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型经济

1806年，亚历山大一世登上俄国皇位，托马斯·杰斐逊总统为其写了一封贺信。“这将是我一生中最值得宽慰的事情，”这位《独立宣言》的撰写者对世界上最专制的统治者这样写道，“我看到贵国政府管辖着如此广袤的土地，生命如此年轻，其统治热情是为了促进人民的幸福和繁荣，但又不仅是为了自己的臣民，它还将关切和善意投向一个遥远的新生国家，其道无害，其心朴实。”

这是对一位独裁者的溢美之词吗？这是乌利亚[3]对美国在民族大家庭中微贱地位的评语吗？“其道无害，其心朴实？”

这可不是威廉·B·特拉维斯[4]在阿拉莫[5]城墙内喊出“让他们下地狱吧”时的语气，不是约翰·保罗·琼斯[6]“我还没开始战斗”的精神，也不是在布尔吉之战中寡不敌众、四面被围并被要求投降时安东尼·C·迈考利夫[7]将军回答“疯子”时的精神。

然而，这正是杰斐逊主义外交中经典无误的语气。语气温和，不含一点威胁——杰斐逊主义者认为，这是避免不必要战争的最佳办法。尽量缩小利益范围，那么与他人争吵的理由就会最少。

汉密尔顿主义者认为，美国的商业利益使海外干预势在必行。杰斐逊主义者不同意这一看法。“不，在巴西为杜邦而牺牲可算不上是令人兴奋的事情。”不愿参战的年轻士兵这样回答，其口气酷似“年鉴歌手”（一个很有影响的民歌合唱团）1941年演唱《平底货船》（Billy Boy）的反战版本一样。

一位杰斐逊式的越战反对者发表了一篇演讲，被广为引用。这位杰斐逊主义者虽被人称为“斯梅德利·巴特勒”，但依然升至海军陆战队的将军之职。他历数了自己为美国企业而进行军事干预的职业经历。“在大部分时间里，我一直是大企业、华尔街、银行家的优秀打手……简言之，我是一个诈骗者，是资本主义的歹徒……1914年，我帮他们将墨西哥变成美国石油利益的安全地带……将海地和古巴变成全国城市银行赚钱的好地方。”

如果汉密尔顿主义者声称的广泛商业利益和汉密尔顿主义者愿意牺牲宪法框架和微小利益而建设国际贸易体系让杰斐逊主义者感到过分和危险的话，那么威尔逊主义者肩负的更广泛的道义利益和职责则更让其战战兢兢。在威尔逊主义者看来，与中国就西藏问题进行争吵，要求在科索沃进行自由选举，或者反对卢旺达的种族谋杀，都是简单明了的情况，其中美国的国家利益与道义责任正好吻合。约翰·昆西·亚当斯于1821年阐述了杰斐逊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无论自由和独立的标准扩展到哪里，美国的心愿、祝福和祈祷就在哪里。但她不到海外去消灭妖怪。她是自由和独立的祝福者。她是自己的拥护者和辩护者。”(https://www.daowen.com)

这种观点不是以胆小怯懦或道义冷漠为基础。它在于杰斐逊主义者的信仰，即过度卷入海外事务会损害国内的民主标准。杰斐逊主义者说，统治外国人民（20世纪初时是菲律宾人，世纪末时是前南斯拉夫人）会破坏美国的民主体制和价值观。美国将会发现自己混迹于腐败无能的盟国之列。今天美国武装和训练阿富汗穆斯林游击队战士，帮助其对抗苏联，而明天他们就会把枪口指向美国，成为整个中东地区的肉中刺。美国保护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人不受塞族“种族清洗者”的伤害，结果却看到阿尔巴尼亚人凭借新的自由将塞族敌人赶出了家园。

与汉密尔顿主义者和威尔逊主义者相比，杰斐逊主义者认为，美国的最佳政策是顺其自然。杰斐逊主义者干预的风险和成本太高，只有对国家生存的真正威胁才值得进行此类冒险行动。他们强烈批评他人的国家利益会因某场危机而面临危险的说法。威尔逊主义者主张对南斯拉夫进行干预，并将此与西方未能阻止希特勒相提并论。而杰斐逊主义者的回答是，希特勒的德国与米洛舍维奇的南斯拉夫有显著不同，南斯拉夫搅乱欧洲平衡、威胁美国重要利益的能力要小得多。

杰斐逊主义者怀着同样的怀疑态度，探寻美国真正的安全边界在什么地方。尤其是随着冷战的结束，他们经常质疑美国在欧洲和远东地区的驻军承诺。他们问道，在韩国、朝鲜、日本和中国有关朝鲜开展导弹计划的谈判中，处于核心地位是否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

反对建立庞大而侵犯性的联邦政府的杰斐逊主义者在国内政策方面就是这种观点。某项联邦计划或规则是否真的有必要？收益真的会大于成本吗？是否在任何情况下美国人都希望看到联邦政府不断变得更为强大？

杰斐逊主义者对积极外交政策之好处的怀疑具有自由主义根源，而且与其他流派相比，杰斐逊主义者更是一直试图确保反对大政府的相同逻辑（在国内政治中经常力量强大）适用于国家外交政策的处理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