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斐逊主义学派

当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乔治·华盛顿内阁中提出建立国家信用、强大的中央政府以及亲英的商业性外交政策时，很快就遭到了第一任国务卿托马斯·杰斐逊的反对。两人曾经拔刀相向。在有关宪法的争论中，汉密尔顿呼吁建立尽量强大和集权的中央政府，最终权威归于强大的行政部门，与国王稍有不同。汉密尔顿较为极端的主张遭到了惨败，但杰斐逊深受中央政府权力的干扰，难于支持通过一部新的宪法。因此，他在制定旨在限制联邦权威的《权利法案》中发挥了部分作用。

两位领袖之间的分歧贯穿了整个美国历史，直至今日。200多年来，美国的两党制度一直带有华盛顿内阁中最初争论的印迹。政党起起伏伏，思潮来来去去，惟有美国政治家仍在这些问题上纠缠不清：资本主义与民主的适当关系，和在各州、人民和经济方面联邦权力的极限。18世纪的时候，这些问题让杰斐逊和杰克逊分道扬镳。

杰斐逊主义者和汉密尔顿主义者都认为美国是而且应当是一个民主的资本主义共和国。但是他们在这两个因素孰轻孰重的问题上意见相左。汉密尔顿主义者认为，没有健康资本主义经济所带来的繁荣，美国本身也无法长久，更别说其民主政府体制了。这听起来很有道理。汉密尔顿主义者认为，无论如何，如果政府不能为保护和发展私人财产而提供适当条件，那么政府有什么用处呢？

但是，杰斐逊主义者的反驳也是显而易见、令人信服的。他们认为，除非社会本身是健康和民主的，否则资本主义和企业无法繁荣昌盛。而且，杰斐逊主义者不断地提出警告，称不受约束的资本主义运作方式不一定能够增强民主。巨大财富的积累和个人财富的高度集中会腐化和收买政治过程。民主不能想当然，而必须用心来捍卫。

汉密尔顿主义者辩称，民主有时也必须警惕来自自身的破坏。他们说，人们选举出足智多谋、经验丰富的议员和地方官，议员和地方官又能比没有多少见识的公众制定出更好的政策、更好的法律，这时的民主最为有效。财产是一种次要利益。蛊惑人心的政客欺骗公众舆论，寡廉鲜耻的政治家为了赢得职位而竭尽所能，他们可能一时取悦人民，但将危及财产的安全，因而最终危及政府的稳定和社会的幸福。对杰斐逊主义者而言，大企业是为了民主而必须容忍的一种罪恶，而对汉密尔顿主义者而言，一些形式的民主可能是必需但危险的罪恶。

在联邦政府的适当权力和作用问题上，他们的分歧也是如此。汉密尔顿主义者（和威尔逊主义者）认为强大的中央政府是民族自由不可或缺的保障。杰斐逊主义者一般认为，强大的中央政府顶多是一种必需的罪恶，最差就是自由最危险的敌人。汉密尔顿主义者认为，如果杰斐逊主义者不再试图干涉，美国的治理水平将优于其他国家，但也只是众多国家中的一个国家而已。杰斐逊主义者强调，美国应该做得更好，而不只是与众不同。汉密尔顿主义者认为，一个运转有序、管理完善的国家应该为人民提供良好的政府。杰斐逊主义者则认为，人民应该尽量简单而直接地自我管理。(https://www.daowen.com)

也许最深层的原因是，汉密尔顿主义者认为，独立战争是一件好事，但它已经成为往事。像威尔逊主义者一样，杰斐逊主义者认为，独立战争仍在继续。一些人认为，美国是一个曾经发生过革命的国家；而其他人认为，美国是一个革命中的国家。杰斐逊主义者一般认为，美国离实现1776年的革命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声称人人生来平等是一回事儿，而建设一个完全信奉这一真理的社会则是另一回事儿。在两个多世纪的斗争和反思中，杰斐逊主义者扩展了对这些思想的理解和应用。杰斐逊写就了《独立宣言》并拥有了奴隶，但这些思想已经超越了他本身。今天的杰斐逊主义者认为，只要妇女仍然遭受歧视，只要少数民族仍不能充分参与国家政治和经济生活，只要同性恋者仍因性倾向而遭到歧视，独立战争的最大诺言就仍未充分实现。

甚至在杰斐逊主义者不辞辛苦地扩展和实现独立战争的宏伟构想之时，他们仍会时常陷入针对反革命分子的残酷斗争之中。这些反革命分子经常否定《独立宣言》中赋予美国公民的权利，或者侵犯《权利法案》中赋予美国公民的各项自由。虽然脱衣舞女有时很难得到认同，但根据不言而喻的逻辑程序，杰斐逊主义者深信，她们在酒巴袒胸露乳是受宪法保障的权利，就像生产和消费色情产品是一项权利一样。自由的神庙总是腹背受敌。这里，密西西比一所学校的董事会要求孩子们在每天开始之际背诵主祷文；而那里，一名原告又想把来路不正的证据引入刑事审判；还有，有一个大学理事会试图解雇一位教授，因为他解释了一些有争议的想法；一位警长拒绝了一批美国纳粹分子为纪念希特勒生日而进行游行的请求，因为他们要穿过住满大屠杀幸存者的社区。在这些例子中，杰斐逊主义者（并非总是非常热情地）一直身处他们所谓的自由阵营中。

政府不是独立战争遗产需要提防的惟一力量。从杰斐逊试图说服华盛顿否决为美国第一银行制定宪章的法案起，杰斐逊主义者就一直担心经济过度集中会侵犯公众自由。杰斐逊主义者一直反对19世纪末的公司合并浪潮，并克服了对联邦政府支持反托拉斯法案的怀疑。在当代世界中，拉尔夫·纳德等杰斐逊主义者仍在寻求限制经济过度集中带来的政治影响。

虽然20世纪六七十年代给许多美国人留下一个印象，即公民自由运动主要是左派活动的一个方面，但不能轻率地将杰斐逊主义（像多数美国政治运动一样）归入欧洲政治斗争中呈现出来的类别。自由运动是杰斐逊主义思想的一个表现形式。凯托研究所等自由派组织提倡限制政府权力、保障个人自由，攻击内外政策中大公司与大政府之间的亲密关系和相互支持。冷战后美国社会的一个重要发展就是右翼法律团体中杰斐逊激进主义的强劲再现。一些运动此起彼伏，强化了私人财产不受政府管制的权利，再次厘清了联邦相对各州权利的限制。“右派”杰斐逊主义者和“左派”杰斐逊主义者在外交政策问题上走到了一起。比如凯托研究所支持目标有限的外交政策，反对人道主义干预，这表明杰斐逊主义思想在外交政策中仍具影响，继续显示着活力。

在历史的长河中，杰斐逊主义者和汉密尔顿主义者都无法我行我素，为所欲为。联邦权力不断增强，职业军队和平民机构得以建立，两个世纪以来的贸易和金融政策的实施大多合乎当时大企业的利益。看到这些，汉密尔顿主义者心满意足。但另一方面，杰斐逊主义者也看到投票权扩展到了所有成年男女和少数民族。尽管联邦政府实力不断增强，但《权利法案》也很好地维护了个人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