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斐逊主义传统的优点与弱点

像其他学派一样，杰斐逊主义外交政策手段既有优点，也有弱点。如同1939～1941年间，杰斐逊主义思想有时会把美国带入巨大的灾难。但在其他时候，就像门罗体制赋予美国外交政策一种基本战略方向且明显取得成功的较长时期，杰斐逊主义思想也使美国享有了多年的和平与稳定，且成本低廉。

在某种程度上，分析杰斐逊主义对美国外交政策贡献的优点和弱点本身就是一种分散的研究方式，无法产生普遍接受的答案。汉密尔顿主义者会批评杰斐逊主义胆小怯懦、迷信宪法，比如在快速贸易权的问题上，危及了美国的重大贸易机会。威尔逊主义者可能谴责杰斐逊主义者不愿意支持对索马里和卢旺达的人道主义干预，认为由此产生的美国外交政策弱点是美国大幅丧失尊严的结果。

杰斐逊主义者当然不同意，声称他们所捍卫的民主比丧失的机会更为珍贵。

然而，杰斐逊主义外交手段的确在几个领域作出了积极贡献，这是无可争议的。举一个例子，杰斐逊主义者强调在美国人生活中维持和扩展民主，这在保持政治体制的健康、维持当代美国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信任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大众民主的合法性是非常脆弱；杰斐逊主义民主观念是美国政体所享有的一个主要支持。而且，在与中央权威的漫长斗争中，相对汉密尔顿主义和威尔逊主义集权者而言，杰斐逊主义者虽然只取得了有限的胜利，但这些胜利非常重要，将来会更加如此。随着美国人口的净规模逐渐增加，维护各州和地方政府的健康和自主将变得越来越重要。公民个人希望在全国层次上享有的权利越小，在各州和地方政府辩论和解决严肃问题就越重要，普通人仍可以成为民主的参与者而非单纯的旁观者。

另一个重要贡献是，杰斐逊主义思想在美国外交政策领域缔造了并将继续缔造一些最为卓越的思想家和学者。不管人们观察杰斐逊本人、约翰·昆西·亚当斯或后来的乔治·凯南、沃尔特·李普曼（在其长期多样的事业中的许多阶段）等人物，许多最为卓越的外交政策知识分子在很大程度上深受杰斐逊主义关切的影响。

杰斐逊主义具有急切了解外国情况并顺其自然的思想倾向，对优秀地区学生的思想形成非常有利。在这四个学派中，杰斐逊主义者最认同对外国文化的客观欣赏和尊重。杰斐逊主义者不如汉密尔顿主义者急于推销自我，不像威尔逊主义者那样沉湎于世俗和宗教归依工作，但他们有兴趣以自己的方式了解外国文化和人民。杰斐逊主义地区专家经常劝说决策者，让他们避开本应证明鲁莽、无根据的倡议，找到以较少磨擦和麻烦而实现美国重要目标的方式。

美国从杰斐逊主义传统中汲取的最大好处是杰斐逊主义者试图尽可能严格地界定国家利益，然后制定最为得体的战略来捍卫这些利益。赋予外交政策辩论以思想严谨和较大的实用价值是一项传统。它是美国大战略的自然归宿。对外部世界问题的现实把握与以最低成本捍卫国家重要利益的热诚愿望结合起来，这可能是适合于构思和颁布国家战略倡议的思维方式。

此外，杰斐逊主义传统提供了其他三个学派偶尔缺失的一些东西：一种批评的传统，寻求对激进汉密尔顿主义和威尔逊主义支持者的主张进行系统的调研和辩论。杰斐逊主义的怀疑态度使威尔逊主义者、汉密尔顿主义者时刻保持警惕，迫使他们更为彻底地考虑政策，并能在公众辩论中捍卫自己的计划。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杰斐逊主义的和平主义与怀疑态度一般能在战争最终来临时统一美国人的舆论。以二战为例，珍珠港被炸之后，大规模组织有序的孤立主义运动却公开支持战争。除了一个例外（1916年第一位当选为国会议员的妇女、蒙大拿州众议员詹妮特·兰金，她对美国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也投反对票），反对干预、口才雄辩的国会议员们投票支持对日宣战。有影响的反战团体的存在和可见性，可以动员支持战争的舆论：就连这些人都认为不得不开战，那么战争就可能真的不可避免了。

杰斐逊主义外交政策手段还有一个优势：每辆车都应该拥有至少一个倒档，而杰斐逊主义所提供的正是这个东西。当美国因为某些原因需要保持国际低调时——比如在20世纪70年代越南惨败之后的一段时间，杰斐逊主义思想和价值观允许美国以积极、周密的方式处理这个问题。美国没有在受辱和失败之后畏缩不前，而是重新展现出传统价值观，放弃了权力的傲慢，返回到更加尊重宪法的外交政策手段，逐步减少了帝国总统风范。从杰斐逊主义的角度看，这些都是好事儿，不能仅仅因为丧失尊严便被迫鸣金收兵。相反，美国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美国认为当时有机会进行期待已久的改革。如果21世纪能创造一些条件，让美国不再设计和维持世界秩序，而是必须习惯于他人的设计和计划，杰斐逊主义美国外交政策思维就会拿出一些战略，允许美国充分利用时机，适应变化中的国际条件，同时又能最大程度地维护其国内体制和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