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辩护者”：杰斐逊主义传统

不管有时多么充满争议，美国外交政策中的汉密尔顿主义和威尔逊主义还是相对易于理解。虽然在许多方面与欧洲外交的古典方式相去甚远，但在一段时间之后，它们也变得为人熟悉，易于理解了。而且，在整个20世纪中，在较大或较小的范围上，其他国家也将汉密尔顿主义和威尔逊主义政治思想运用到自己的情况中。这不难做到。威尔逊主义的普遍性使其得到了国际回应和普遍欢迎。多数国家也有足够强大的商业利益，能够在国内创造出汉密尔顿主义政治的对等物。流向支持或至少参与以美国为首的国际汉密尔顿主义秩序的国家的商业好处也相当重要，能够让多数赞成汉密尔顿主义主张的国家出于自己的理由创造出重要的利益集团。

但是，杰斐逊主义和杰克逊主义学派直接来源于美国（或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中特殊的成分，一直不那么出名、不受人喜欢，更难以为人理解。这非常自然。汉密尔顿主义和威尔逊主义价值观具有普遍性，汉密尔顿主义者和威尔逊主义者希望美国既能建立国际秩序，也能为此秩序作出国内妥协和变化。他们信奉对等，如果他们希望世界变得更像美国，他们也想让美国与世界更好地相处。

如果世界其他地方变得更像美国，杰斐逊主义者和杰克逊主义者将非常高兴，虽然他们认为这不太可能。但是，他们抵制任何让美国变得更像世界的想法。如果美国在采用这一公式时对国际秩序作出了任何细微的让步，那也是因为汉密尔顿主义者和威尔逊主义者的努力。杰斐逊主义者和杰克逊主义者以非常不同的方式认为，美国流传下来的文化、社会和政治遗产是值得珍惜、捍卫和传递下去的宝贵财富。他们为美国人生活中独特而珍贵的成分欢欣鼓舞，相信外交政策的目标是在国内捍卫这些价值取向，而非向海外传播这些价值取向。

冷战结束之后，汉密尔顿主义者和威尔逊主义者的关切和价值观已经处于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在老布什和克林顿总统时期，构建全球贸易体系和扩展民主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中心课题。

对美国内外的许多观察家而言，美国内部对这一冷战后共识广泛存在的反对情绪既不合时宜，又难以理解。令人困惑的是，杰斐逊主义者和杰克逊主义者对主流美国外交政策的反对奇怪地超越了意识形态和政治路线。劳联-产联与拉夫尔·纳德等自由派积极分子与帕特·布坎南等极端保守分子、罗斯·佩罗等诡诈的人民主义者一道，攻击世界贸易组织条约等自由贸易倡议和北美自由贸易区协议。(https://www.daowen.com)

孤立主义与国际主义、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鹰派与鸽派，甚至人民主义与精英主义之间的传统分野，无法充分解释对冷战后主导外交政策的抵触，也无助于我们理解美国政治中现存的新型联盟潜力和外交政策手法。

如同汉密尔顿主义和威尔逊主义学派一样，杰斐逊主义和杰克逊主义学派代表着起源于美国社会中不同文化、社会和经济成分的不同美国外交政策思想方式。与汉密尔顿主义和威尔逊主义学派也相像的是，杰斐逊主义和杰克逊主义学派也是历经数代演变而来，不断寻求表达和推进利益和关切的方式。同样，与其他学派相同的是，杰斐逊主义和杰克逊主义者都把外交政策不仅看做事关自身利益的领域，也是一种国内政策工具。他们支持某些特别的外交政策思想，因为他们认为某些外交政策手段能够最好地推进他们希望推广的国内政策和秩序。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漠视外交政策。从共和国的最初几年开始，杰斐逊主义者和杰克逊主义者已经踊跃地加入了美国外交政策竞赛，他们的努力也经常取得巨大成功。

尽管在老布什和克林顿政府时期沦为反对派，这两个学派依然深深地植根于美国的舆论，并能迫使信奉汉密尔顿主义和威尔逊主义的全球主义者从他们最广阔、最诱人的“世界新秩序”设想中销声匿迹。在2000年的大选中，小布什采用了杰斐逊主义和杰克逊主义思想的重要主题，在竞选时声称美国需要放下架子，更为“谦逊”地行事，回归到更为狭义、更为有限的国家利益观上。

在支持罗纳德·里根荣登总统宝座方面，杰克逊主义者的支持是一个关键因素，而杰斐逊主义者对里根的中美洲政策的反对使他深陷入“伊朗门丑闻”，对他的总统职位造成了最严重的损害。老布什没有将海湾战争的胜利转化为持久的政治收益，而传统上一直反对有限战争的杰克逊主义者对这种不了了之的和平愤怒不已。“萨达姆·侯赛因还干着呢，您呢？”1992年竞选时的一张保险杠贴纸上这样写道。虽然杰斐逊主义和杰克逊主义学派都出现在20世纪的困难时期，而且一些观察家曾预言它们将从国家生活中消失，但现在看来，在未来的许多年里，它们肯定会在美国外交政策形成中发挥关键性的，也许是主导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