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政策与乔治·W·布什政府

2000年总统选举是一个多世纪以来美国最为势均力敌、充满争议的选举，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外交政策问题。1996年，克林顿赢得古巴裔美国人的24万张选票，占总数的43%。他们对克林顿将6岁的古巴难民埃莲·冈萨雷斯交还给在古巴的父亲照顾感到义愤填膺，在法院和媒体面前大肆斗争一番之后，副总统戈尔与政府立场摆脱干系的努力也没有成功。参议员约瑟夫·利伯曼在竞选前夕几乎绝望地在何塞·迈斯·卡诺萨（反卡斯特罗的古巴裔美国人民主基金会充满争议的创造人和长期领袖）墓前祈祷，这些古巴裔美国人于是毅然决然地转入了共和党阵营。戈尔拿到的古巴裔美国人的选票还不到1996年克林顿的50%，只拿到了18%。这一倒戈预示了戈尔的失败，否则戈尔将在佛罗里达取得毫无争议的胜利。此外，戴德县民主党古巴裔美国官员推迟乃至最终停止重新人工计票的决定，实际上打破了戈尔的所有希望。

但是，外交政策在2000年选举中发挥了甚至更大的作用。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世贸组织贸易协定的普遍怀疑和其后的政治和经济议程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绿党候选人拉尔夫·纳德尔的总统竞选。人们认为这些贸易协议漠视劳工和环境问题，于是反对这些协议便成为学生积极分子、环保主义者和左派劳工的心头大事，使纳德尔的竞选活动能够吸引足够的选票，将戈尔拒于总统宝座之外。

截然相反，乔治·W·布什强调其外交政策与走得过头的克林顿全球主义的不同。他称克林顿对海地的干预是没有必要地使用美国武力，他的竞选活动暗示着布什政府将寻求从科索沃撤出美国军队，也谴责了克林顿政府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不得人心的国际金融机构的支持。

在这些有效进攻的背后有两种非常不同的外交政策手法，它们之间的斗争主导了这一新政府的最初几个月。五角大楼的许多文职领导人想要一种自主的单边外交政策，试图将这种手段作为后冷战超级大国的杰克逊主义外交政策。他们认为，美国外交政策的终极目标应当是将当前的美国霸权转变为更为持久的体系。强化美国的军事领先地位，特别是创建庞大的太空武器系统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这些杰克逊主义者认为，美国足够强大，完全不必考虑盟国的犹豫，美国足够富裕，完全可以藐视俄罗斯和中国的警告（即美国的导弹防御系统会引起一场新的军备竞赛）。这些杰克逊主义者认为，时候已经到了，美国能够，而且应该寻求建立真正的全球超强国家。

这届政府中的杰斐逊主义者（以国务卿科林·鲍威尔为首）对国家利益的理解不同。这些官员认为，美国实际上是一个维持现状的大国，对国际体系没有太多要求。美国应当维持现有的实力和联盟，同时避免与中国等潜在敌手发生不必要的冲突。他们反对克林顿政府中的威尔逊主义式过度扩张，布什政府之下的杰克逊主义式过度扩张同样让他们不悦。他们认为，现状对美国相当有利，美国以及所有国家都没有理由无端地搞乱国际政治，或者为了不确定收益而冒巨大风险。

在布什政府的头几个月，这两个学派的追随者争夺美国外交政策的控制权。杰克逊主义者希望对中国和朝鲜采取强硬路线，不必与俄罗斯或者盟国过多协商，美国就可以快速决定部署导弹防御系统，美国应该从治理全球变暖的《京都议定书》、建立常设国际刑事法庭等威尔逊主义式国际倡议中抽出身来。在这些斗争中，有的他们赢了，有的他们输了。但是，杰克逊主义者把美国外交政策重塑为行使单边霸权的企图既引人注目，又雄心勃勃。

美国外交政策过程从来没有满足思想单纯者的期望，但是，现在试图确立国家议程的杰克逊主义国防知识分子好像至少能够发现，各种事件对其倡议造成的限制异常让人恼火。到2001年8月，这个新团队不得不重新回到与朝鲜的谈判桌旁，寻求俄罗斯对导弹防御的理解，同意美国在巴尔干的军事存在无限期延长，请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解救美国的重要盟国土耳其、阿根廷和巴西。国会中两党对立，共和党以微弱优势控制着众议院，民主党在参议院占据多数地位，确保四个学派都可以在自己最关心的问题上发挥影响。在共和党联盟中，杰克逊主义者支持建立强大的军队（和充足的军费），与杰斐逊主义者对降低税收、平衡预算、裁减政府的热衷发生了冲突。2002年国会选举以及2004年总统竞选的临近，将迫使美国外交政策决策者制定获取广大公众支持的政策，但这种动力经常削弱对清晰而又充满争议的外交政策方向的支持。

与许多前任一样，乔治·W·布什政府好像注定会发现费舍尔·埃姆斯已经知道的东西：在这个民主共和国里，你尽管可以大力拉舵，但国家航船只会对你的指挥作出部分且迟钝的反应——而且你的双脚总会被溅湿。(https://www.daowen.com)

对政治家，尤其是观点尖锐的知识分子而言，这尤其令人失望，但风风雨雨两个多世纪之后，好像正是这艘笨重航船的迟钝和缓慢使它能够继续漂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