时代以生态文明新发展范式走新的发展道路提供了可能。
具体而言，改变这种区域经济空间格局的，正是绿色城镇化。“绿色”和“城镇化”的结合，就有着特别的意义。其中，“城镇化”可以通过重塑人口和经济活动的空间格局来促进经济发展；“绿色”是满足新的“美好生活”需求的新增长点，其对应的新的绿色资源概念同生态环境和文化等密切相关，而这些又正是所谓落后地区的优势禀赋所在。因此，在“绿色发展”的视角下，区域经济的禀赋概念会被重新定义。这会给在工业时代缺乏发展优势的落后地区带来新的机遇。
[1]1935年，地理学家胡焕庸在论文《中国人口之分布》中提出“瑷珲（今黑河）—腾冲一线”，发现此线以西人口约为中国总人口的6%，此线以东人口约为中国总人口的94%。这条线后来被学界称为“胡焕庸线”。1935年以来，中国人口分布格局基本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