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逻辑

另类逻辑

1912年，来自南卡罗来纳州和艾奥瓦州的参议员们发现自己被淹没在了愤怒选民的信件中。所有信件都传递了同一个信息：停止向中国提供铁路贷款。

在这些参议员中，多数人对中国铁路融资一事一无所知，但也相安无事，落了个轻松愉快。但这一次过不去了，他们只好打发助手们到图书馆书架上查阅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在数年内战和国际战争之后，一批欧洲政府帮助建立了一个债券发行一揽子计划，以紧急援助中国的铁路建设，支持新的建设项目和一些急需的修缮工作。

是什么神秘力量让美国农业社区和老年寡妇知道，更别说抗议这一举措的呢？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传教士。

从19世纪初开始，世界各地出现了大量的美国传教士。1806年，马萨诸塞州神学院的一些学生为躲避突然而至的暴风雨，藏到了一个干草堆旁边，祈求上帝为他们指引生活。从那时开始，成千上万名传教士离开美国，走向天涯海角，决心解除世界人民的迷信、异教、封建和无知的负担，反对剥削穷人，促进民主、公共健康和扫盲，改革世界上的性风俗，结束海外妇女所受的压迫。

这一浩大的民众运动声势前所未有，没有种族、性别和派别的界限。在非洲的美国传教士是最早到达利比里亚的殖民者。在奴隶制度废除之后一代人的时间内，美国南北方的黑人教会支持建立了一个传教士网络，将耶稣的光芒带到了他们祖先的家乡。在妇女没有投票权、在宗教生活中被贬为二等角色、无法就读于职业学校的时候，一代又一代美国妇女先驱却获得了医疗、神学和其他培训，用于服务全世界。妇女建立和领导了41个传教委员会，经常向海外派遣传教士。到1890年，妇女人数占美国海外传教士的60%，到1900年，有300多万妇女经常参加宗教协会的活动。

深陷于有关中国铁路提议的信件中的政治家很快就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一名曾在教会学校读书的中国基督徒孙中山，刚刚在教会的大力支持下在中国建立了一个共和政府。孙中山的运动好像实现了三代美国在华传教士及其数百万美国支持者的热忱梦想：一名中国基督徒，接受了美国精神和民主观念的教育和培训，推翻了中国腐朽的封建政府，而且正在重建这片广袤而古老的土地。这正是传教士们的目标，是他们不辞辛苦地让中国人皈依基督教的原因，也是他们在中国建立和支持13所大学和医学院的原因，也是他们几代人不断帮助中国优秀有志青年到美国学习的原因。把中国建设成先进的、信仰基督教的民主国家是美国传教士的坚定目标，当孙中山夺取政权的时候，这些传教士们深信这一命中注定的时刻已经近在眼前。

中国的民主就要来临，但贪婪的资本家却利用这一新政权的暂时困难，给贷款强加了许多不利条件，让传教士世界深感愤怒。现在是慷慨对待中国的时候了，是帮助这个有进取心的民主政权的时候了。美国的政策当然能够也应当率先垂范。传教士一般是由美国农村和城镇地区小教会派出和支持的，他们致信给朋友和支持者，谴责这项贷款，敦促他们向国会表示抗议。教会人士答应了他们的请求，国会大厅里也回响着反对铁路贷款的言辞。

传教士最终获得了胜利。美国的反对终结了最初的铁路方案，一项对中国更为有利的安排拟订了出来。

这只是第二个学派在美国外交政策进程中发挥作用的一个例子。这个学派经常赞成一些人不太确切地称之为“理想主义”的外交政策。为了方便，我们可以把这一学派称为威尔逊主义，但这个标签不应影响我们的判断。威尔逊主义者早在威尔逊到华盛顿任职很久之前就开始积极影响美国的外交政策了，而且威尔逊主义学派的基本观点是更加深刻地植根于民族性格，与国家利益更加直接相关，不像乍看上去那样简单。

尽管威尔逊主义具有源于美国文化和历史的特征，但大国将命运与传播某种意识形态联系起来的现象并非美国独有。雅典和斯巴达各自在希腊城邦的民主和贵族政体中寻找盟国。传播希腊文明是亚历山大大帝及其后继者的政策目标。可以说，罗马、拜占庭的基督教君主和大马士革、巴格达的穆斯林哈里发都相信，信仰能够、必将也应该紧紧追随国旗的颜色。

随着十字和新月在近东和中东找到了归宿，西欧国家也在有意地为政治野心寻找（一般都能够找到）意识形态理论根据。英格兰、荷兰、瑞典和日耳曼路德派王子都是新教国家，哈布斯堡王朝的领地是骄傲的天主教国家。一般说来，大国之间的战争都有精神或至少有意识形态意义，但18世纪欧洲玩世不恭的强权政治是一个例外，其中“文明的”暴君在所有重要哲学和宗教问题上的意见相同，只是在势力范围的占有方面有些分歧。法国大革命结束了这种不自然状态，而且从第一神圣同盟发动的针对法国大革命的战争直至今日，国家之间的竞争通常都与思想竞争紧密相关。

与美国紧密相关的一套思想以及它们所依靠的文化阶层，与美国人的祖先处于世界权力巅峰时期所掌握的知识是紧密相联的。其实，在19世纪，英国评论家就经常指出英国自由外交政策的无私利他主义与美国佬让人讨厌的自私活动之间的显著区别。自由英国（之所以这么称呼，是因为它源于英国历史上清教徒和不信奉国教者的继承人）“非国教是非观”的曲折发展依次成为大陆主义政治家愉悦和困惑的源泉。英国帝国利益似乎需要向奥斯曼帝国倾斜，英国自由人士反对这种实用主义立场，认为奥斯曼帝国在巴尔干地区造成的“残暴”需要世界上的霸权国家作出今天所谓的“人权”反应。是英国废除了奴隶制度，派遣英国海军去镇压非洲及其周边海域的奴隶贸易。英国自由派不顾美国的意见，冒着国际危机的风险，拒绝遣返逃到英国领土上的奴隶。是英国派使者跋涉在非洲的旷野上，为清剿奴隶贸易而进行讨罚性远征。英国人召集欧洲国家共同压制巴尔干地区的种族冲突和恐怖活动，镇压印度的活人祭祀活动，禁止了妻子殉夫制度（高种姓的印度寡妇跳入丈夫火葬柴堆，自杀殉夫）。

英国自由派观点一直支持所谓的威尔逊主义政策，直到大英帝国的衰落以至当今时代。当威尔逊试图在一战结束之时强制实施威尔逊式和平的时候，他最坚强的外国同盟就是英国自由党，对《凡尔赛和约》的缺陷进行最严厉笔伐的就是20世纪英国自由派思想的标志性知识分子约翰·梅纳德·凯恩斯。(https://www.daowen.com)

心存不满的保守派无视第三世界国民民族觉悟、民族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兴起，不顾其他工业国家崛起对英国相对经济和军事力量造成的影响，竟然指责自由派的懦弱导致了帝国的衰落。丘吉尔就是一个例子，他认为强大的决心就会压制住甘地的运动，巩固英国对印度次大陆的控制。

帝国已经随风而去，但英国自由派的良知今天依然清晰可见。在1999年南联盟与北约的战争中，托尼·布莱尔首相是惟一一个坚强而无条件支持使用地面部队的人。在更为广泛的意义上，他所建立的工党政府是试图在英国社会主义废墟上重建原先的自由党及自由传统。如果布莱尔的运动获得成功，我们就能听到一个重新焕发活力的英国自由派声音，呼吁从第三世界减债到少数民族权利等各种问题上执行“理想主义”政策。根据传统，布莱尔的新工党自由派试图禁止猎狐，但却宣布给予人权侵犯者一段开放季节。在拘捕了智利前独裁者皮诺切特将军并将其在英国软禁17个月之后，英国于2000年3月2日决定基于这位将军健康状况不佳，不再将其引渡，皮诺切特于是得到了释放。

除了美国之外，非国教是非观也迁移到了其他原英国殖民地。在1966年的一篇题为《加拿大——“上帝之声的苛刻女儿”》（Canada：Stern Daughter of the Voice of God）的文章中，前国务卿迪安·艾奇逊讽刺加拿大政治家执行所谓的“说教”而非“道义”的外交政策：在他看来，这是一种本末倒置的政策。熟悉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政府论调的人不会听不出其共同的非国教说教味道。南非讲英语的、反对种族隔离的白人中间也有这种声音。

这种共同倾向（朋友们称其为“道义”，批评者则称之为“说教”）的蔓延不仅限于美国，也不仅限于20世纪，它在英国的所有旁支中扩展。这是一个主要标志，其他国家都藉此来界定他们一直以时代错误的方式所称的“盎格鲁-撒克逊”治国传统。欧洲人、印度人、中国人、非洲人和拉美人都注意到了“盎格鲁-撒克逊”世界没有注意的一些东西：信奉这些崇高理想没有阻止两个英语国家相继崛起为全球霸权。他们说，盎格鲁-撒克逊良知可能过于敏感，容易激动，但是它也非常灵活，一般都能够将怒火对准世界的邪恶方面，不让它们威胁和阻止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完成一些有趣的工程。

美国的邻居和批评者说，盎格鲁-撒克逊人可能像鸽子一样单纯，但这并不妨碍它能够像毒蛇一样狡猾。

美国人担心的不是遍及整个“盎格鲁-撒克逊”世界的非国教是非观，也不是整个北欧新教德语民众中随处可见的类似观念，而是它在美国的独特历史和意义。威尔逊主义亚文化最初发端于分离主义分子对信仰清教的新英格兰的忠诚，并在逐渐衰落的美国加尔文主义漫长而淡薄的余辉中得到了发展，从18世纪开始，对政府内外产生了持续而强大的影响。尽管它在美国内外有漫长的历史记录，这种民族性格倾向还是让外国和美国分析家心存不悦。汉密尔顿主义外交政策在国际关系中众所周知且为人喜闻乐见。虽然经常被人误解，但人们对它非常熟悉。从传统外交的立场看，更大的问题是民族性格中的威尔逊主义倾向：坚持认为美国拥有改变世界其他地方行为的权力和职责，美国能够而且应该既关注其他国家处理国际事务的方式，也应关注它们的国内政策。

英国等地的现实主义者已经给予威尔逊主义外交政策手法许多怨恨和讥讽，并将继续如此，这显得让人非常惊讶和陌生。自从华盛顿第一任政府期间，尤其是在恐怖统治时期[1]之前，美国政治中有一股强大的力量认为，美国的职责和利益要求它与革命的法国携手，对君主制国家发动全面战争。这种威尔逊主义冲动招来了诸多敌意。

弗洛伊德与美国外交官蒲立德一起，写下了心理分析文献中最为恶毒的文字（威尔逊的“心理传记”）。其实，弗洛伊德想端上来的这道菜正是威尔逊的脑袋。亨利·基辛格对美国外交政策中道德主义的警告是最近的、相对温和的此类范例。即便是像普利策奖获得者沃尔特·麦克多诺这样深思熟虑、慷慨大度的历史学家，也把威尔逊的“全球社会向善论”传统称为美国外交政策庄严队伍中的一个不合时宜的闯入者。

可是，欧洲逐渐接受了自己曾经不屑一顾的引路人，原苏联以西的所有欧洲国家都在依据明确的威尔逊主义路线执行政策。罗纳德·里根一上台就鼓吹现实主义信条，谴责卡特外交政策中的自由和懦弱，使对人权的国际支持成为自己政府的基石。甚至著名的现实主义者基辛格自己现在也以现实主义者曾经批评和谴责的《赫尔辛基协定》为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