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憾
如果说美国外交政策过程有许多优势，其实它至少有一个严重的弱点，而且在美国历史上，这个弱点不止一次给美国制造了严重危机。
这个弱点是美国与世界秩序的特殊关系带来的后果。可以看到，这几个世纪以来，美国人在全世界的主要着眼点一直是与日益发展变化的全球经济和政治秩序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表现清晰、令人满意的历史时期，就是美国外交体系运作良好的时期。门罗体系的时代就是这种时期，大约40年的冷战是又一个时期。在那些时期，美国人在很多事情上持不同意见，但是他们基本认同美国与世界的关系。从1823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他们一致认为，在英国人领导的世界体系下，美国的根本利益能得到最大保护。从1947年到1989年，他们同样毫无分歧地认为，英国的没落和苏联的崛起让美国别无选择，只能领导全球对抗苏联。
但在其他时期，美国对其与全球体系的关系缺少一个清晰的共识，不同的学派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议题持有根本不同的战略主张。从历史上来看，这些时期对美国来说较为艰难，外交政策发挥的作用相对较弱。
美国外交体系的两个伟大时期是美国独立到1823年门罗主义发布之间的时期，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到1947年杜鲁门主义发布之间的时期。这两个时期都是强大的大陆国家挑战以英国为基础的海上世界秩序，而且在这两个时期，美国人对英国本身和它建立的更大秩序基本上分成了两种态度。
在这些情况下，美国外交政策面临着其批评者所说的多种问题。在没有取得战略共识的时候，外交政策不但没有消失，反而增生扩散。美国从各个学派吸收政策，而不是获取战略。有时独立于四个主要学派之外的游说者也能得手。种族游说者固守在某些适当的位置，武器游说者则占领其他地方，各种政府官僚和私人利益也能掌控直接影响其关键利益的决定。许多行政部门以及参众两院也能形成自己的观点。
也许政策扩散的最典型例子出现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也就是1919～1941年。这是美国外交政策史上一段不愉快的时期。到了这个飘浮不定的时期，汉密尔顿主义者和威尔逊主义者将大规模世界冲突的结束视为美国在海外大举扩张的良机，而杰斐逊主义者和杰克逊主义者认为，危机已经终结，美国应该鸣金收兵。
但是现在支持全球联合的汉密尔顿主义者与威尔逊主义者在当时发生了纷争，问题就在于《凡尔赛和约》。汉密尔顿主义者和威尔逊主义者无法也不愿相互妥协，所以参议院拒绝接受《凡尔赛和约》，美国也未能加入国联。
但是，一切还是悬而未决。对《和约》应该通过与否的争论结束后，四个学派都行动了起来，都在忙着制定法律，贯彻政策，结果有时会使各个目标相互矛盾。政治家尽其所能，保持所有强烈政治情感的满意度；每个人都有所收获，但是美国外交政策被整体分散和削弱了。
四个学派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一直忙忙碌碌，但是它们并未实现真正的价值。随着重要的汉密尔顿主义者安德鲁·梅隆安全栖身财政部，随着汉密尔顿时的国家银行梦想以联邦储备体制形式复苏，汉密尔顿主义者得以在洛奇的和约遭遇失败后放手追求其经济目标。尤其是梅隆和纽约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本杰明·斯特朗，他们使美国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系统性地发挥了全新和核心作用。
虽然1919年的全球经济混乱不如1945年后的情况严重，但美国仍在战后世界中享有新的机会，负有新的责任。一战期间，英国被逐出金本位体系，1925年如果要重新回到金本位体系，则需要美国的帮助。这个回归并不成功，但典型的汉密尔顿主义者却将此视为一次大捞一笔的机会，于是积极与其他各国合作，以期在战后尽快恢复金本位体系。
同时，汉密尔顿主义者积极参与德国战后经济重建。在有效解决这一问题上，这是其他国家无法替代的，因为盟国欠美国的战争债务是德国赔偿难题必须解决的关键原因：英国、比利时和法国需要得到德国的赔偿，然后才能偿还美国的战争债务。确定20世纪20年代经济复苏步骤的两项计划由美国人制定，并在美国银行和联邦储备银行的帮助下实施；美国在欧洲经济事务中的参与程度令美国前几代人惊诧，所以很难称得上是孤立主义者。1919年后美国在全世界的经济领导地位日益彰显；美国不再是负债的发展中国家，而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拥有世界最多的黄金储备，是世界最重要的净债权国。
但是这种汉密尔顿式政策，加上传统上汉密尔顿倡导的高关税，并没有形成有效的国家战略。积极支持国际经济合作的美国外交官和金融家只享有非常有限的权威。许多当代金融专家完全清楚，欧洲需要的是将战时债务全部记录在案。而美国需要的是将英国、法国及其他小盟国所欠债务一笔勾销；这样德国就能从无力承担的债务中摆脱出来。
英国和法国政界人士明确表示，这些问题相互关联，但是让美国免除债务在政治上是不可能的。“他们是借用的这些钱，不是吗？”加尔文·古德里奇问。杰克逊主义者可不打算免除由纳税人辛苦挣来的近130亿美元。参议员希拉姆·约翰逊在写给儿子的信中解释了他对胡佛建议萧条时期延付战时债务的反对意见：“像我这样的普通人，在这种财政紧张时，都不愿意承受非同寻常的重税，不愿意拿出今年的2.5亿美元，而这些钱本应是从欧洲收回的。”通过提高美国公民纳税额来抵消外国债务，这种做法在当时和现在一样不会得到支持。
杰斐逊主义者的观点集中在债务国的虚伪上。他们指出，债务国一方面声称无力偿还美国的债务，但实际上它们不难从其广大殖民地居民身上聚敛钱财。“哪怕我们的合理要求降低1美元，都是在填补那个国家（法国）的军国主义胃口。”参议员波拉哈在1923年写道。
威廉·詹宁斯·布赖恩建议将债务减免与“满意的”裁军协议挂起钩来，但是人们反对向外国送这么昂贵的大礼，这种建设性方法并未引起足够重视。宾夕法尼亚州议员刘易斯·麦克法登认为，英国从延期偿债和免除债务中得到的利益将成为英国对抗美国的资本。“一旦宣布了胡佛的延期偿还计划，”他警告说，“大不列颠就会转而巩固其所得。1931年7月在伦敦召开的七国会议上，美国的权利被不公正地夺走，将美联储置于国际清算银行的控制之下，此后大不列颠开始拉紧了套在美国脖子上的绳索。”
这种反对意见使得债务问题无法取得真正进展，其结果从各个角度来看都不能令人满意。在政府的鼓励下，美国的银行家借钱给德国以赔偿盟国债务。最终，这一体系的金融不稳定性加速了德国在1932年的经济瘫痪，恶化了美国的萧条状况，助长了希特勒在德国的掌权之势。美国从未收回战争债务；近120亿美元的债务，只收回了26亿美元。（芬兰是惟一全部付清美国债务的国家，它的最后一笔还款于1976年美国建国200周年时付清。）盟国从德国得到的实际价值也微乎其微，在总数为1320亿延期赔偿的款项中，只收回25亿德国马克。(https://www.daowen.com)
美国的欧洲财政政策只能在极其有限的范围内执行，虽然在这种有限范围内取得了显著成功，但这些局限性注定会使其遭遇失败。再巧妙的策略也无法弥补的是，两次大战期间，美国经济政策缺乏一致的战略，其代价是高昂的。对战争债务的不快情绪使英国和法国离开了美国，而延期赔款的痛苦激怒了德国舆论，给了希特勒一个最好的理由。也许更为糟糕的是，从美国汉密尔顿主义者的角度来看，欧洲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破坏了美国大银行的稳健。1932～1933年银行业危机是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它在一段时期内关闭了美国诸银行的大门，极大地恶化了萧条局面。
威尔逊主义者的进展也不乐观。《凡尔赛和约》的失败及对威尔逊的批评，以及威尔逊的去世，并未扼杀威尔逊主义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存在。相反，在20世纪20年代，威尔逊主义政策倡议频频出台。尤其是20世纪20年代美国领导了历史上最为持久稳定的世界裁军项目。1922年，华盛顿海军会议责令世界领先海军强国——英国、日本和美国，限制其海军力量；三国裁军的净削减比率分别为82%、83%和81%。虽然陆军和海军的裁军会谈涉及到的内容非常有限，但1919年和1925年就武器贸易限制问题举行了两次重要会议；第二次会议最终在1934年由美国通过，而这时候举行的会议，其实最终只是个程序。
除了国际裁军进程得到空前推进外，20世纪威尔逊主义的一个主要目标至少取得了重要进展：消除战争。在双边基础上，美国对强制仲裁协议的反对烟消云散；国务卿弗兰克·凯洛格在任的4年间，对19项仲裁协议和13项调解协议进行了磋商。凯洛格在就任海牙国际常设法庭法官前，因其取得的突出成就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这项成就也许就是推动美国和平进程的1928年《白里安-凯洛格公约》。该条约经国会批准，在技术上至今仍然有效。它要求签约国永不发动战争，最终当时所有主要大国，及所有独立国家都签署了这份条约。
20世纪20年代，威尔逊主义在美国的对华政策上继续发挥影响。九国条约要求所有太平洋大国尊重中国的领土完整，继续保持对门户开放政策的限制。随着欧洲帝国独立运动的兴起，威尔逊主义者继续对甘地等人物表现出强烈的美国式支持，诋毁老式的英帝国主义者。
但是，威尔逊主义者和汉密尔顿主义者一样，也受着严格的约束。威尔逊主义者的远景仍是让美国加入国联，而这一梦想日渐暗淡。威尔逊主义者还极力劝说柯立芝政府接受国际常设法庭（国际法庭的前身）的管辖。这一次，他们又遭到了失败。
缺少了美国对国际法和集体安全的真正支持，裁军、仲裁协议和《白里安-凯洛格公约》形成的脆弱网络，在20世纪30年代的严峻国际形势下也告解体。这一结果表明了一个令人不快的法则——成功有时是最伤心的失败。怀疑论者指出，威尔逊主义者获得了他们想要的东西：一个禁止战争的严肃国际条约，结果却是历史上最大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这一昂贵条约根本没有发挥任何作用。20世纪20年代这场满怀希望的和平与裁军运动失败了。至今，那些真正批评威尔逊理想主义的人，一直以此来说明用书面协议阻止战争是徒劳的。
两次大战期间，另外两个学派也是空享胜利。杰克逊主义者的目光停留在仲裁条约和《白里安-凯洛格公约》上，默许它们的主张，因为它们的判断是正确的，认为没有必要为反对这种无力和毫无意义的事情浪费政治资本。杰斐逊主义者欢迎这些协议，并用此支持自己的论点，认为美国不必真正加入国联，就能取得威尔逊主义者试图从国联和国际法庭获得的利益。在本书前面我们看到，杰斐逊主义者也能运用一战中得到的历史教训，在20世纪30年代通过了一系列严格的中立法案。1933年，富兰克林·罗斯福退出伦敦经济会议，单方面让美元贬值，让民主党旧有的布莱恩特派得到了极大满足，最终将银元券确定为美国法定货币。这时杰斐逊主义者对国际银行家和国际公司长期持有的怀疑进一步被打消。“金十字架”消失了。
杰克逊主义者也有自己的胜利，这些年来一直对美国政策享有有效的否决权。在外交政策上，杰克逊主义者的理想早年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实现：大不列颠无论是作为债主还是同一半球的竞争对手，都已经消失了。美国还能阻止在20世纪20年代严重威胁美国利益的国际形势得以发展，而这种形势实际上给美国军事策划者制造了问题：英日在中东联盟的幽灵。但是，这一次取得的成就还是非常有限，而且是负面的；美国极力阻止在亚洲形成它不喜欢的安全体系，但是它又无力制定另一个可行的体系，而这并不是因为外界的反对，而是因为内部的虚弱和分化。
否则从国家安全角度出发，两次大战期间就是美国地位最高的一个阶段。20世纪20年代以及30年代的多数时间，很少有几个国家胆敢和美国作对，或者对其有所不敬。虽然令人心烦、叫嚣不已的拉美国家可以任由美国惩治，但美国没有必要维持大规模和昂贵的武装力量。
对杰克逊主义者来说，这种令人欣慰的形势因外交政策创造的有利地位得到了加强与巩固。杰克逊主义者坚决反对汉密尔顿主义的债务免除倡议，坚决反对威尔逊主义力主美国加入国联或世界法院的主张。威尔逊主义者、汉密尔顿主义者和杰斐逊主义者将对美国外交政策处理的否决权让给了杰克逊主义者，纷纷逢迎杰克逊主义的姿态。只要这种状况持续下去，那么这个世界也还不错。
两次大战期间一直是美国外交政策历史上一段矛盾重重而难以忘记的时期。这段时期，美国在欧洲和亚洲发挥了和平时期的领导作用，通常这段时期被称为孤立主义蔓延的时期。这是国内外政策极大支持企业发展的一段时期，其结果是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商业萧条。在这段时期内，美国的活动空前支持国际法、裁军和仲裁，其结果是人类历史上那场最残酷、最邪恶的战争。在这段时期内，四个学派都取得了持续进展，但是在这段时期结束时，所有的学派都希望避免一件事：战争。矛盾并不止于此。虽然战争是每个政策学派希望防止的事件，但战争的结果甚至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对美国更加有利。此外，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可以清楚地看到，四个学派都从两次大战期间有所收益；二三十年代的被动认同，其结果是下一代人对冷战的一致积极拥护。
在四个学派势均力敌的僵局下，每个学派都拥有否决权，每个学派都没有领导权。这样，美国政府的工作比1919年后的任何时候都艰难，但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不愿表现出来。国内僵局阻止美国实施有效的行动，迫使它被动等待事件的出现。随着对美国安全的威胁日益凸显和集中，美国国内力量开始走向团结。到日本进攻珍珠港时，四个学派联合起来，成功地对抗这场屈辱的战争。美国在没有危险时总是缺乏效率、力量分裂，而在危险面前则团结而高效。
在某种程度上，这些表现令人欣慰。但即便如此，也可以明显地看出，如果美国的外交政策进程能阻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生，而不是帮助美国人赢得战争再让他们拣拾战争的碎片，那么美国人或许已经生活得更加富足了。此外，21世纪的世界也许会比50年前更危险。很难看出，美国没有受到大国战争的影响。所以如同1919年一样，1989年后美国外交政策争论几乎趋于平淡，而在没有战略的情况下政策却在增生扩散，这并不是一种好迹象。
1941年和二战后，这成为激发美国形成一致战略的内在挑战。冷战期间，苏联给了美国四个学派一个共同焦点。而现在的事实是：如果不面临德国、日本和苏联曾经带来的挑战，美国能形成一致的战略吗？或者说，美国人是不是像范纳利·奥康诺尔的短篇小说《好人难找》（A Good Man Is Hard to Find）中的祖母那样，只有面临生死危险时才能有上佳表现？
“如果她一生中总有人用枪指着她，”杀她的凶手（也就是她一生的遗憾）最后说，“那她会是一个好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