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外交政策传统

第一章　美国外交政策传统

英国政治家布赖斯勋爵于1907～1913年任英国驻美国大使。他曾经写道，外交政策在美国人生活中的作用可以用游客描述爱尔兰之蛇的方式来说明：“爱尔兰根本没有蛇。”

回想起来，许多美国人都同意这种观点：20世纪初，美国的外交政策乏善可陈。1900年，美国人以为自己拥有积极的，乃至全球性的外交政策。美西战争刚刚结束，美国军队与菲律宾游击队自由战士仍然深陷于艰苦的鏖战。其实在那个时候，许多美国人深信美国已经长大成人。“我们父辈熟知的纯朴恋家少女已经不见了，”杜利先生1902年说，“取而代之的是一位哥伦比亚绅士，带着成熟魅力，熟知英国风俗，但又不讨厌抽烟。”

1895年，美国的一位极其成功但已被人淡忘的国务卿，理查德·奥尔尼，迫使英国在英属圭亚那与委内瑞拉的边界争端中作出了让步。“今天的美国，”奥尔尼声称，“实际上已经是这块大陆上的一个主权国家，它的法令就是其国民应该遵守的法律，限定了国民所受干涉的程度。”美国不满足于迫使英国承认其在西半球的次要地位，还向亚洲施加越来越大的影响。是国务卿海约翰宣布了对中国的“门户开放”政策，而且相当出人意料，其他大国接受了美国反对进一步瓜分虚弱的中华帝国的意见。在布赖斯勋爵的朋友西奥多·罗斯福执政期间，美国在西半球羞辱了英国三次。第一次是1900年的《海-庞斯富特条约》让英国放弃了长期坚持的在中美洲所有运河中的平等权利。参议院认为这一条约对英国过于慷慨，因而拒绝通过。英国驻美国大使庞斯富特勋爵非常不悦，不得不放弃更多地峡权利，在又一份更令人羞辱的协议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第三次是在英德关系日趋紧张的时候，英国越来越不愿意得罪美国，于是同意按照美国的条件解决阿拉斯加与加拿大之间的边界争端。

罗斯福充满活力的外交政策没有因为这些成功而停止脚步。他派出美国海军著名的“白色舰队”环游世界，展示其最新、最现代的战斗舰队；仲裁日俄战争；1906年派代表参加在西班牙召开的阿尔赫西拉斯会议，解决欧洲国家在摩洛哥问题上的分歧，展现了与爱尔兰蛇数量完全不相称的外交水平。

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政治被一系列外交政策争论搅得一团糟。是否应该兼并夏威夷、古巴或波多黎各呢？如果可以，要以什么条件兼并？美国是否应该继续参加与英国建立的事实货币同盟（金本位制）？对外国商品应该征收多高的关税——美国是应该仅限于执行各种不同层次的“收入关税”，以支持国家的预算需要，还是应该继续，甚至增加征收保护性关税？

布赖斯勋爵非常了解这些情况，但他当时有理由那样讲话。像当时许多英国外交官一样，他想让美国继续作为英国国际体系的一部分。那是1900年的世界秩序，但在许多方面与今天的美国世界秩序极其相似，甚至更加相互依赖和一体化。

但是，他承认，美国的确需要一位外交代表。他说，美国可以解雇所有其他大使，也不会发现有什么区别，但是美国确实需要留住驻圣詹姆斯大院的大使。

相对美国来说，这一变化本来可以对大英帝国更为有利，但这位好心的勋爵有自己的想法。1900年，英国处于全球帝国和金融体系的核心。这一体系在很多方面都将美国包括在内。1897年，英国举行了庆祝维多利亚女王执政60周年的仪式，这经常被人看做英国实力和尊严的全盛时期。《纽约时报》为之所动，承认了这一事实。“我们是，”《时报》用布赖斯勋爵喜欢的字眼说，“大英帝国的一部分，一个伟大的部分。大英帝国统治这个星球乃是天经地义。”

从某种意义上讲，《时报》是正确的。100年前，美国的经济、军事和政治命运与英国纠缠在一起。英国统治下的和平塑造了美国得以生存的国际环境。

归根到底，与其说布赖斯的话是对美国历史和外交政策的明智观察，倒不如说是对英国持久性的衷心希望。这是一句祈祷，不是一个事实。布赖斯希望英国像“门罗主义”出台之前一样，能够在美国被动参与的情况下继续独立管理欧洲均势。当时的英国政治家希望，如果他们让美国在西半球“自由行动”，并支持对中国的“门户开放”政策，美国就不会挑战英国塑造世界其他地方命运的欲望。

布赖斯勋爵可能贬低和缩小了外交政策在美国的作用，这一点并不让人吃惊，但是美国的许多重要作家和思想家也随声附和，对美国外交政策传统一概否定，这倒让人更为惊讶。其实，今天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最突出的特征是，国内外众多颇有思想的人忽视和蔑视美国的外交政策传统。多数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变化缓慢的传统外交政策。自从15世纪都铎王朝兴起以来，英国一直致力于维护欧洲均势。法国一直担心德国陆上力量和英国或美国的经济和商业力量。在沙皇和人民委员会的统治之下，俄国致力于向南、向西扩张。这些担心依旧左右着力量大大削弱的俄罗斯外交政策，它努力重新取得对高加索地区的控制权，向巴尔干地区施加影响，防止波罗的海国家和乌克兰被纳入北约。

只是在美国，我们发现以往外交政策的连续性被全盘随意否定。亨利·基辛格写道：“美国的国际政治历程是信仰高于经验……在怀念质朴的过去与憧憬完美的未来之间，美国人备受折磨，思想也在孤立主义和国际承诺之间左右摇摆。”

根据专栏作家约瑟夫·艾尔索普的建议，在甫任国务卿之际，智慧过人的乔治·舒尔茨弄到了一大批有关美国外交的书籍。但在他对6年多任职经历的长达1138页的记录当中，竟然没有一处提及从中学到了什么东西。作为国务卿，詹姆斯·贝克三世功勋卓著。在他长达672页、引人入胜的回忆录中，除了蜻蜓点水般地提到西奥多·罗斯福1903年对巴拿马的干涉这个例外之外，同样也没有提及二战前美国外交官和政治家的活动。

对理查德·尼克松来说，美国历史开始和结束于冷战。对他而言，1945年之前的美国历史是一片模糊和空白。甚至在最后一部著作中，他还称美国是“惟一一个没有对邻国进行帝国主义占领历史的大国”。这一说法会让墨西哥、加拿大和古巴等邻国大为吃惊（曾因美国的野心而丧失大量领土的法国和西班牙也会吃惊），也会让托马斯·杰斐逊、安德鲁·杰克逊、詹姆斯·诺克斯·波尔克、詹姆斯·布坎南、尤利塞斯·辛普森·格兰特和西奥多·罗斯福等美国扩张主义总统感到吃惊。除了对孤立主义危险发出警告和对美国人的美德推崇备至之外，尼克松对美国外交政策的传统目标、方法和观点大多嗤之以鼻或只字不提，虽然他经常充满尊敬地提到其他国家的外交政策传统，因为他不得不与它们打交道。

在过去20年试图引导美国外交政策的民主党政治家中，也可以发现一种将美国外交政策传统简化为道德主义和孤立主义的趋势。像吉米·卡特一样，一些人在排斥孤立主义的同时拥抱道德主义，另外一些人则与共和党人一样，对两者都持蔑视态度。在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博学多识的著作中，没有显示出任何熟悉美国外交政策历史、前人历史成就的迹象，更感觉不到指导前人工作的传统战略和目标。同样，前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和前国务卿迪安·腊斯克很少谈及1941年前的美国外交政策。前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弗挑选并发表了任职期间最重要的一些讲话，但这些文件选集中只有一次提到富兰克林·罗斯福之前的美国外交活动。克里斯托弗认为那是伍德罗·威尔逊在国联和人权方面的失败。

对美国外交政策历史的兴趣淡漠不仅限于高层官员。负责拟订、执行、报道和反思美国外交政策的思想库、大学、全国性媒体和政府部门中绝大多数天才而勤奋的同仁们，也不太了解二战前的美国外交政策历史，尤其不愿深入研究已经有所了解的事情，也不可能想到更深刻地了解美国外交政策历史会有什么实际意义。

这种对美国外交政策历史缺乏兴趣和好奇心与外交政策知识分子形成了鲜明对比，后者一般热爱研究历史。珍珠港战役以来的美国外交政策历史已经广为人知，并得到了深刻的研究。迪安·艾奇逊、邦迪兄弟和哈里·杜鲁门等政治家的生活（大量详细的传记文章有时会长达好几卷）拥有相当可观的读者，仍然在世的美国政治家的回忆录也是如此。外交政策分析人员和记者对美国历史的国内方面也如数家珍，尤其是冷战结束以来的历史。美国外交政策机构非常引以为荣的是，它们掌握着许多民族和国家的历史文化知识，美国外交政策必须面对这些民族和国家。只是美国二战之前的外交政策历史被埋藏了起来，鲜有人知。

这种对历史的漠视和蔑视至少从表面来看有些令人吃惊。美国拥有突出而成功的国际关系史。在艰难的开端之后，年轻的美国共和党人迅速成长为不可小视的力量。革命党人巧妙地利用了欧洲的政治紧张局面，建立了针对英国的同盟。巧妙的外交压力和明智的拉拢和威胁手段使美国在拿破仑一世进行的重大战争中，依靠最丰富的战利品迅速崛起。“购买路易斯安那”就是在拿破仑建立新世界帝国的残念之上完成的。在后来的几十年间，美国外交几次成功地战胜了英国和大陆国家，吞并了佛罗里达，将边界推到了太平洋沿岸，使日本向世界商业开放，挫败了英国强化得克萨斯独立地位的努力，不顾欧洲国家的保留意见而征服了墨西哥的西南部地区。

内战期间，灵活的美国外交击败了法英两国试图代表邦联而进行的干涉努力。在冲突中，美国展现了坚定的外交风格，在逮捕英国船只上的邦联特派员一事上谨慎地作出让步，但坚定地迫使不太情愿的英国遵守中立原则，并对（在英国公司制造的）邦联船只争端中的违约行为作出赔偿。

在内战后一代人的时间内，美国成为公认的世界大国，在西半球建立了不容挑战的霸权地位。至于美国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干预，如果与威尔逊为其本人制定的崇高目标相比，那是一次失败。美国没有永远地结束战争，没有建立世界性的民主制度（最低也是极具挑战性的目标），但除此之外，美国做得非常漂亮。美国的伤亡比其他任一大国都少，在欧洲投入的地面部队也较少，但美国在塑造和平方面却发挥了无法比拟的影响和作用。由于战争，欧洲的君主制政府消失了：从1918年起，欧洲成为一个共和国大陆，曾经嘲笑美国及其民主要求的君主和皇权从地球上消失了。

虽然讽刺《凡尔赛和约》一度成为时尚，这个文件也的确有一些缺陷，但是人们必须注意到，威尔逊提出的原则在凡尔赛体系衰落以后依然存在，今天依然指导着欧洲政治：民族自决、民主政府、集体安全、国际法和国家联盟。威尔逊可能在凡尔赛没有拿到所有想要的东西，这个条约也没有获得参议院的通过，但是不论好坏，他的梦想和外交都确定了20世纪的基调。法国、德国、意大利和英国可能曾经嘲笑过威尔逊，但这些国家今天都在根据威尔逊主义路线执行欧洲政策。以前被指责为异想天开的东西现在被接受为基本国策。这可不是微不足道的成就，20世纪的欧洲没有一个政治家拥有如此持久、良好和广泛的影响。

甚至在短期内，曾经嘲笑过威尔逊的政治家的表现也没有好多少。法国、英国和意大利的领导人（乔治·克列蒙梭、戴维·劳合·乔治和维多里奥·奥兰多）在凡尔赛的表现也不是太好。他们从和平当中没有获得任何具有真正和长久价值的东西。美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当中惟一的胜利者，就像在前个世纪拿破仑一世挑起的冲突中也是真正胜利者一样。

第一次世界大战使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金融国家，从经济上打垮了美国最危险的对手德国，并大大削弱了英国和法国的力量，使它们对美国在世界各地的计划无法发动有效的反击。战后，英国将过去两个世纪中从对手那里夺来的好处转让给了美国：英国接受了美国的海上共同霸主地位，正式承认美国有权维持一支可与英国匹敌的海军；在拿破仑和威廉二世失败的地方，威尔逊和沃伦·哈定取得了胜利，而且不必与英国陷入战争。美国的外交政策是在申明美国利益的同时，强调两个主要英语国家之间价值观的一致，迫使英国和平地接受了以前任何对手凭武力都拿不到的东西。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大致相同。美国参战的时间比其他大国都晚，在战争中流血也少，但在结算时获得了比其他参战国家更大的收益。丘吉尔保卫了大英帝国，没有受到希特勒和裕仁天皇的蹂躏，但他绝对无法与富兰克林·罗斯福相比。斯大林在东欧历经创伤的残垣断壁上建立了霸权，但美国在众多国家，甚至世界上最富有、最有活力和知识最先进的国家中确立了不容挑战的地位。

从那时起，美国也犯过错误，但总体而言，美国的外交表现非常成功。美国不仅赢得了冷战，而且向全世界传播其语言、文化和工业产品。美元成为国际金融中介，美国的语言成为世界商业通用语言，美国大众文化和美国消费品主导着世界媒体和世界市场。美国不仅是惟一的全球性大国，它的价值观也已渗入全球共识，在它的主导下，这个星球上第一个真正的全球性文明正以前所未有的程度快速形成。

尽管如此，外交政策评论员和实践者都认为，为了实现外交政策的成功，美国必须停止天真地“在理想主义和孤立主义之间摇摆”，不再效仿欧洲政治家成熟、复杂、世故的方式。批评家说，“他们在外交政策方面取得了成功，而我们却在不断地失败”。

然而，没有人问起一个基本问题：在20世纪，哪一个欧洲国家的外交政策比美国的更为“复杂”、更为成功呢，或者说有这样的国家吗？

基辛格提到了克莱门斯·冯·梅特涅，但这位伟大的奥地利王子在世时就看着自己的体系于1848年崩溃。英国像雄狮一样迈进20世纪，却像中风的羔羊一样走出20世纪，只剩下一丝力气，还说傲慢而愚笨的美国人应当尊重它在外交事务中优越的智慧、经验和现实主义。迪安·艾奇逊曾经说，英国丧失了帝国地位，尚未找到自己的角色。英国远远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自哈罗德·麦克米伦以来的英国政治家既没有确立英国在欧盟中的领导地位，也没有找到英国在欧洲以外的大国地位。

在20世纪，或者说自从美国人应当效仿的塔列兰[1]去世以后，法国的收获也乏善可陈。拿破仑三世给自己招来了普法战争的灾难之后，法国外交政策经历了许多惨败和代价高昂的胜利，但很少有真正的成功。1918年，法国收回了阿尔萨斯和洛林，却是以血流成河的战争为代价，因而破坏了其一流军事强国的地位。法国在两次大战期间的政策既不连贯，也不可行；在东中欧的“小缓和”是一次惨败，1940年法国的崩溃对其在欧洲和世界上的地位仍然是一个阴影。毫无疑问，戴高乐是20世纪最伟大的法国外交政策领袖。他的功绩主要在于他勇敢地清算了旨在维持阿尔及利亚殖民政体的灾难性斗争。用拉法耶特的话说，就让友谊和感恩等面纱掩盖法国政治家二战后在印度支那半岛和北非、西非的失败、背叛、残暴、无能和灾难吧。在弗朗索瓦·密特朗领导之下，法国的欧洲政策以不情愿地默认德国统一而告终，法国也逐渐承认一个世纪以来捍卫法国作为欧洲主要政治力量的历史地位的努力已经失败。这种记录可不值得美国政治家效仿。

再往东看，记录更为糟糕。美国应该模仿苏联的“现实主义”、借鉴在冷战中丧失实力的政策吗？或者美国应该指望罗曼诺夫王朝[2]将其帝国引入混乱和毁灭的政策吗？

如果回到德国，可以看到俾斯麦创建的精密体系已经崩溃，威廉二世的侵略成性导致了灾难，希特勒统治世界的企图以民族浩劫而告终。日本模仿欧洲国家外交政策的努力在亚洲导致了类似的混乱。只有当德国和日本开始吸取毫无理想色彩（强调商业而非军国主义，不愿在武装部队上花费不必要的资金，致力于建设安全与法治的国际体系）的美国的经验教训时，这两个国家才开始获得成功。同样，现代欧洲最大的成功范例——欧盟的发展，起源于美国以马歇尔计划为条件而要求进行的经济合作。欧盟的设计师让·莫内发现他的灵感和向导在大西洋的西岸。

总而言之，与其他大国的惨淡记录相比，美国外交政策（也有一些例外，最明显的就是越南战争）表现良好。让我们暂且把道德放在一旁。从纯粹实用的角度看，在20世纪，除了瑞士、瑞典和梵蒂冈之外，没有哪个欧洲国家的表现优于美国。多数国家的表现要差得多。这也许是因为美国有前车之鉴，但比较确定的一点是欧洲不一定是美国寻找老师的地方。

美国外交政策不仅比一般认为的更为成功，在美国历史上也发挥了更为核心的作用。与20世纪冷战时期相比，美国主要政治家在内战时期更加关注外交政策问题。其实，在前9位美国总统中，有6位以前曾经担任过国务卿，7位曾经在国外当过外交使节。前12位总统中有4位（华盛顿、杰克逊、威廉·亨利·哈里森和扎卡里·泰勒[3]）享有在战场上带领部队冲锋陷阵的美誉，这是他们赢得总统职位的最重要因素。在林肯之前的15任美国总统之中，有6位既当过国务卿，也任过驻英国的外交使节。第七位，即杰斐逊，当过国务卿和驻法国使节；第八位，约翰·亚当斯，曾经做过驻英国和法国的使节。

19世纪，美国最伟大的思想家和最强大的政治家非常渴望担任国务卿。只有总统职位在重要性、权力和政治能见度方面高于这个职位。外交政策方面的成功被认为是总统候选人一个非常强大的可能条件，亨利·克雷、约翰·卡尔霍恩和丹尼尔·韦伯斯特等伟大领袖在这个职位上干得出类拔萃。在整个19世纪，美国外交和领事工作中拥有一些在政治和学识方面最伟大的名字。华盛顿·欧文、乔治·班克罗夫特[4]、纳彻尼尔·霍桑、约翰·洛思罗普·莫特利和乔治·华盛顿·威廉斯等作家在国外代表着美国。1902年，政治漫画家托马斯·纳斯特[5]成为美国驻厄瓜多尔领事。威廉·苏华德、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詹姆斯·布赖恩和海约翰等政治强人都认为外交生涯是他们的职业顶峰。

如此众多的美国政治领袖在所谓的孤立主义时期仍关注外交政策并非偶然。显然，一般美国家庭的繁荣和幸福与国际事务紧密相关，选举人和希望获得竞选支持的人都不会失去这一联系。

那个时期的统计数字虽不准确，但有证据表明，1790年，美国经济至少和200年之后一样依赖对外贸易。从经济上讲，在19世纪，美国对世界其他地区的依赖性超过了整个冷战期间。平均来看，1948～1957年，对外贸易占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7.3%，而1869～1893年，这个比例为13.4%。

这种贸易不仅仅是沿海城镇关心的事情，美国农产品也源源不断地从美国农场向欧洲市场出口。1802～1860年，棉花出口从每年500万美元上升到每年1.92亿美元，而1866～1900年，棉花出口每年平均为2.13亿美元。向英国生产商出口的重要棉花作物比例上升到64%之高。小麦出口在内战之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到1880年时也跃升到该世纪中的最高值1.91亿美元，此后至世纪末，年平均出口额为8800万美元。1850～1900年，农产品占美国所有出口产品的73%～83%，当时半数以上的美国人口从事农业生产。

进入外国市场是偏远殖民地美国农民的要求。如此这般，多数著名的美国政治领袖都认为控制新奥尔良及其港口至关重要，这不仅是对民族福祉来说，对国家团结也是如此。当戴维·克罗克特[6]和丹尼尔·布恩[7]在阿巴拉契亚旷野中游荡的时候，美国及国外的精明意见是中西部不会永远待在联邦体系中，因为联邦不会向其居民提供安全进入国际市场的机会。来自偏远地区的志愿者追随安德鲁·杰克逊来到了新奥尔良。他们知道这个城市为什么对美国的繁荣和团结非常重要，他们知道在那儿开展斗争的重要性。

他们的子孙从未忘记对外国客户的依赖，也未忘记将产品运往市场的运输方式。美国农民的小麦、玉米、烟草和棉花严重依赖出口市场。伊利诺伊平原家庭的现金收入取决于欧洲小麦市场的状况。正如共和党人悉尼·布里斯1846年在国会所讲的，“伊利诺伊需要农产品市场，需要全世界的市场。该州10个郡的产量就可以满足国内市场的需求”。畅销活页文章作家威廉·H·哈维指出，农民为贷款支付的利率和支付的铁路运输费，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伦敦的情况。农业一旦度过起初的生存阶段，开始出售多余的产品，它就进入了世界市场。而且一旦农业领域建立起银行，试图通过借贷而改善公共或私人状况，它就开始接触国际信贷和贸易体系。19世纪这一体系的一体化程度在许多方面都超过了今天。

19世纪绝不是远离世界市场严峻形势的田园牧歌式的孤立生活。美国国内繁荣一次又一次地受到海外金融风暴的威胁或破坏。罗恩·切诺在其著作《摩根之家》（The House of Morgan）中写道，1833年一位国会议员在埋怨，“美国股市的晴雨表悬挂在伦敦的股票交易所里”。他说得一点没错。拿破仑战争之后的欧洲经济萧条蔓延到了美国。1837年恐慌的根源就在伦敦。克里米亚战争期间，法国的麻烦蔓延到了伦敦货币市场上，然后又蔓延到了纽约，于是1857年的恐慌开始了。1866年大西洋永久电缆成功铺设之后，伦敦金融市场的信息通过电报传送到华尔街和美国其他地方。在19世纪的其余时间里，美国经济依然受到国际金融市场崩溃和跌落所带来的冲击。例如，1893年的恐慌就是由于阿根廷贷款市场崩溃及其对英国银行造成的影响。

19世纪，外国投资对美国经济繁荣所起的作用比现在还大。为了购买路易斯安那，美国必须向荷兰人借钱，而且在杰斐逊担任总统期间，外国人持有一半以上的美国国债。在1811年有关银行政策的辩论中，南卡罗来纳州参议员约翰·泰勒说：“那些认真考虑过所有各州从第一块殖民地到现在崛起、进步和发展进程的人，没人能够否认外国资本的作用，尤其是英国资本，已经成为我们赖以生存的第一份乳汁，是支持和激发我们力量和勤奋的营养，甚至到今天依然如此。”

美国用外国资金挖掘运河，建造铁路，开发西部。挖掘大型运河所需的1/3投资来自外国，外国人向美国铁路注入了25亿～30亿美元资金。到19世纪80年代初，外国牛业大王占有了美国西部2000多万亩土地。纽约中央铁路公司于1853年成立的时候，最大的股东是英裔投资者本杰明·英厄姆。他拥有联合王国和两西西里王国[8]的双重国籍。内战之前美国铁路的其他英国投资者包括威廉·梅克皮斯·撒克里、乔赛亚·韦奇伍德，以及曼彻斯特学派思想家、政治家理查德·科布登。与许多英国人一样，著名评论家、牧师悉尼·史密斯的在美投资经历很不愉快。在1837年恐慌之后，美国包括宾夕法尼亚州在内的许多州都无力偿付债券。史密斯写道：“在伦敦的宴会上，每当遇到宾夕法尼亚人，我都有一种冲动，想抓住他，将他碎尸万段，把他的海狸皮帽子和大衣分送给受苦受难的人，把他的手帕送给孤儿，用他随身携带的银表、百老汇戒指和《伦敦导游》（The London Guide）去安慰无助的寡妇。就像麻风病人没有权利与干净之人坐在一起一样，他也没有权利与诚实之人一起进餐。”

那些外国投资者在美国颇具政治实力，美国人心存憎恨却又无可奈何。这倒不是他们没有尝试过采取行动。杰克逊否决了与美国银行续约的决定，首要的原因就是反对非美国投资者控制大量银行股份、趁机大发横财。60年后，人民主义党的党纲要求没收外国人拥有的农场。19世纪末，针对外国人的歧视性立法此起彼伏，12个州通过了限制外国人土地所有权的法律。

针对英国控制权的义愤不只出现在人民主义的西部。1884年，伦敦的《银行家杂志》（Banker's Magazine）还憧憬着有这么幸福的一天，“美国的优良证券一点也不让外国人拥有，美国不再成为欧洲银行家和资金借贷者的剥削乐园。向外国人纳贡……真是令人作呕”。内战期间美国驻英代表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9]把英国在美国的投资与英国在印度投资使用的贪婪手段和恶劣后果相提并论。1885年，《纽约时报》要求国会作出决议：“我们认为应当防止英国积累起大量财产。”

摩根集团等英美财团的大型银行控制着美国的资金供应，对多数企业拥有生杀予夺之权。人民主义党煽动者猛烈攻击“资金托拉斯”。著名作家、演讲家和政治改革者玛莉·利西严厉批评支持金本位制的格罗弗·克利夫兰总统，称他是“犹太银行家和英国黄金”的代理人。就像今天第三世界政治家抱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样，面对外国投资者在美国经济中的深度和实力，美国政治家一筹莫展。正如许多人民主义党人怀疑的那样，这其中许多是因为美国政治家接受了英国利益代表的贿赂。例如，丹尼尔·韦伯斯特接受了英国银行公司“巴林”的900英镑，协助推动马里兰州恢复向英国债权人还款。

不管愿意与否，美国与英国经济体制建立起了千丝万缕的联系。虽然由于缺乏历史数据，不可能证明这一说法的正确性，但像今天一样，1845或1895年的普通美国人好像至少已经意识到了国内繁荣与国际经济之间的联系，而且可能这种认识比今天还明确。

从政治上讲，在美国独立之初的140多年中，美国对外关系算不上风平浪静。从华盛顿到威尔逊，几乎每位总统都曾经将美国军队派往国外，或者面对过一次以上与欧洲大国的战争危机。当然，在拿破仑战争时期，美国与法国在海上不宣而战，与英国也曾进行过事先宣布或未宣布的战争。这些战争及其后果——包括杰斐逊时期的禁运政策，禁止美欧之间的所有贸易，在国内社会产生了巨大反响。这次禁运可能是美国所经历的最为痛苦的经济冲击。

由于1812年战争，联邦同盟几近崩溃，英国部队洗劫了华盛顿，攻克了巴尔的摩和新奥尔良。其后果不仅仅体现在战场上。由于英国海军封锁了美国海岸，美国对外贸易在1807～1814年间下降了90%。接踵而至的烟草、棉花以及其他农产品的价格下跌把无数美国人推向了破产边缘。

内战结束之后很久，美国依然处在永恒的战争气氛之中，它或其欧洲谈判伙伴经常威胁发动战争、实施制裁和向部队发出威胁性命令。这些威胁的目标不仅在西半球，在这段孤立和无知时期，美国的武装部队出现在了每一个海洋和大陆上。

英国是当时惟一的全球大国，而美国与英国的关系非常紧张。从1812年战争结束到1895年的委内瑞拉边界危机，每一届政府或每十年内都曾经历过紧张动荡的关系，或者面临危机和战争恐慌。

冷战时期，人们一般认为美国人民在19世纪对战争无所畏惧，但美国人那时候并不这么认为。南北战争时期，英国军队占领了殖民地的所有重要城市，在约克镇惨败之后许久才放弃纽约。在整个19世纪，军队策划人员和公众舆论都被外敌入侵的可能性困扰着，尤其是对美国城市的进攻。

从1816年到19世纪末，工程师和海事部门经常制定海岸工事计划，但还是面临普遍的怀疑，担心任何工事都无法阻止现代海军占领和烧毁美国城市。“装备有大量现代陆军一流武器、固守在纽约市周围的”100万人“也无法保护纽约，甚至无法阻止欧洲二流海上大国对该市的占领和破坏”，亨利·P·韦尔斯在1886年《哈泼斯》（Harper's）杂志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在那个世纪，美国国防一大部分的支出用在了海岸工事上，美国的海湾地区和大西洋海岸的堡垒中依然能够看到当时的痕迹。但是，再强大的工事也无法阻止对战争后果的普遍恐惧。南北战争之后，人们对这一系统的信心更加脆弱，因为莫尔特里、桑特尔和费歇尔等堡垒都被北方攻陷。(https://www.daowen.com)

后来人得出了正确的结论。尤利塞斯·格兰特1885年写道，美国“无力抗拒四流欧洲国家舰队的入侵……我们应当拥有精良的海军，海岸防御应当达到最佳状态”。

“富裕的沿海城市任由敌人舰队蹂躏”，海军工程官员尤金·格里芬1888年在颇具影响的《北美评论》（North American Review）上撰文写道。美西战争期间，巨大的恐慌席卷美国东部，因为有谣言称西班牙舰队正在挥师北上，大肆洗劫毫无防备的沿海大城市地区。

在许多重要方面，19世纪有关海岸防御的争论与20世纪有关导弹防御的争论可以相提并论。在这两种情况下，支持者们声称哪怕一个城市能够免于战争浩劫，那么构建任何防御系统都有充分理由。而国家导弹防御（NMD）和海岸防御的反对者认为不仅威胁虚无飘渺，而且这一战略防御观念也有根本缺陷，因为现有技术不足以达到希望的结果。

对任何银行家、农场主、贸易商和工业产品消费者来说，与英国开战的经济后果不言而喻。新英格兰对1812年战争的反对就是出于这种认识。在危机四伏的19世纪，随着时间的推移，政治家们意识到了战争的后果。与英国开战可能意味着美国公司立即瓦解，股市立即崩盘，银行立即破产，农产品价格直线下降，与世界其他地方的贸易将因英国的封锁而被迫中断。英国从海上或加拿大入侵的可能性给每个公司和家庭都投下了巨大阴影。在第一枪打响、城市被夷为平地之后，任何美国家庭都不会逃脱战争的恶果。

鉴于这一背景，人们不应该低估这一时期英美关系风雨飘摇状态的重要性。一系列问题干扰着这两个大西洋国家之间的关系，使它们一直处于或接近沸点。在马丁·范布伦总统任职期间，美国支持爱尔兰和加拿大叛军抵抗英国对加拿大的统治，把两国引向了战争边缘。

美国与加拿大的边界是制造争端的又一块肥沃土壤。1840年总统大选时，缅因州与新布伦兹维克[10]的边界争端就是一个主要话题，并引发了“阿鲁斯托克战争”，美国和英国都将部队火速派往偏远的争议地区。

与此同时，英国政府正在阴谋将新独立的得克萨斯共和国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之中。美国之所以决定吞并这个“孤星共和国”并帮助发动墨西哥战争，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美国害怕英国的阴谋得逞。

除了得克萨斯，1844年选举中的重要议题是俄勒冈的边界问题。当时的口号是。“要么54对40，要么就开战！”一些人希望与英国打上一仗，以解决有关现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归属争端。

19世纪50年代，两国之间又出现了一些危机。南方人希望在古巴和尼加拉瓜建立新的奴隶国家。英国也在中美洲海岸拓展控制权，以期控制大西洋和太平洋的海上交通。英国努力搜寻挂着美国国旗的船只，以抑制大西洋上的奴隶贸易，这也导致了危机。在家门口，英国竟然拒绝交还被赶入英控港口的美国船只上的奴隶，再次导致了危机。

显然，美国和英国在南北战争期间已经走到战争边缘。只是因为英国疏忽大意，允许南方邦联的商业船只在英国港口装卸，战争才擦肩而过。战争结束数年之后，美国和英国外交人员在谈判中还经常就“亚拉巴马号”等南方邦联船只造成的破坏一事唇枪舌剑，争论不休。

直到19世纪最后10年，美英之间的关系才得到决定性改善，英国对俄国、德国等欧洲国家的崛起心存恐惧，于是在与美国打交道时采取了一种讨好，甚至是奉承的姿态。

美国与西班牙的关系也麻烦不断。漫长而无益的外交威胁、无端指责、贿赂和恫吓，致使西班牙于1819年将佛罗里达割让给了美国。美国公开反对西班牙重新统治已经失去的南美殖民地，古巴的不稳定曾多次让美国和西班牙剑拔弩张，最后终于爆发了美西战争。从普通美国公民随意发动的进攻，到违反美国中立法而支持古巴叛军，到《奥斯坦德宣言》等外交手段，美国对西班牙的政策充满了进攻性阴谋和对国际法的蔑视，直到威廉·麦金莱[11]终结了西班牙在西半球和太平洋地区长达4个世纪的势力和影响。

在拿破仑放弃了北美帝国梦想，把路易斯安那出售给杰斐逊之后，虽然法国与美国的接触点越来越少，但在19世纪，巴黎和华盛顿之间的关系也时常障碍重重。杰克逊执政期间，在法国没有履行赔偿美国在拿破仑战争时期海上运输损失的协议之后，他派出一支海军远征部队，加强对法国的恫吓，美国和法国走到了武装冲突的边缘。南北战争期间和战后，美国和法国经常相互搔扰和威胁。拿破仑三世公开寻求美国分裂和南方独立。当美国忙于内战、无暇他顾的时候，他企图在墨西哥扶持一个傀儡皇帝，这是对门罗主义最粗暴、最危险的挑战。阿波马托克斯[12]战役刚一结束，尤利西斯·格兰特将军马上派菲利普·谢里顿将军[13]率领大获全胜的内战部队奔赴格兰德河，法国军队这才撤出墨西哥。被法国主子遗弃之后，“皇帝”马克西米利安[14]于1867年被墨西哥行刑队处决。

美国还深深地卷入了拉丁美洲事务。早在1832年，美国派一支舰队赴福克兰群岛，消灭了曾经搔扰美国航运的阿根廷驻军。当然，墨西哥战争是美国干涉拉美事务的最大事例，但到美国南北战争的时候，美国军队的行动已经遍及海地（1799年、1800年和1817～1821年）、的黎波里（1815年）、马克萨斯群岛（1813～1814年）、西属佛罗里达（1806～1810年、1812年、1813年、1814年、1816～1818年、1817年）、现在的多米尼加共和国（1800年）、库拉索（1800年）、加拉帕戈斯群岛（1813年）、古巴（1822年）、波多黎各（1824年）、阿根廷（1833年、1852年、1853年）和秘鲁（1835～1836年）。在南北战争和美西战争期间，海军被派往古巴、乌拉圭、阿根廷、智利、哥伦比亚和海地。

在19世纪不断涌现的大国危机中，严肃的政治家经常认为战争爆发的可能性很大，甚至是不可避免的。公众舆论也持相同的观点，因而国际危机通常伴随着民众群情激愤的狂潮。19世纪的美国人对报纸上的战争恐慌标题新闻绝不陌生。外交政策在选举中显得格外突出。各届政府都非常清楚，美国人不允许政府看似软弱、向外国政府妥协。美国政府经常，其实是通常比公众舆论显得更持和平主义和孤立主义。19世纪的一些时期，民众对英国和法国开战的压力几乎不可阻挡。而且，公众舆论经常迫使美国政府更为直接地参与欧洲事务。在希腊独立战争、匈牙利科苏特·拉约什革命、加拿大爱尔兰移民反抗英国统治的芬尼亚起义等问题上，这种情绪尤其强烈，但美国民众要求美国在世界边远角落使用武力捍卫美国原则或利益的事例并不止这些。

政治家竭尽全力压制民众的情绪。奄奄一息的格兰特将军给自己的回忆录补充了一篇结论，其中多是对美国以后几年国防和外交政策的建议。结论的大部分内容试图淡化民众对英国在南北战争期间所作所为的憎恨，极力主张这两个英语国家成为永久的天然同盟。

除了与欧洲大国、美洲邻国之间的这些外交和军事尴尬之外，美国政府在19世纪还积极地打开了亚洲和非洲的贸易局面。当美国捕鲸者和商人走遍全球，寻求利润和鲸油的时候，外交官和海军也接踵而至。这些访问有时是和平的。到南北战争的时候，美国政府已经向越南、泰国、奥斯曼帝国、中国、苏门答腊、缅甸和日本派出了官方使团。

美国总统有时不仅仅派遣外交官。到南北战争的时候，美国海军的探险历程已经覆盖了“从蒙特祖马的宫殿到的黎波里海岸”的地方。其实，赞扬海军的诗歌更能说明问题。1860年，美国海军已经到过墨西哥南部和西部、利比亚东部和北部。杰斐逊派海军赴的黎波里和阿尔及尔，对北非海盗展开惩罚行动，那是美国总统第一次，但绝不是最后一次派遣远征部队。苏门答腊沿岸的夸拉巴图村被杰克逊派出的美国军队夷平和烧毁。当地居民不断对美国国旗表现出不敬，于是这种造访经常出现。1843年，在马修·佩里司令遭到攻击之后，美国海军与利比里亚海滨村民展开了战斗。1860年，海军重返利比里亚，保护美国人的生命和财产。

1871年，海军对朝鲜袭击美国船只和外交官的行为进行了报复，在一次惩罚性远征中占领了两个港口。佩里将军下令，如果日本天皇拒绝通商和建交的请求，他将炮轰日本。1863年，内战正酣，美国军队登陆日本和现在的巴拿马。1900年，美国部队在南太平洋地区确立了影响，还度过了与德国就萨摩亚控制权而产生的一场严重的国际危机。

美国海军保持全球存在的时间超出了多数美国人的估计。历史悠久的地中海舰队建立于1815年，目的是遏制北非海盗。1822年，美国建立了西印度洋和太平洋舰队，后者负责保护美国在南美洲和南海群岛的捕鲸者和其商业利益。之后，1826年建立了巴西或南大西洋舰队，1835年建立了东印度舰队，1843年在非洲西海岸建立了非洲舰队。换言之，在美国无知和孤立时期，美国的军队几乎已经驻扎在了世界每个大洲，海军在所有大洋纵横驰骋，陆军几乎在每个大洲都打过仗，外交关系不断地处于危机和动荡之中。

外交政策在美国政治中的作用甚至比上述列举的更为巨大。在美国历史上，外交政策和国内政治相互交织，无法分开。当然，美国独立是一个外交关系问题，与法国结盟是胜利结束独立战争的关键。毫不夸张地说，宪法是因应外交事务的要求而产生的。独立战争之后，大陆会议无法在《邦联条例》之下处理外交关系，这成为新宪法拥护者在全国辩论中胜出的首要原因。在新宪法中，联邦和各州当局的力量均衡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需要有一个足够强大的全国政府，有效地执行外交政策。杰斐逊在1787年写道：“我的想法是，在涉及对外事务时，我们应当是一个国家，而在纯粹国内事务方面，我们应当各自独立。”对各州权利心存嫉妒的人认为，在前殖民地建立强大的中央政府比软弱分散的邦联要好，前者容易应对来自欧洲帝国的阴谋和压力。

这被证明是明智的。外交政策问题主导了华盛顿和亚当斯政府的议事日程：《杰伊条约》；涉及法国企图向美国外交官索取贿赂的丑闻；英国在西北领地的持续存在；与法国不宣而战；热内事件，即美国是否应该“倒向”英国或法国，或者谁也不依靠的问题。这些都是18世纪末美国政治中的大事。

19世纪类似的事件更多。甚至在拿破仑战争结束之后，国际关系的总体影响不再那么强大，但外交政策问题依然是美国政治的核心：奴隶制度、西部扩张、关税和货币政策。其中只有奴隶制度是纯粹的国内问题，但是应当指出，外交政策问题对奴隶制达到高峰时的南北战争进程起着绝对关键的作用。当时的国务卿威廉·苏华德曾打算挑起对欧洲列强的战争，把南北方团结在一起共同作战，以中断内战。欧洲的干预是南方邦联的战略目标，对极不情愿的林肯来说，争取外国舆论是发布《解放宣言》的决定性因素。林肯在1862年写道：“宣布解放奴隶将巩固欧洲和整个文明世界的同情……为了防止外国干涉，没有任何其他步骤更具潜力。”

在其余的大事中，西部扩张显然是一个对外政策问题。像现在一样，关税问题既有国内政策影响，也有对外政策影响，关于是否维持金本位制和是否允许自由铸造银币的辩论从根本上说是美国经济和欧洲主导的国际体系的关系问题。威廉·詹宁斯·布赖恩[15]在其“黄金十字架”演讲的结尾时说：“1776年的问题又来了……不是因为英国有金本位制，我们才实行金本位制，而是应当恢复复本位制[16]，然后再让英国效仿我们而实行复本位制。”

尽管美国长期以来非常活跃，在海外拥有巨大利益，尽管历史上外交政策对国内政治产生过巨大影响，尽管在国际事务中取得了无与伦比的成功，但在谈到外交政策时，美国在国内外仍是一副乡巴佬的形象，像一个无知赤脚男孩儿无法适应精明的国际行家的阴谋和手段。然而，正是这个无知的家伙一次又一次赢走了所有赌注——也许在摊牌之后，还抓耳挠腮，故作天真地问他的满堂彩[17]能否胜过另外一个家伙的双对子。

越研究美国的外交政策，我越发深信美国的外交政策传统有许多发人深省之处。美国不仅抽到了幸运牌，而且玩得也不错。200年来，美国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而且这种风格非常适合。它使美国成为世界历史上最富有、最强大的国家。

鉴于全球正在变成一个更加相互依赖的世界，国际交往中的危险和机遇都在迅速增长。人们有理由假设，对美国人民的幸福和安全而言，在未来如何巧妙执行外交政策至少应和以前一样重要。

在未来的时间里，受到美国外交政策质量巨大影响的不仅仅是美国人民的幸福和安全。美国已经成为世界金融、通信和贸易的核心力量。这一体系的任何问题都会造成全球范围的巨大经济紧张。而且尽管现有国际体系有许多不完美和不公正，但如果出现大的动荡，发展中国家的人民很可能会遭受最严重的损失。

美国及其盟国的军事力量非常重要，是全球社会塔形大厦的最终依靠。与此同时，处理好这一全球体系的政治和经济问题也是一项重大而艰巨的任务，而且随着这一全球体系的继续发展和成长，这一任务只会变得更具挑战性。在维持美国实力基础的时候，美国领导人只能与盟国以及相关国家合作。他们必须遏止其他国家挑战这一全球体系的基本机制和特征，如果再度兴起像前苏联一样的挑战者，美国必须作好准备，将其彻底击溃。与此同时，他们也必须看到，这一体系既对美国有利，也对其他国家有利。美国要实现繁荣和安全，就必须确保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觉得在这一全球体系内实现国家目标比打破这一体系更为容易。

美国外交政策的历史告诉我，美国能够应对21世纪令人眩目、使人畏惧的挑战。但是，我也意识到，这个国家对旧日成功历史的漠视正使今天的外交政策过程变得枯竭。更丰富、更深刻地理解前人的原则和目标，会使精英和决策者受益匪浅。更为重要的是，对美国外交政策历史重要原则的有力和准确把握，将使美国公众更好地评估和比较各候选人和政党的不同主张和政策，最终结果将是公众对较好政策的更为强大的支持。正是对这一结果的期望促使我撰写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