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教士传统
从冷战结束到克林顿政府任期结束，威尔逊主义与汉密尔顿主义斗争不断，竞相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主导力量。当前的外交政策斗争——例如在中国政策方面，就反映了汉密尔顿主义与威尔逊主义的冲突。汉密尔顿主义寻求建立全球商业秩序，威尔逊主义认为这种秩序必须建立在民主政府和保护人权的原则之上。当前的汉密尔顿主义政治起源于长期的历史发展，试图用威尔逊主义塑造美国外交政策的力量在美国历史上也有深远的根源，并通过许多代人的经验和反思而逐渐发展起来。
不管是美国还是别国，多数学习外交政策的学者考虑正在发挥作用的美国理想主义时，都会想到政治家们的治国行为。他们想到了凡尔赛的威尔逊或者派遣海军陆战队去海地的比尔·克林顿。如果说美国与世界其他地方的商业关系只是政府间交流的一部分，甚至是一小部分，那么威尔逊主义就更是民众行为了。威尔逊主义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数个世纪以来美国人民一贯的外交政策，它与政府的外交政策紧密相关，既受政府政策的影响，也影响政府政策，但也必须以它自己的方式来理解。
美国的传教活动是美国外交政策中部分“被忘却的历史”。它决不仅限于某个或所有教派的宗教布道行为，还包含了无数美国人的宗教工作、医疗工作、救济工作和在全世界各种各样的政治活动。在美国与世界的关系、世界与美国的关系、日益强烈的世界共同体意识方面，它已经发挥了比一般人认为的更大的作用。然而，尽管这种传教工作是由大量各界美国人所作出的最巨大、最持久的努力，并对该世纪带来了广泛影响，但也在思想上变得黯然失色。为了发掘妇女在这一伟业发挥的作用，女权历史学家正在开采其丰富的矿藏。同样，一些非裔美国历史学家也在探讨基层非裔美国教会社区早在奴隶制度废除之前就能够策划和维持国际项目的方式。有人曾经对传教活动进行过广泛的调查，尤其是1974年费正清编写的有关中国传教活动的研究报告。丹尼尔·J·布尔斯廷的《民主历程》（The Democratic Experience）承认了传教活动是理解美国与世界交往的核心因素。但是一般而言，传教史已经失去了旧日在本领域的重要性，比如1948年美国传教史学家赖德烈担任美国历史协会主席的时候。
如此重要课题的如此惨淡失色需要解释，当代历史学家无人问津这一重要课题有几个原因。人们对19世纪美国外交政策的淡漠起了一定作用。以欧洲为中心的历史学家之所以忽视传教史，是因为这个问题主要与现在的发展中国家有关。关注精英的外交政策历史学家对基层运动一般不予考虑。同情发展中世界的渴望的历史学家发现这个课题本身令人反感：从某种角度看，传教活动好像是文化帝国主义极其丑恶的变体，与政治和经济帝国主义紧密相关。此外，直到最近，许多战后美国主流历史学家大多低估了宗教问题在美国历史中的重要性。部分是由于方法论，部分是由于文化和意识形态，这些历史学家都关注世俗课题。传教史由于它的复杂性、跨教派和地理界限、原始文件经常散落在隐晦的教派档案中，已经被更为严重地忽视了。而且，在当代校园的多文化世界中，传教显然已经过时。对颓废的自由主义思想而言，思考美国漫长的向发展中世界输出基督教价值观和信仰，在本质上是倒人胃口的。向非洲、亚拉巴马、中国输出价值观依然是今天美国自由派的核心考虑，但是，美国人看到先辈们也广泛运用教条主义和传教冲动来传播迥然不同的价值观和信仰，让人确实感到不舒服。在某种程度上，思考这种历史不平衡现象可能导致人们质疑文明舆论中令人舒服的种族和政治定论——这可不是值得向正要创业的年轻学者推荐的事业。
一些保守派基督教学者希望颂扬并因而研究传教史，但他们也发现这个课题有问题。虽然一些教派仍然开展积极的传教项目，也有兴趣研究“传教学”，但他们的兴趣在于培训未来的传教士和开发更为成功的传教方法。真正的传教史也给福音派信徒和其他保守派基督徒带来了问题。像许多自由神学先驱人物一样，现代全球基督传教运动也是发源于传教士世界。对美国传教记录的冷静研究可能会得出一个结论，即今日美国典型的多元文化和相对主义思想的社会力量归因于美国海外传教的意外结果。
如果说我们在这里不可能全面叙述美国传教运动的话，那么一个速写也足以表明它在美国外交政策发展以及塑造并支持这一发展的亚文化中的核心重要性。1806年，在威廉学院外召开了著名的“草堆祈祷会议”，一批学生在会上发誓要献身对外传教事业，于是一小股（很快就汇成了巨流）传教士离开美国到国外工作。阿多奈拉姆·贾德森夫妇在抵达缅甸之前在印度进行了短暂停留。到1819年，贾德森夫人发现，尽管缅甸妇女对基督福音毫无兴趣，非常令人苦恼，但她们非常急于学习读书和缝纫，她们及其男人们都如饥似渴地希望得到外部世界的信息。
19世纪初，美国出现了著名的第二次和第三次大觉醒。随着这股非凡的宗教复兴形势，美国文化中的宗教热成分得到了深化，希望从事对外传教工作的年轻人数量迅速增加。但是由于每个教派都以自己的方式保存活动记录，而且最具传教倾向的教派（像浸礼会）避开了会众以上提倡保存记录的等级组织，现在很难对传教士和相关人员的数量作出准确的估计。有一个清单显示，1900年有约5000名美国新教传教士，到1915年这个数字增长到了9000多。
这些数字显然是不完整的。这只限于全职宗教工作人员，并未将在海外教会学校服务的教师、医疗人员、辅助传教工作的农业和其他技术专家包括在内。男性传教士的妻子也一般从事医疗、教育和宗教工作，但并非总被列为传教工作者。此外，大量美国传教士来自新教教会以外的各行各业。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和后期圣徒[2]会等美国本地宗教运动也长期积极地从事国际传教活动。
新教传教工作者的数量在整个20世纪都在增长，到20世纪70年代末，这个数量增加到了约5.2万人。在20世纪，天主教、圣徒降临节教派[3]、基督复临派[4]和后期圣徒会的传教士增长得更加迅速。到21世纪初时，好像有10万美国人在海外从事宗教传播工作。在2000年人口普查中，犹他州居民数量被遗漏了1.4万人，因为他们正在海外出差，从事传教工作——这个数量足以使犹他州再获得一个众议员席位。
如果将从事海外世俗服务（与处理难民、发展、医疗服务以及和平队等机构一起工作）的其他美国人也算在这个数字之内，我们可以看到，在“草堆会议”上燃起的火焰已经蔓延到了世界各个角落，而且在美国社会中，将每代美国人视为美国生活方式关键特征的东西传播到世界各地，是一股强大、悠久和日益增长的力量。
大型教会委员会的运作方式就像美国历史上的第一批跨国公司。它们接受美元捐款，在全世界分配资金。它们雇用当地居民，建立院校网络，经营示范农场，印刷出版物。到2000年，一个叫做“威克里夫圣经翻译者”的教会组织已经将圣经的至少部分经文译成了1571种语言。到2001年，“联合圣经协会“已经以2261种语言和方言出版了圣经文本。吉登斯是美国人众所周知的为全国宾馆、汽车旅馆提供圣经的机构，它至少已经以80种语言、向175个国家免费分发了近10亿本《新约》。
教会出版社出版《圣经》，也出版科技、医疗、农业和历史著作，是它使一些地方的居民第一次系统接触到西方世界的思想和背景。传教士撰写、教会委员会编辑的政治、历史、文化和经济信息摘要每年或两年出版一次，是19世纪公众能阅读到的最为全面的有关非西方世界的信息选萃。新上任的外交官和寻求新市场的商人都向教会世界求助，把其视为最好的信息来源。传教士撰写的辞典和语法经常是学习语言的最佳或惟一来源。
然而，如果只把传教士看做高唱赞歌的精神传播者，那就错了。最初的时候，安·哈塞尔廷·贾德森向缅甸妇女传播知识，雷弗伦德·贾德森向缅甸男性教授技术。从那时起，传教运动就不仅仅是建造教堂、高唱圣歌。其实，今天被视为左翼世俗理想主义的东西多数都有教会根源，就像哈佛、普林斯顿和耶鲁等大学一样，它们在成为今天我们所知的世俗大学之前都是宗教院校。
从全职传教士转变为医生、护士和农艺师非常容易。到了新的国家，传教士们不可避免地发现自己面对着一系列广泛的问题。在最初的时候，传教士们发现要想行之有效，他们不仅仅要传播福音，还必须学习外语，在一些情况下还要为他们开发字母，这样《圣经》才能用新的语言来阅读。但是还有更大的问题：如何把异教徒吸引到教堂中来？一些显然的答案浮现出来，并因耶稣的教导而显得神圣：消除饥饿、教育儿童、救死扶伤。
不管宗教传教士多么热心于转化灵魂，也不能对周围人群的其他需要视而不见。无知、缺乏卫生设施、压迫妇女、疾病等必须被当做邪恶看待，传教士有义务与之展开斗争。
传教士的任务很快变得更为复杂起来。社会不公正是地球上许多地方的最大弊端。封建农奴制度伤害了传教士的内心，就像亚瑟王的英格兰封建主义伤害了马克·吐温的康州美国佬一样。面对这种不公正，基督教徒怎么会沉默不语呢？
另外一个问题是非传教士在西方的存在。不择手段的商人、淫荡好色的水手、巧取豪夺的帝国主义分子经常是非西方世界人民的危险之源。奥斯曼帝国和中国等伟大文明应付起来已显吃力，而许多部落民族几乎已被吞没，一些没有熬过19世纪，另一些与自己的文化失去了联系，而又无法正确对待西方新文化和技术。传教士经常视自己为非西方人民的同盟，与这些力量的关系也非常复杂。因此，传教士一般都反对对中国的鸦片贸易和西方经济帝国主义的某些方面，但当生命和财产面临危险时，他们却欢迎西方军队的到来。当然，每个传教士的看法各有不同，有的对商业全心支持，有的对任何让信众偏离“十字架”的努力都满腹狐疑。但是，在几乎每种情况下，传教士都视自己填补了中介角色——企图保护信众不受寡廉鲜耻的西方人的影响，同时又担当西方价值观、思想和技术渗透本地文化的管道。
美国传教士在稳定和监督美国商人及其他海外人士的行为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以独立职业人士或公认传教士妻子身份工作的妇女常常是在某个城市或地区惟一具有欧洲血统的女性。传教士群体一般认为自己负责关照海外美国人的灵魂，于是这些女性为大量移居海外的人士建立社会和道德基调。美国商人当然经常认为自己的经济活动与精神价值毫不矛盾，也参与了教会和传教活动。传教士在传播“扶轮国际”[5]和基督教青年会等机构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https://www.daowen.com)
传教士重视教育机会的改善，视之为重要武器。向年轻有为的人提供教育，赋予传教士塑造新一代领导人思想的机会，同时也能赢得了其父母的善意。教育使年轻人受到19世纪信仰、科学、道德和政治经济的全面熏陶，传教士自己认为那是人类事务的终极内容。教育的发展成为美国基督教传教活动的特点之一。即使在今天，中东地区最为著名和备受尊敬的一些学习机构仍然是一些传教基金会，包括土耳其的罗伯特学院和贝鲁特美利坚大学。1949年之前，除了有一个促进中国人留学美国的大型项目之外，在中国的美国传教士网络支持建立了中国多所最为强大和最具外向性的大学。教会院校聘用了宗教研究之外所有领域的美国学者，许多此类学校成为政治运动的温床，塑造了20世纪和21世纪非西方世界的政治和文化独立斗争。
传教运动对国际公民社会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今天的美国人也许难以重视今天许多世俗公民社会组织与传教运动之间的历史联系，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了全国妇女组织（NOW）等组织与大多数保守派天主教和福音派群体之间的严重疏远。伍德罗·威尔逊曾经灵活地将这两个讲坛结合在一起，而帕特·罗伯森和希拉里·克林顿又把二者拆开。在那些岁月里，自信的新教努力劝诱他人改变宗教，成为女权主义者、禁酒主义者和和平与禁烟运动的大本营和天然同盟。一些右派和左派团体攻击中国等国家的“不良人权记录”，禁烟和反毒战争将众多人群集合到一起，组成与大型禁酒社会运动大致相同的同盟，这些行动依然反映出旧日时代的影子。
全球公民社会这个概念正是来自传教运动。除了几位零星的知识分子，在传教士之前没有人想到世界上的文化和社会有许多共同之处，能够建设可行、理想的共同的全球社会。在传教士之前，肯定也没有大批人员着手建设这样的世界。在传教过程中，越来越多的人认为“落后”国家能够且应该发展成西方式的工业化民主国家，“世界展望与天主教救援服务”等教会救援和发展组织仍然处在这一努力的前沿。西方政府有责任提供金融援助和其他形式的帮助，支持穷国的发展，这种思想同样也是源于传教士世界。向穷国提供自然灾害救援、收容难民、培训医疗人员以及从事其他重要国际服务的当代国际组织，也可以在教会组织或教会背景中找到根源。
其实，传教运动在提倡全球人类社会思想方面应该赢得更多赞誉。西方世界的进步观念对优生学、“科学种族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等理论日益持怀疑态度，而传教士有时会根据对《圣经·创世纪》的字面理解，坚定地认为整个人类，不管什么种族和民族，都是共同祖先的后裔，拥有共同和普遍的遗产，享有平等和不可剥夺的权利。
无论如何，在传教运动中的宗教和世俗方面，美国人民的一个重要部分协调一致地进行了长达两个世纪的努力，他们致力于转化整个世界，促成社会、经济、医疗和宗教革命。这群人认为政府有责任支持这一努力，尽管他们没有完全成功地将美国政府转变为慈善组织，但在影响和塑造美国外交政策方面他们取得了并将继续取得更大的成功。
那些认为美国有责任改造世界的人，在整个19世纪都在寻求美国政府在三个不同层次上有所行动。第一个层次需要美国政府发挥积极作用，给予美国传教士进入其他国家的权力，给他们提供法律保护，保护他们的财产，而且在最终转化工作完成之后，保护基督教少数民族不受暗地迫害和政府歧视或起诉。
在这个层次上，传教士获得了相当程度的成功。传教士们认为，传播上帝福音的美国公民，应该至少与运输鸦片的美国商人一样获得本国政府相同程度的支持，于是迅速确立了一项原则，即美国政府应该在所有可能的地方运用其影响为传教工作服务。早期与中国、日本、暹罗（现在的泰国）和奥斯曼帝国签订的条约，给予美国传教士拥有居所、占有财产、不受起诉地从事宗教转化工作的权力。像其他外国人一样，传教士也在非欧洲国家寻求并通常能够获得治外法权地位。他们免于居住地的法律管辖，而只受本国官员司法权的管辖。
随着传教运动的发展和更为成功，传教士及其同盟走上了政治活动的第二个层次。保护美国传教士生命、财产和其他利益变得愈发重要，而且这些努力花费了美国外交官更多精力和时间。在说服美国政府将保护教会财产列为主要外交目标方面，传教士的最大成功也许出现于1917年。当时，他们说服威尔逊不对德国一战期间的盟国奥斯曼帝国宣战。他们告诉白宫，宣战将意味着教会拥有的巨大教育体系将被迫关闭，教会财产也许会被没收。在血腥的宗教暴力时期，奥斯曼帝国的基督教少数民族肯定不会得到任何国际保护。
威尔逊同意了他们的意见。美国从未对奥斯曼帝国宣战，传教士们得以继续经营他们的学校。
在第三也是最高活动层次上，传教士们谋求说服美国政府利用影响促进发展中世界现在所谓的人权日程。在一些国家，甚至在19世纪出现的规模较小的基督教社区也惊动了地方当局和传统宗教社区。西方出版社的引入以及有关政治、文化和经济敏感课题的文献的更多出现使一些国家的官员更感困扰。李氏朝鲜、奥斯曼帝国等国压制新基督教信众的企图遭到了美国政府坚决的外交抵制。在传教运动的名义之下，美国外交官开始不断地与外国政府展开谈判，以减少侵犯人权的情况。
如同女学生可以享有教育机会一样，坚持美式学术自由观念的西方式院校的出现也是一个令人关心的问题。在现在称为斯里兰卡的岛屿上，传教士们就必须克服当地的一些观念，即年轻妇女读书认字或在学校里抛头露面是“丢人现眼”。慈悲的传教士们收养的无家可归的女童成为被允许接受教育课程的惟一一批女学生。
传教士们还试图影响美国对具体国家的政策，以促进这些国家和平与独立地进行现代化的进程。威尔逊主义者试图控制美国对中国、暹罗、夏威夷和奥斯曼帝国等国家的政策，目的不仅仅是保护传教士的财产，也是为了推动这些国家向威尔逊主义者希望的方向发展。结果有时非常混乱，但是初衷总是清楚的：传教士及其朋友认为美国的外交政策应该支持传教运动的社会和政治目标。
传教士们发挥着重要而有争议的作用。一个明显例子是在影响美国对当时的夏威夷王国的政策方面。这个群岛的位置总是让美国政府放心不下，占有珍珠港在许多方面都是控制这一太平洋重要海上通道的关键所在。不让其他国家占有夏威夷对保证美国西海岸安全无虞至关重要。随着美国传教士及其教徒越来越有影响，在越来越强大的游说之下，美国政府开始赞成教会支持的旨在削弱传统君主体制、把夏威夷建成民主国家的“改革运动”。这些改革加快了传统夏威夷社会的衰落，使这个国家越来越易于被美国吞并，这一点并未让传教士们过多地担心。当时就像现在一样，威尔逊主义者对“文化差异”并没有过度敏感，因为这些差异已经被用来为不民主的政体开脱。
美国政府与中国、暹罗签署的第一批条约大多是传教士的作品，在抵御欧洲帝国主义势力的漫长而成功的过程中，传教士是暹罗政府的宝贵顾问。
在对俄罗斯、日本等大国以及20世纪所谓的第三世界的外交政策和公共舆论方面，传教士及其同盟也施加了相当大的影响。乔治·华盛顿·威廉斯是一位与教会团体有强大联系的广受尊敬的非洲裔美国记者。他给比利时臭名昭著的利奥波德二世国王写了一封公开信，掀起了世界怒潮，反对在刚果自由邦（现在的扎伊尔）发生的暴行。威廉斯被比利时报纸攻击为“神经错乱的黑鬼”，但他的作品还是迫使利奥波德放弃了对刚果自由邦的个人控制。在解释吞并菲律宾的决定时，麦金莱总统依赖的不是商业逻辑，而是传教考虑。他告诉美国人民，他们有义务将（信奉天主教的）菲律宾人“基督教化”。日本对教会的让步使传教士得以开办学校和在朝鲜自由祈祷，也弱化了美国人对日本粗暴占领该国的意见，但传教士对日本在中国暴行的描述将美国舆论决定性地转向反对日本在亚洲的扩张，并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太平洋战区搭设了舞台。麦克阿瑟将军战后对日本的重建基本上就是在刺刀的威逼下实施教会项目。传统统治者在神灵面前低头让步，宗教自由得以建立，封建主义被废除，土地分给了农民，妇女得到了解放，西方民主政体被引入，出版自由得以推广，工会被合法化，战争被视为非法。如果没有长期的传教经验，美国人不可能像在占领日本期间那样放开手脚、有的放矢。尽管许多争议伴随而来，但这项外交政策事业一般被认为是美国历史上最重要、最成功的一项创造。
虽然美国的犹太人群体没有其基督教邻居那样充满热情，但美国犹太人也与基督教传教士、慈善家一起参与了重要的海外救援和救助项目，开始对19世纪的美国政治产生影响，确保保护海外犹太人群体不被迫害，成为美国的外交重点。内战刚一结束，刚刚独立的罗马尼亚人开始迫害罗马尼亚犹太人，以庆祝从奥斯曼帝国的压迫中独立出来。海斯[6]政府派一位美籍犹太人尤金·斯凯勒出任驻罗马尼亚领事，受命支持罗马尼亚的犹太人。美国外交官也经常为俄罗斯犹太人遭到的不公正待遇而提起抗议。美国人对俄罗斯反犹太主义和绝对统治的深恶痛绝，是一战中反对美国站在协约国一边实施干预行动的有力论点。正如真实情况一样，美国只是在俄国二月革命迫使尼古拉二世退位并结束封建沙皇统治之后才参战。
除了影响美国对一些具体国家的政策之外，传教士及其朋友、支持者、在美国国内拥有相同价值观的其他人也试图为美国整体外交政策建立广泛的概念：施展美国实力的大战略观。随着英国的衰落和美国逐渐用自己的世界秩序取而代之，传教士或威尔逊主义对塑造美国霸权的架构产生了巨大影响。我们还将回过头来分析这一战略观及其对构建以美国为首的世界秩序的影响，但是我们需要先考察传教运动以及与其相关的慈善、精神和政治运动对美国和世界的影响，勾勒出19世纪威尔逊主义的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