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结束以后,外交政策学者都在试图描述美国外交政策的新架构。他们确信世界已经发生了一些意义深远的事情,并开始广泛寻求新的理解认识,即能够解释21世纪美国政策核心主题和目标的综合研究。要取得这项努力的成功,需要面对许多重要障碍。一个重要的事实是:西方与苏联集团对峙刚刚结束,人们有理由对当前全球政治问题定义的持久性保持谨慎。

从苏联的崩溃到朝鲜最近突然打开国门,过去二三十年充满了突发事件。因此,有人可能认为,当对现在和未来进行高度概括时,这种瞬息万变的局面将迫使人们极其克制。但是正好相反,公开言论不断涌现,勾画着后冷战时代美国新的“大战略”。我毫无贬低那些优秀作品的意思,但是可以说,到撰写本书的时候,在新世纪的这个时刻,我们仍在等待对美国世界政策的定性分析。

但这不是说因为世界政治风云变幻,就不可能对这个国家的目标和使命展开全新思考。其实,正如本书作者、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外交政策高级研究员、作家沃尔特·米德所言,美国政策这个大问题需要进一步澄清和深刻理解。米德的基本主张非常直率。他认为,虽然美国在21世纪拥有更多行动空间,但没有一块空白的石板,让美国重新撰写外交政策。他声称,今天,在美国针对国际问题和主题的立场中,有一些基本特征或主题仍然强大如昔。他指出,理解当前选择和确定反应方式的最好途径是反思过去200年外交政策的长期局限性。这一点非常具有说服力。换言之,米德以美国历史为镜子,增强了读者对今天和未来的认识。针对如何应对外部世界所持有的深远观念、如何认识美国国家利益,他清晰地解释了美国外交政策的回应方式。

在研究了美国外交历史记录之后,米德提出了四个主要思想流派,并分别为其找出了一个伟大的代表人物——汉密尔顿、杰斐逊、杰克逊和威尔逊。当然,他还强调,为了适应世界的变化,这四种思潮所代表的观点之间的平衡也会随着时间变化而变化。但是,米德依然令人信服地认为,对这四种方式理解越深刻,我们就越能更好地把握美国应对过去和未来外交政策挑战的方式。而且,米德认为,每一种思想流派的影响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已经成为源源不断的力量之源。还有,不管你是否完全同意米德的看法,他的作品肯定会激发起对美国当前和未来外交政策辩论的崭新思考。(https://www.daowen.com)

通过本书以及其他书籍,美国世纪基金会试图为重新审视冷战后的美国外交政策作出自己的贡献。在这一领域的努力始于对柏林墙倒塌等诸多事件的第一手报道:伊莉莎白·庞德的报道《柏林墙之后》(After the Wall)。几年之后,她又出版了长篇研究报告《超越柏林墙》(Beyond the Wall)。在冷战后初期,我们还出版了理查德·厄尔曼的《保卫欧洲》(Securing Europe)、詹姆斯·蔡斯的《和平的后果》(The Consequences of Peace)、乔纳森·迪安的《结束欧洲战争》(Ending Europe's Wars)、迈克尔·曼德尔鲍姆的《欧洲和平的黎明》(The Dawn of Peace in Europe)、约翰·杰勒德·鲁吉的《赢得和平:新时代的美国与世界秩序》(Winning the PeaceAmerica and World Order in a New Era)和史蒂芬·伯格的《战争还是和平:后共产主义欧洲的民族主义、民主和美国外交政策》(War or PeaceNationalismDemocracy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n Post-Communist Europe)。我们还支持许多对美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外交政策、贸易关系、武器和情报政策以及与联合国关系的分析研究。分析这一重要问题的最新出版物包括爱德华·勒克的《杂乱的信息:美国政治与国际组织》(Mixed MessagesAmerican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利昂·西格尔的《貌合神离:美国与俄罗斯的合作安全》(Hang SeparatelyCooperative Security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Russia)以及莫顿·阿布拉莫维茨主编的《土耳其的转型与美国政策》(Turkey's Transformation and American Policy)。此外,我们还在考察当前的美国外交决策:迈克尔·曼德尔鲍姆对美国外交政策新基础的探索、一些考察美国对亚洲外交政策的书籍和文章,以及将要出版的由戴维·卡莱奥、亨利·诺和格雷格里·特雷弗顿撰写的书籍。

最后,任何有关外交事务的重要新作都必须与冷战的结束相适应,也必须与当今时代不断加快的变化相适应。如果在该领域著书立说的任务因此而显得比以往更为艰巨的话,那也许只是因为我们更加意识到肯定会出现不可预测的变化。尤其是在这种背景下,沃尔特·米德对政策问题的处理方式尤其有益。他的观点提醒我们思考“我们是什么人”和“曾经是什么人”。这种思考方式可能是回答另一重要问题(美国下一步该怎么做)的最佳向导。我代表世纪基金会,祝贺他完成了这本充满思想的书。

理查德·C·利昂

世纪基金会

2001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