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刺的皇冠（Ⅰ）：汉密尔顿主义者的斗争

带刺的皇冠（Ⅰ）：汉密尔顿主义者的斗争

20世纪90年代，汉密尔顿主义者开始时处于近乎欢欣鼓舞的状态，并进入了一段非凡的政策倡议和机制构建的创造性时期，之后又花了近10年的时间了解了自己实现夙愿的能力极限。回过头来，虽然汉密尔顿主义者的一些乐观情绪看似不合时宜、有些过头，但毫无疑问，冷战后的世界显然比前些年更有利于实现汉密尔顿主义者的基本愿望。

纵览1990年的世界，汉密尔顿主义者非常自然地感觉时机已到。共产主义世界已经崩溃。第三世界前所未有地希望接受自由贸易和自由市场的福音。替代自由资本主义的社会民主道路陷入困境。英美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秩序史无前例地获得了一定程度的经济、文化和思想霸权。

的确，在开放贸易、财务责任和自由金融基础上建立汉密尔顿主义世界的时机已经成熟。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可以得到加强和鼓励，以前的布雷顿森林国际机制框架中的差距（首要的是缺乏常设国际贸易组织）可以得到填补。创立市场导向的国际商业、金融和贸易体系成为汉密尔顿主义政策的基石。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等地区贸易协议和世界贸易组织等全球性机构是这一政策的核心。约翰·亚当斯曾经期望签署一份条约样本，引导新生的美利坚共和国的外交官建立以可执行保障为基础的世界性贸易体系，让美国产品平等进入世界所有主要市场，而20世纪90年代，汉密尔顿主义者试图抓住时机，实现约翰·亚当斯等美国政治家未曾实现的东西。

这一大胆而刺激的贸易议程可以追溯至里根政府，并得到了老布什和克林顿总统的一贯支持，也得到了大多数经济专家的肯定。它在90年代实现了大踏步前进，获得了显著的机制收益。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得以形成。拉美元首峰会肯定了美洲自由贸易区（FTAA）的概念。第三世界的国家一个又一个开放了金融体系，开始国际竞争，国际资本流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总量和灵活性，而世界贸易的增长继续驱动着贫富国家的经济增长。

在这一世界性全面繁荣之中，正如汉密尔顿主义者认为和预测的那样，美国也实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作为全球性贸易国家，美国处于一个独特的位置，可以从世界各个角落的自由化和增长中获益。随着亚洲、拉丁美洲和欧洲采纳了市场开放措施，美国产业和各州获得了重要的新动力。美国极其灵活的资本市场，再加上创业文化、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大陆性市场以及先进的基础设施，使美国企业家和商业得以迅速找到和利用新的机遇。

然而，汉密尔顿主义贸易和开发政策在90年代的成功未能为汉密尔顿主义议程获得广泛的拥护。其实，在美国内部，这一议程逐渐失去了动力。从左翼来讲，工会、环保主义者以及其他公民社会团体指责汉密尔顿主义贸易战略的失误，从美国人工资的下降到海外劳工和环境水平的降低，不一而足。从右翼来讲，在国会的支持下，保守派团体这一贸易议程是向中国等国家出卖美国的原则，也是对美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打击。左右两派也联手攻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汉密尔顿主义经济议程的支柱。

乍一看来，汉密尔顿主义政策未能在美国获得更多公众支持是不可理喻的。从1982年到2000年，美国经历了历史上三次最长的经济扩张期中的两个，只是在1990～1991年出现了短暂而温和的衰退（由于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之后的油价上涨）。用扣除通货膨胀因素之后的美元（1996年）计算，实际GDP在1982年到1999年间从4.9万亿美元增长到9.1万亿美元。美国家庭的金融资产总额同期从12.6万亿美元增长到29万亿美元。90年代美国出口的增长对保证扩张的健康进行起到了关键作用，由于开放贸易而导致的通货膨胀下降亦是如此。许多分析家过去注意到，当经济需求迫使美国工厂和劳动力市场接近崩溃时，经济扩张期就会被缩短。受需求驱动的价格上涨失去控制，就会产生通货膨胀压力，最终使扩张中止。但在90年代，海外商品解除了美国经济的压力，使经济增长轻装前进，没有了过去证明代价高昂的价格压力。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父母可能给孩子起名叫纳夫塔（NAFTA，即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或盖特（GATT，即关税与贸易总协定），而不会参与反对国际贸易协定的游行示威。但是，汉密尔顿主义贸易议程的深刻政治问题既反映了上一代人曾经经历过的经济转型，也反映了这一转型对美国企业观点和目标的影响。

从工业化经济向后工业化经济的痛苦转型是1970年到20世纪末美国社会最为重要的发展。这一经济革命为汉密尔顿主义决策者造成了困难的政治环境，给美国企业界的态度带来根本变化。对这些决策者而言，遗憾的是，这些变化都一方面有利于降低公众对汉密尔顿主义政策的支持，另一方面弱化了美国企业与国家政府之间的联系，而这很长以来就是汉密尔顿主义想法的核心关切。

公众对汉密尔顿主义贸易政策的反对已被广为注意，其背后的故事也很简单。从新政直到60年代，制造业经济为数百万美国蓝领工人提供了稳定的就业机会和不断提高的生活水平。当实际周薪在1973年达到顶点时，2000万美国人，或26%的平民劳力，工作在制造业岗位上。有意义的海外经济竞争很少，因而美国的寡头企业享有稳定的收入，与经常结成强大工会的工人分享着租金和生产率收益。

对许多美国人而言，这是世界历史上最好的经济制度。它将安全、富裕和机会以前所未有的程度结合起来。蓝领工人享有不断提高的生活水平，能够购买自己的房子和汽车，几乎不担心失业。他们的子女只要表现出天赋和爱好，就完全能够接受大学教育，在职场上找到一席之地。

这一体制不可能持久。美国治下的和平赋予其他国家（首先是德国和日本，后来便是发展中国家）复苏和发展所需的和平与秩序。底特律的汽车公司及其加入工会的劳动力面临着高效国际对手的竞争。在技术市场的最低端，早期从新英格兰迁移至美国南部各州的纺织品公司仍然在迁移，一直到了中国台湾、韩国，最后是越南、孟加拉国以及太平洋沿岸其他国家和地区。为了应对这一新的竞争，美国公司要么将生产转移至海外，要么在国内实现自动化生产。这两种方式都对低技术、半熟练工人的工资和工作安全无所助益。

随着商品市场越来越不稳定、更具竞争性，金融市场也失去了战后的平静。从大萧条到50年代欧洲复苏时期一直处于冷冻状态的国际资本运动重新找到了动力。欧洲美元市场创立了一个离岸资金库，不受大萧条和二战后治理国家资本市场的管理机制制约。尽管这些市场不太稳定，容易出现危机，但致力于适应新型竞争性商品市场（和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之后不稳定的通货膨胀和货币冲击）的公司需要发挥尽可能大的灵活性。

在这段时期，大型公司和许多普通公民的兴趣有显著不同。实际周薪急剧下滑：1993年比20年前降低11%，尽管同期商业部门生产率上升了34%。20世纪60年代，平均失业率为4.8%，70年代是6.21%，80年代是7.27%。通货膨胀率也显著上升，50年代为1.8%，70年代是7.86%，80年代前五年是6.85%。

新型灵活性经济对工人家庭带来的其他花费更难于估量，但是很现实。虽然与1973年相比，2000年又有1710万美国人获得了医疗保障和医疗补助，未被任何卫生计划覆盖的美国人同期只减少了600万人，表明未被卫生保险覆盖的就业人数急剧增长。此外，许多有工作的美国人支付了更大份额的医疗支出，而且随着公司试图削减成本，转而依靠健康维护组织（HMO），人们选择医生和治疗的自由越来越小。由固定收益养老金计划向固定缴款养老金计划的转变，意味着将未来经济问题的风险由公司转向了工人。随着男性工资的下降，数百万已婚妇女进入了劳动力队伍，使许多家庭经济紧张、精神疲惫。

最大的输家出现在教育水平不高的年轻白人中间。按照1998年的美元计算，1973年，只有中学教育水平的年轻白人的工资平均每小时为12.15美元，1998年，这一收入只有8.86美元。低于大学水平的工人也承受了健康保险的严重下降。这反映了一项大的社会变化。1973年，美国社会对多数年轻白人提供一种社会保障：如果上完中学，他们可以得到一份稳定的工作，可以拿到不高但足够的收入，以供养家庭。在生产力水平更高的高科技后工业经济中，用更好的安排来取代它，废除这种保障，或许是必需的，甚至是最理想的。但在美国社会中，这一变化的社会和个人成本非常高，直到上世纪末，许多家庭和个人仍然未能适应过来。

最后，也许最为重要的是，1973年后席卷国内国际市场的这些变化极大地增加了许多美国人的不安全感。80年代和90年代新兴的公司不再相信终生就业或者对社区、地区的终生承诺。这不可避免，灵活性和机会主义是使他们成功的特征。

即使对那些收入不断增长的人们来说，整个经济中的裁员、重组和兼并也在传播着不安情绪。对那些收入降低、不安全感增加的数百万工人而言，这个时期的经济变化一直不受人欢迎，那些满怀热情地欢迎新一代野蛮公司和无情CEO的商业界人士动机极其可疑。

一系列金融危机导致公众对新经济的广泛不安（尽管不是普遍性的）。更多的美国人听到的是1994～1995年墨西哥比索危机之后500亿美元的紧急援助，却很少有人听到墨西哥迅速渐进复苏与偿还债务。1997～199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的确给世界经济的稳定带来了威胁，使许多人认为自由市场就等于危险的动荡。

许多美国人逐渐把这些负面变化与汉密尔顿主义政策联系起来，尤其是创建开放、制度型全球贸易体系的努力。150年来，汉密尔顿主义者一直赞成设立保护性关税，因为对廉价外国劳动力竞争的恐惧已经成为汉密尔顿主义政治的主要支柱。1896年，威廉·麦金莱的总统竞选让选民们认为，他们有机会投票选举《麦金莱法案》的作者比尔·麦金莱。该法案是美国国会通过的最为严厉的关税措施之一。从那开始，美国的商业机构开始大幅修改对自由贸易的看法，但公众舆论却仍然满腹狐疑。

汉密尔顿主义者对自由贸易的支持仅仅反映了天性贪婪、不讲道德的商业精英们试图将美国的工作机会出口到低工资的第三世界血汗工厂而从中牟利的欲望吗？在1992年总统选举中，这一怀疑得到了印证。有人披露，美国纳税者的钱被拿去帮助萨尔瓦多的公司宣传美国工厂可以使用当地的廉价劳动力，这损害了许多蓝领家庭对布什竞选的支持。

“萨尔瓦多的罗莎·马丁内斯用缝纫机为美国市场生产服装，”一份接受纳税人资金补助的行业杂志饶有兴致地写道，“你可以按每小时33美分雇用她。罗莎不仅仅服装艳丽，她与其同事还以勤奋、可靠和好学而著名。他们使萨尔瓦多成为最佳的卖主。”

用纳税人资金向低工资的发展中国家出口工作机会使许多杰克逊主义者认为是对政府基本功能的可怕滥用。相比之下，对汉密尔顿主义者来说，这是国家增长策略的自然组成部分。

国内政治形势被汉密尔顿主义贸易政策对美国不同地区和经济部门的不同影响搞得复杂化了。当然，制造业是最大的输家，还有那些历史上依靠这些产业的各州和地区。从1900年到1970年，美国从事制造业的工人比例约增长了1/3，1970年之后，这些收益全部丧失，到2001年4月，制造业劳动力比例比1900年时还少了1/3。

工人们当然承担了这一后果，但是权力和财富也大规模地远离过时的重金属制造业公司。对比1972年和2000年财富500家美国最大公司名单就可以说明这一变化。1972年，LTV钢铁公司位居名单第21位，2000年时已下跌至第384位，并于当年底申请了破产保护。1972年，美国钢铁公司排名第13位，其继承者USX在2000年的排名是第51位。伯利恒钢铁公司从第30位下降到第412位，雷诺金属公司从第123位下跌至第335位。这些公司和产业的衰落也伴随着地区经济的变化。加利福尼亚州和“阳光地带”在这段时期出现了人口增长和收入增加，而中西部和东北部城市和各州却面临着困难得多的情况。毫不奇怪的是，这些困难可以从许多当选议员对经济变化的态度上反映出来。(https://www.daowen.com)

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贸易政策不仅仅是彻底地开放市场。国际贸易谈判涉及分清轻重与先后。对80年代末和90年代的美国而言，这意味着向多数外国制造商和一些商品生产商更多进入美国市场的机会，以换取美国金融公司、服务公司和娱乐产业更大的海外机会。同时，美国默许继续提供补贴、刺激出口的做法以及欧盟、日本对农产品贸易的干预。这些政策决定产生了明显的地区和社会后果。尽管美国出现了长时间的经济扩张，90年代末的玉米和小麦价格还是跌落至1840年的水平。欧洲反对进口转基因农产品，威胁美国农场主在较低的生产率和减少重要外国市场的准入之间作了选择。

汉密尔顿主义者可能认为美国贸易政策是合理的，而且也的确这样认为。服务业是新经济的尖端部分，而制造业和农业不能维持长期增长。当然与10年前相比，2000年的美国经济更大、更强、更易于面对未来。即便如此，这一政策对不同地区、拥有不同教育水平的工人产生的不同影响，依然可以解释为什么在90年代漫长的经济扩张期中对美国贸易政策的政治反对如此强烈。因此，皮尤中心在2000年2月所做的一次民间调查表明，尽管64%的被调查者赞成美国支持“与其他国家开展自由贸易”的努力，但78%的人感觉“保护美国工人的就业机会”应当是这些努力的重中之重。

到2000年，全球化在美国已经在政治上不受欢迎了，但是，地区和世界向着开放、法治的国际经济体系进一步迈进，将需要美国继续发挥强大的领导作用。汉密尔顿主义者热诚地认为美国需要发挥领导作用，但在获得国会对汉密尔顿主义核心倡议的政治支持方面，他们遇到了巨大且不断加大的困难。

在20世纪的最后30多年间，汉密尔顿主义者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源于经济变化对美国商业领袖地位的影响。由相对稳定且规模较大的公司组成的世纪中叶商业精英认为，商业领袖也要发挥民事和政治领袖作用，这是自然且必须的。在地方层次上，公司的慈善事业支持着交响乐团以及其他有意义的事业。商业界在全美国与联邦政府紧密合作。

但是，随着这30多年内出现越来越多的经济和金融动荡，商业领袖地位发生了变化。在恶意公司购并的新世界中，经理们的位置不再安全无虞。许多公司及其CEO觉得已经不能再在社会中发挥同样的作用。公司的慈善事业延续了下来，总捐献额在一些情况下还有所增加，但所有捐献都更与某家公司的特别关切和利益直接相关。公司的就业模式也发生了变化，经理们越来越视自己为个人，而非公司群体的一员。

所有这些都使商业领袖缺少能力和意愿去从整个社会的角度看待政策，即使是名列前茅的公司的CEO的政策核心也逐渐局限到他们所效力公司的经济利益上。

最为重要的是，公司领袖与联邦政府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其方式对汉密尔顿主义思想的核心信条提出了挑战。商业界曾广为接受新政时期的管理结构，认为这为商业盈利活动提供了组织和稳定框架，但到20世纪70年代，这已经成为公司自我创新、自我定位的障碍。企业需要灵活地获得资本；美联储希望维护对利率和金融市场的控制；企业希望自由确定利率，削减不盈利的活动；联邦管理者希望维持过时的管理体制。

联邦政府曾长期被视为汉密尔顿主义商业利益的天然必要伙伴、商业界的代理人，但从70年代开始，它已被视为企业的敌人。这种看法在80年代进一步加剧。联邦税务正在破坏创业精神，联邦规定正在扼杀企业。

这些战争叫嚣在美国历史上并不鲜见，但对联邦政府最猛烈的攻击一般来自杰斐逊主义者和杰克逊主义者等大企业的敌人。汉密尔顿主义产业家曾经推动建立美国银行，征收关税，支持向铁路赠款，赞成联邦政府对州际商务拥有管理权。最为重要的是，他们曾在南北战争漫长而痛苦的各州权力争夺中支持联邦政府。

小业主和企业曾呼吁实施放任主义政策，因为它们过于弱小，无法获得联邦政府的庇护和支持。在20世纪的最后30多年中，它一度成为美国公司竞争优势的重点。这种意识形态适合于努力成长为大型公司领袖的新型企业，也适合于努力自我创新、自我调整的老企业，以适应这一时期全新的、更为活跃的市场条件。

所有这些意味着，除了贸易和国际政策，美国企业对汉密尔顿主义的核心信条失去了信心，美国企业已不再需要一个强大而有效的政府。汉密尔顿主义政策的自然组成部分正在抛弃这一事业。

传统汉密尔顿主义政治弱点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共和党自由派及其进步传统的衰落。古老的东北部共和主义一直是自信的公司精英们的表达方式，因为他们与国家政府享有舒适而稳定的伙伴关系，而且自从南北战争以来，公司精英们便开始成为汉密尔顿主义思想的主要载体。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他们从全国政治中支配地位上的突然消失，证明美国企业界发生了复杂而重要的变化。

企业与政府之间的隔阂也以其他更具破坏性的方式表现出来。到20世纪80年代，许多大型公司试图自我创新，成为真正的跨国公司。它们拥有美国血统，却是世界公司，不管身居何处，都要为客户和股东负责。公司成为世界公民、世界组织，不专门忠诚于任何政府或社会。这一情况也削弱了对汉密尔顿主义思想的历史支持。

商业领袖中间越来越多地谈论起新型的“后民族企业”。80年代的跨国公司还能被真正地当做民族企业吗？如果通用汽车公司购买了日本汽车公司的股权，而这家日本公司又在美国设立了生产企业，那么人们还能自信地说对通用汽车有利的事情就对美国有利吗？

全球化削弱了民族国家的力量，这种想法在90年代风行一时，对汉密尔顿主义传统和美国企业的政治力量形成了更为深刻的挑战。从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起，汉密尔顿主义者一直认为有利于企业的政策会加强美国的力量，因而使这个国家更为安全强大。如果这种想法不再成立，而且现代企业的演变意味着美国这个国家失去了捍卫美国利益的能力的话，那么汉密尔顿主义传统便寿终正寝了，汉密尔顿主义者将不得不在促进企业和捍卫国家之间作出选择。

在200多年的历史上，美国的商业利益曾备受指责：贪婪、对穷人之苦漠不关心、运用非法手段压榨小农场主和独立企业。一般公众对美国企业界的爱国主义失去信心将会是灾难性的。如果在任何实际意义上大企业都不再是美国公司，那么它还有什么权利影响美国外交政策和国内政策的形成呢？

汉密尔顿主义者未能抓住的是杰克逊主义舆论将跨国公司看做可疑间谍的程度。如果公司，或者经营这些公司的人，对美国人民和国家失去了基本的忠诚，那么他们就逾越了一条重要界线。他们不再是受人信任和尊重的美国同胞，而是意图不能让人信任的外国人。19世纪和20世纪，杰克逊主义者怀疑美国金融家和实业家是英国的走狗，这给汉密尔顿主义者造成许多政治问题，现在，人们怀疑企业界已经被外国利益和对外国的忠诚所摆布，这可能会对美国政治产生长远影响。

1973年之后，杰克逊主义美国与企业精英渐行渐远，成为美国政治自民权运动以来最为重要的新情况。90年代，明确的信号表明公众舆论越来越不喜欢企业精英。在针对公司的民事诉讼中，原告们获得了陪审团的大量支持，这就是这一关系疏远的一个结果，人们对公司提供政治捐款的方式日益不满则是另一个结果。在缅因、密苏里、阿肯色、加利福尼亚、科罗拉多、蒙大拿和内华达等州，竞选筹资改革倡议通过全民公决成为法律。佩罗、麦凯恩和文图拉等杰克逊主义政治反叛分子发现竞选筹资是一个热点问题，其观众远远超越了公司部门的传统左翼批评者。

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好转开始缓解前20年的社会紧张和两极分化局面，但在世纪之交，汉密尔顿主义国际议程依然受制于萌芽却强大的反对力量。这些反对力量基于一些根深蒂固的问题，即人们怀疑汉密尔顿主义议程对普通人民的影响，以及大型公司依然被当做美国国民群体一部分的程度。不管这个问题是总统的快速决定权，还是新的金融危机需要紧急支持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汉密尔顿主义者都有一种不安的感觉，即尽管实现了10多年无与伦比的经济成功，但他们再也不能指望获得国会的支持。

汉密尔顿主义者依然经常赢得关键的立法战役，比如2000年有关与中国正常贸易关系的投票，但每场贸易政策战役都是令人精疲力竭的斗争。在2000年中国贸易投票中，众议院中近2/3的民主党人与本党的总统和总统候选人分道扬镳，有组织劳工也发动了一场当代记忆中最为激烈的战役，反对贸易正常化投票。

同时，汉密尔顿主义政策的国际环境也变得更为困难。日本的停滞不前与欧洲的自主意识降低了美国外交官设定全球贸易议程的能力。原本欢迎WTO协议的发展中国家对所见所闻有所失望，因为新的贸易体系仍然不利于它们。要使世界贸易体系朝着有利于核心国家利益的方向发展，仍然需要美国强大而自信的领导，但2001年与1989年相比，汉密尔顿主义者要提供这种领导作用已经更为困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