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学说
战争应该怎么打，敌人应该如何对待，战争结束之后应该怎么办，杰克逊主义美国的想法非常明确。杰克逊主义者承认有两种敌人和两种打法：可敬的敌人打的是干净的战争，也值得以同样方式对待；可耻的敌人打的是肮脏的战争，规则在这种情况下不适用。
可敬的敌人在开战之前宣战，根据公认的战争法则进行战斗，遵守休战旗等传统，充分考虑占领区平民的权利，（最关键的是）避免虐待战俘。投降者应该得到宽待，而投降后又趁机偷袭的敌人是不可接受的。遵守这一规范的人将得到保护，想打肮脏战争的人将自作自受。
这种模式在南北战争中得到了非常清晰的阐示。波托马克军队与北弗吉尼亚军队的对抗贯穿南北战争始末，进行了一些19世纪最为血腥的战争，包括漫长的堑壕战。但是，罗伯特·李及其士兵得以体面地投降，带着马匹和随身武器不受干扰地返回家乡。然而，南方邦联的另一名军官亨利·沃兹战后被处决，罪名是在佐治亚州安德森维尔虐待联邦战俘。
美国印第安人虽然经常因卓越的个人勇气而赢得尊敬，但杰克逊主义舆论一般认为他们是卑鄙的对手。美国印第安人的武士规范（也以荣誉为基础）允许进行突然袭击，杀害平民，折磨战俘。这都是部落民族之间有限战争复杂系统的一部分，但杰克逊主义的边界居民既不是也不想成为研究文化多样性的学者。根据杰克逊主义的标准，印第安人的战争策略是由卑鄙无耻、胆小怯懦的战斗形式构成的。对这些手段的愤怒促使杰克逊主义者放弃了自己战争规范中所要求的克制，边界一带令人不安的冲突上升成一系列种族仇杀，每一方都觉得对方违反了所有人性行为标准。
日本人是又一个拥有基于个人荣誉的、高度发达的战争规范的民族，也非常遗憾地给杰克逊主义者留下了同样的印象。对珍珠港的“偷袭”——实际上是一个笔误使日本无法在袭击之前宣战，惹怒了杰克逊主义者，他们早已经出于种族理由而怀疑日本，又因多年有关日本在中国暴行的报道而怒火中烧。粗暴对待美国战俘（例如巴丹半岛[18]的死亡行军）更是进一步火上浇油。日本人的战斗策略——同样也是完全出于日本文化的荣誉概念，只能使美国人确信这个太平洋敌人是无情的、可耻的、不人道的。这导致了太平洋战场上的浓浓硝烟。
民众对日本的愤怒很快成为美国政治中的主导力量。到1945年夏，美国舆论已经作好进攻日本本岛的准备，虽然日本本岛受到了以冲绳岛战斗为标志的坚韧不拔的抵抗（以及对平民生命的冷漠无情）。
在这个背景下，决定使用原子弹的美国人也许是对的，因为使用这种武器可以挽救生命，不仅是美国士兵的生命。如果进攻日本本土得以进行，敌对状态再继续6～12个月的话，随着更多来自欧洲战场的部队转而集中打击日本，美国的飞机弹药生产将致力于打击日本的抵抗和惩罚日本的鲁莽，战争强度就会很快加大，数百万日本平民就会死于常规轰炸。随着美国军队系统地执行将日本炸回到石器时代（战略轰炸司令柯蒂斯·勒梅曾这样说过，他后来成为1968年杰克逊主义人民主义第三党候选人乔治·华莱士的竞选伙伴）的任务，还会有数百万平民成为饥饿、疾病的牺牲品。“我要告诉你战争是怎么回事儿，”勒梅在接受采访时说，“你必须杀人，等你杀够了，他们就不打了。”
相反，虽然德国人在冲突中对平民和战犯（尤其是苏联战犯）犯下了严重罪行，但是他们对美国武装力量的行为（也有某些例外，尤其是在对待被击落的飞行员时）却与美国对军事荣誉的观点完全一致。德国正式发布了战争宣言；除了几个例外，它遵守了对待美国战俘的国际协议；它的士兵英勇战斗，但遵守美国官兵认可的战争规范。尽管纳粹政权犯下了无穷罪行，但为其长期精诚效力的德国军队却赢得了美国人（及其英国兄弟）一定的尊重。杰克逊主义者认为埃尔温·隆美尔将军是一个军事英雄，一个可敬的敌人。没有任何日本武士取得这一声誉，尽管他们的士兵表现出相当高的个人勇气，指挥官表现出杰出的胆识，以及面对美国人压倒性物质优势时的英勇表现。
如果德国人没有受到战争中已经觉醒的美国人民的极端愤怒的影响，他们也依然会面对完全觉醒的美国公众舆论坚持进行的光荣战争，以及各种形式的暴力。
在使用武力方面，杰克逊主义舆论有着强烈的诉求。这些现象很多起源于独立战争之前，早在17世纪殖民者与印第安人之间的菲利浦王战争之中就得到了体现。
第一条战争法则是战争必须付诸所有可用力量。杰克逊主义舆论认为使用有限武力令人讨厌，认为“有限战争”这个短语自相矛盾。战争只有一种方式：你必须尽全力、用最快速度、大范围地打击他们。舍此毫无意义。历史上不乏这种例证：克伦威尔在爱尔兰的战略，安德鲁·杰克逊在针对印第安人的克里克战争中的策略，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在朝鲜半岛的战略，而且这也曾经是杰克逊主义者在越南极力所为的事情。政治权威以这种方式在越南打仗，遭受了不断的失败，最终腐蚀了杰克逊主义者对战争的支持。尽管其他三个学派由于不同的原因，认为战争目标以及准备运用武力的程度是有极限的。杰克逊主义者把战争看做一个或关或开的开关。他们不喜欢暴力有变光开关的想法。要么利益攸关，值得大打出手，全力以赴，要么利益不大，不值得进行一战，干脆待在家里做自己的事情。进行有限战争是美国总统作出的代价最为昂贵的政治决定，杜鲁门和约翰逊都承受不了。
杰克逊主义的第二个重要战争概念是：美国军队的战略和战术目标是在尽量减少伤亡的情况下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敌人。军队行为规范不是要把战争变成竞技，它是一件致命而严肃的事件。它不是中世纪决斗中的骑士气概，也不是18世纪欧洲有条不紊的战场，突袭或夜袭敌手会被视为糟糕的形式。人们不愿为了公平战斗而拿士兵的生命冒险。海湾战争和科索沃战争期间，美国军队从空中打击敌人，没有进行多少地面战斗，使美国内外的一些舆论受到震惊。对伊战争最后时刻，令人失望的射击质量给人留下了尤其痛苦的印象。
杰克逊主义者对这些想法马上表示了反对。因为外国邪恶分子迫使美国打仗，不管对方伤亡多大，那显然都是其领导人的过错，而不是美国领导人的错误。而且，迅速、彻底和专业地击溃针对美国的军队显然是美国领袖的职责。以最少的生命代价实现这些目标也是他们的职责。胜利是指挥官的首要考虑，军队的福祉则在其次。赢得尽量减少敌方伤亡的声誉不会提高公众对一位美国将军的赞赏。
美国军队与北美部落民族1250多场武装冲突的历史表明，在许多情况下，美国军队享有可与海湾战争时相比的技术和火力优势。历史记录通常表明，美国与部落部队的伤亡之间有着巨大的差距。美国指挥官从不怀疑取得这种压倒性优势并充分运用这种优势、确保取得胜利是他们应该做的事情。像乔治·阿姆斯特朗·卡斯特[19]一样死去是愚蠢，而非勇敢。
杰克逊主义舆论对战争中容许进攻的目标持宽泛的看法。杰克逊主义者反映了一种非常古老的文化遗产，认为敌人的战斗意志是合理的战争目标，即使这包括美国军队攻击平民生命、机构和财产。殖民战争、独立战争和印第安战争都是这一观点充分的证据。南北战争之前，堪萨斯州支持与反对奴隶制的成分就是本着这种精神作战的。谢尔曼的海上行进表明了通过系统暴力和破坏，打击平民士气，传播公众支持，能够成为公认的战斗策略。(https://www.daowen.com)
也许因为是边界战争，杰克逊主义舆论逐渐认为，敌军的精神，而不是战斗力，是战争的主要目标。在战斗中击溃一个部落是不够的，还得“平息”这个部落，让他们彻底确信抵抗是徒劳的、毁灭性的。要出现这种情况，战争就必须直捣黄龙：烧毁村庄、破坏食品供给、杀害平民。从幼儿到最令人尊敬的长者，敌国的人人都必须明白：不管美国人的意志是什么，再进行武装抵抗绝对不是一种选择。部落领袖必须对其头脑发热的青年实施铁的纪律。五六个青年的不理智会对整个社会造成迅速、严重而不可挽回的损失，甚至危及这个民族的生存。
随着空中力量以及后来核武器的发展，对袭击平民目标的长期文化认可又具有了新的重要性。威尔逊主义者和杰斐逊主义者反对二战中故意针对平民目标实施的恐怖轰炸。自从1945年，人们对美国决定对广岛和长崎使用原子弹进行了痛苦的反思。但是，这些掣肘几乎没有对认为轰炸合理且正确的杰克逊主义者留下什么印象。在越南和朝鲜战争期间，杰克逊主义者曾经严肃地提出使用核武器的主张；要它们还有什么用处？杰克逊主义者发现的惟一令人信服的理由是害怕报复。
杰克逊主义者对战争如何结束也有强烈的信念。“只有胜利，别无他求。”麦克阿瑟将军说道。胜利的惟一明确标志就是敌军无条件投降。就像杰克逊主义舆论憎恨限制使用美国武器和战术一样，它们也憎恨在取得胜利之前停战。
无条件投降并非总是机械而绝对的要求。例如，《波茨坦公告》发布之后，日本人确信，尽管美国坚持让日本无条件投降并接受所有条件，但日本人可以在战后保留“天皇体制”。不过，这种想法只能到此为止——所有抵抗必须停止，美国军队必须不受抵抗地进入和占领投降国，这场战争的政治目标必须全部得以实现。
再加上1945年点燃美国公众舆论的愤怒和仇恨，政治领袖们懂得他们没有太多灵活性，无法同意有条件投降，也不能危及解决战争的办法，甚至在面对苏联的意图日益诡秘，侵入日本本土可能造成惊人代价的时候，美国也无可奈何。当参谋长联席会议讨论侵入日本本岛南端的九州的时候，威廉·莱希上将预测，如果派出76.6万人的部队侵犯日本，将会有26.8万人伤亡。本来计划于1946年春展开的入侵最大岛屿本州可能代价更为昂贵。
诸如此类的伤亡预测数字尽管使许多美国官员主张修改无条件投降的方案，但国务卿詹姆斯·F·伯恩斯告诉杜鲁门，如果放弃这种方案，他将会“被钉在十字架上”，因为杜鲁门作为总统就此方案第一次向国会发言时获得了起立欢迎。杜鲁门知趣地同意了这一建议。作为一位涉世未深的国家领袖，他缺乏挑战罗斯福受人欢迎且不断提起的无条件投降要求的声望。朝鲜和越南战场上的有限战争最终使杜鲁门和约翰逊总统下岗，吉米·卡特无法以全胜来解决伊朗人质危机也毁灭了他赢得1980年大选的所有希望。老布什拒绝坚持让伊拉克无条件投降可能也让他输掉了1992总统竞选。总而言之，麦克阿瑟看来说对了，对美国总统来说，“除了胜利，别无他求”。
确切地说，一旦敌人无条件投降，行为规范便要求宽大处理他们。格兰特用联邦军队的给养养着李将军的部队。谢尔曼与约瑟夫·约翰斯顿的邦联军队开始时的协议非常慷慨，结果被华盛顿推翻了。美国在德国和日本的占领军很快就失去了对敌人的仇恨。甚至在战火未熄之前，欧洲的美国兵就开始分发巧克力、香烟和尼龙袜。笼罩着太平洋战场的种族敌对迅速消散。外国占领之下的战败国家一般是混乱的地方，距家乡千里之遥、因战争变得无情的年轻人经常来者不善，但在日本和德国，美国占领者都没有像在东德的苏联占领军一样，即使在东德投降数月之后，那里的劫掠、强奸和谋杀仍然非常普遍。
在德国和日本，美国本打算执行严厉的占领政策，进行大规模的战争罪行审判和严格的经济管制，类似于南北战争后开始时在南方执行的激进的共和党计划。但在这三种情况下，无往不胜的美国人很快就失去了报复的胃口，除非针对过分违背行为规范的人。美国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坚持寻求经济赔偿，公众也不支持长期实施惩罚措施。战斗最为激烈时不管说了什么话，即使最为激进的犹太复国运动分子也预见到南方将最终回归古老的政治立场和权利。同样，二战的枪声刚一停止，美国公众舆论就认为，德国和日本的最终目标是恢复其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
并非所有人都有资格得到这种宽大对待。尤其是，屡教不改的人将遭到越来越严厉的惩罚。虽然由于1848年后强加在墨西哥头上严厉而贪婪的和平，许多美国人遭到了反抗（尤利塞斯·格兰特觉得南北战争某种程度上是上帝因美国对墨西哥所犯罪行而进行的惩罚），但圣安纳长期欺诈和残酷的记录巩固了人们对战争与和平的支持。在边境战争中，某一部落的帮派可能违背协议，重陷敌对，让杰克逊主义更加坚信与“野蛮人”签订或信守条约毫无意义。
值得指出的是，在20世纪的国际冲突中，从来没有要求严厉对待战败敌人的人民主义呼声。美国外交官可以自由地与摆脱枷锁的敌人重建关系。两次世界大战之后，民众都没有要求赔偿，美国也没有让苏联支付冷战账单。这不应被视为道德优越感的标志，法国人、英国人和苏联人比美国人受到德国的折磨更多。但是，善待败军之敌的倾向已经成为且仍将是杰克逊主义战争观的一个要素。
另一方面，当外国敌人不愿意投降的时候，杰克逊主义者将耿耿于怀数十年。杰克逊主义舆论永远不会原谅伊朗毛拉、利比亚的暗杀以及古巴的卡斯特罗，直到他们承认自己的“罪恶”。
苏联没有正式投降，或者冷战未能以苏联胜利日的形式结束，使美国对冷战后俄罗斯的政策大大复杂化了。苏联彻底而无条件地输掉了冷战，俄罗斯所遭受的经济和社会损失可与20世纪大型战争中战败国承受的损失相比。但是因为它从未投降，所以杰克逊主义舆论从未转换到宽宏大量的模式。威尔逊主义者、汉密尔顿主义者和杰斐逊主义者都赞成提供重建支持和援助，但是没有杰克逊主义者的认可，美国的努力受到了极大限制。提供的免费建议屈指可数，援助则更为吝啬。
对于杰克逊主义价值观和信仰对美国的影响，这远远不是完整的叙述。例如在经济和国防政策方面，杰克逊主义思想既有影响，又与众不同。杰克逊主义舆论确信政府的首要目的是捍卫中产阶段的生活标准，所以它在本能上是保护主义的，寻求美国商品的海外贸易特权，并希望取消外来出口货物的特权。杰克逊主义者曾经是农场主，今天则一般是服务业和产业工人。他们视维护美国人的工作机会，即使以一定程度的“经济效率”为代价，为联邦政府贸易政策的天职。人们可以说服杰克逊主义者某个贸易协议有利于美国工人，但需要一遍又一遍的说服工作。出于文化和经济理由，杰克逊主义者也怀疑移民的好处。移民被视为危及美国人民的凝聚力，引入新的低工资竞争。两种结果都不是理想的政府政策，杰克逊主义舆论都不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