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明治理的新坐标
在生态文明和工业文明的不同范式下，经济发展对环境、社会、文化等具有不同的含义。传统工业化模式的本质特征决定着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社会和文化等在一定程度上相互冲突。一是在发展理念和内容上，传统工业化模式以物质财富的生产和消费为中心，建立在物质资源的大量消耗、碳排放、生态环境代价等基础之上。二是传统工业化模式下，经济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未能充分考虑。而且，工业化的组织逻辑，更多的是依靠大规模和单一生产，而社会组织、文化和生态环境则更多地依靠多样性和共生效应。因此，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文化、社会等之间就存在一定的内在冲突。
生态文明则不同，它是在新的发展理念和更宏大的人与自然关系视野下处理经济活动。具体而言，有两个本质不同。一是传统工业化模式更多的是关注“人与商品”之间的关系，而“人与商品”之间关系只是“人与自然”关系的一部分。如果只是从“人与商品”之间的狭隘视角考虑问题，就会忽略经济活动的外部成本、隐性成本、长期成本、机会成本和福祉成本，从而就会得出偏狭的结论和政策含义。二是价值理念的不同。传统工业化模式更多集中于物质产品的生产和消费，而生态文明则强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
传统工业文明和生态文明发展模式的这两个本质区别，就意味着对成本、收益、福祉、最优化等概念的不同定义，从而生态环境、社会、文化等概念就有不同含义。在传统工业化模式下，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社会、文化等方面就会是一种相互冲突关系；在生态文明绿色发展模式下，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社会、文化等方面就有望形成相互促进的关系。
在传统工业化模式下，人们一直努力建立起有效的生态环境治理机制，解决环境与发展之间的冲突。但是，这种努力却并不太成功。这种努力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
一是在环境保护层面进行努力。在20世纪中叶，传统工业化模式带来的生态环境危机引起广泛重视。1972年，联合国首次召开人类环境会议。会议通过了《联合国人类环境宣言》，呼吁各国政府和人民为维护和改善人类环境、造福后代而共同努力。此后，环境与发展关系成为世界性议题。2015年9月25日，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在纽约总部召开，联合国193个成员国在峰会上正式通过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这17大目标之所以长期得不到实现，并不是人们没有意识到这些目标的重要性，而是因为在传统工业化模式下，这些目标在一定程度上相互冲突。如果不彻底转变发展模式，就难以建立起17大目标之间相互促进的关系，SDGs目标的实现也就困难重重。在传统工业化模式的思维下，解决环境与发展之间两难冲突的思路，就更多地集中在环境容量、增长的极限或技术突破等方面。
二是在机制设计层面。现有关于生态环境治理的文献，大多集中在机制设计层面，未能跳出传统工业化模式的思维框架，对发展范式的根本转变关注不够。关于环境治理问题，最有影响的就是所谓“公地的悲剧”。一直以来，解决公地悲剧的思路通常有两个：其一是通过实现产权清晰或私有化避免公地悲剧；其二是通过国有化避免公地悲剧。但是，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奥斯特罗姆教授则指出，除了以上两条道路，还有第三条道路，即这些公共资源社区的成员会通过自我组织，形成一个有效的公共资源治理结构。
但是，仅仅在机制设计层面，还不足以从根本上解决不可持续问题。如果跳出传统工业化视角，从生态文明视角看所谓公地的悲剧或发展的陷阱，可能有三类发展陷阱需要解决。[1]
第一类是类似过度捕捞、过度放牧等标准类型的公地悲剧。1968年，英国学者哈丁在《科学》期刊上发表《公地的悲剧》。他在文章中举了一个例子，当草场对牧民免费开放时，牧民每增加一头牛的收益大于其成本。可当所有的牧民都这么想时，过度放牧就会使草场退化，导致草场不可持续，最终每个牧民收益都会减少。传统的解决办法，不是将草场私有化，就是将草场国有化。但是，奥斯特罗姆的研究显示，在很多社区，其成员总是有足够的智慧，通过沟通协商找到有效的防止草场退化的机制设计，并不一定非要私有化或国有化。
第二类发展陷阱是，虽然通过机制设计可以避免第一类悲剧，但在通过机制设计避免过度捕捞等悲剧的同时，却由于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发展的问题，可能陷入一个更大的发展陷阱，即传统发展模式引发的更大的环境与发展冲突。比如，尽管一个湖泊可以通过有效的机制设计避免过度捕捞，但仅仅避免过度捕捞却不能带来进一步的“经济发展”，湖泊可能不得不走上“投肥养鱼”获取更高收益的高污染“发展”道路。或者，即使湖泊不用化学方式养殖，但是其周围的化学农业、工业却都是用传统工业化模式进行生产，也同样会对湖泊产生污染。此类发展陷阱，是由传统工业化模式的局限引起。
第三类发展陷阱就是，经济发展掉入传统工业化模式的陷阱中，难以从传统发展结构转型到一个新的更有竞争力的绿色发展结构。如果没有根本的发展模式转变，就会锁定在一个传统的结构，就很难获得转型的潜在好处。
因此，简单地呼吁保护环境或通过机制设计解决局部范围的环境问题，并不足以从根本上解决可持续发展问题。必须跳出传统工业化模式，在生态文明的视野下才能建立环境与发展之间相互促进的关系。
党的十八大后，中国在过去艰辛探索的基础上提出新发展理念，并将生态文明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提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就为建立“环境与发展”之间相互促进关系指出了根本方向。
生态文明治理的基本思路，就是要建立环境与发展之间的相互促进关系。基于前面的分析，生态治理需要建立新的坐标系。首先是树立新的价值观念。“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背后，实质是新的价值观念，即关于美好生活的重新定义；二是建立新的约束条件。人们过去更多的是在狭隘的经济视角下组织经济活动，对社会成本未充分考虑，现在则将这些约束条件纳入考虑。
这其中，政府要扮演关键的角色。人们通常指望用新技术解决不可持续问题。诚然，新技术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技术可以降低单位产出的环境消耗强度，但降低强度同时又会导致生产总量的扩张，而总量扩张的环境后果，往往又会超过技术进步带来的好处。在市场竞争下，经济具有持续扩张的动力，但市场经济对这种扩张不仅没有相应的制衡机制，还有一种系统性力量促进这种扩张。这就需要政府转变职能，通过施加新的约束条件，在这里面扮演关键的角色。
一是对行业的资源环境强度进行限制，二是对资源环境总量进行限制。主要体现在对“两高一资”，即高耗能、高污染和资源性产品的限制。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就开始强调的发展方式转型，更多的是强调技术进步、产业结构提升到“微笑曲线”的两端。现在强调的绿色转型则不是过去的概念，因为如果只是升级到产业“微笑曲线”的两端，就不可能实现全域范围的可持续目标。比如碳中和，将高排放产业转移到其他国家去，固然可以解决本国生产端的碳排放，但对解决全球的环境问题却无济于事。因此，从生产方式到消费方式均必须进行彻底的转型。
[1]张永生：《生态环境治理：从工业文明到生态文明视角》，China Economist 2022 年第2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