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刺的皇冠（Ⅱ）：威尔逊主义者的痛苦
与汉密尔顿主义者的命运有些相似，在冷战后美国外交政策中，主导性全球联盟的另一半在20世纪90年代也经受了“成功与悲剧”。与汉密尔顿主义者相似，在欧洲共产主义崩溃之后最初的欢欣鼓舞中，威尔逊主义者认为他们的梦想更接近于实现。然而，随着90年代的推进，威尔逊主义者逐渐意识到了前进道路上的困难。
如果说苏联的崩溃、自由市场的扩展令汉密尔顿主义者欢欣鼓舞的话，那么威尔逊主义者则为全球社会更广泛、更深刻的变化（即自由人民的崛起）感到不寒而栗。随着苏联的崩溃，民主政权在以前的华约国家相继出现。当鲍里斯·叶利钦领导了对共产党军事政变的民主抵抗运动时，当“丝绒革命”给捷克斯洛伐克带来和平变革时，当民主德国民主派通过街头和平示威将共产党赶下台之时，威尔逊主义者兴奋不已。当拉丁美洲的军人政权屈服于民主力量时，当纳尔逊·曼德拉在南非通过谈判和平结束了种族隔离状态，并进而赢得自由公正选举时，威尔逊主义者欢呼着人民的春天来了，而且这个春天比1830年、1848年和1918年时的欧洲革命更为广泛、更有希望。
历史上从未有过这种自由在全世界开花的局面，冷战的胜利者——美国，目睹自己的原则再次获胜，美国民主的声誉达到了历史新高。这对威尔逊主义的意义非常明显：美国在民主世界中坚定前进、建立和巩固民主和平的时候到了。
随着自由市场、自由政府在全世界传播，世界人民拥有了越来越多自发和自由的选择。威尔逊主义者认为他们和汉密尔顿主义者能够、应该而且必将携手并肩，拓展自由的领域。通过提供技术帮助、经济援助以及外交支持，美国将领导这场世界革命，征服“无赖”国家，巩固弗朗西斯·福山所谓的“历史的终结”（取自德国哲学家黑格尔的用语）。
在这一历史机遇的激励和挑战之下，威尔逊主义者开始着手充分利用这一民主机会。在继续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对外援助、改善难民待遇等长期努力的同时，威尔逊主义者用7倍的努力来响应冷战的结束，旨在使国际生活转型，其程度甚至比威尔逊本人几十年前带到巴黎的计划更彻底、更革命。
首先，他们希望帮助前苏联及其欧洲卫星国向完全而稳定的民主过渡。第二，他们希望彻底完成共产主义的溃败，看到亚洲地区民主政权的增加。第三，他们试图巩固拉美从军人政权向至少正式民主制度的方向发展，深化这个地区的民主体制。第四，威尔逊主义者希望帮助南非向多种族、多党派民主的方向过渡，然后向撒哈拉沙漠以南的其他非洲国家传播民主价值观和实践。
其余的三个目标是主题性的，而非地理性的。威尔逊主义者希望利用这一“民主之春”的历史窗口，加强国际司法和政治体制的作用，迎接一个以法律为基础的国际关系时代。加强联合国和世界法院，以侵犯人权的罪名审判独裁者，将多边制裁作为国际政策工具，都是这一宏大议程的一些目标。威尔逊主义者努力将国际法的影响扩展到新的课题，尤其是制定出解决全球环境问题的法律手段。他们还致力于恢复《世界人权宣言》的效力。自1948年签署以来，该宣言遭到了许多国家的嘲笑和讥讽，直到90年代才解除了尘封。
其次，威尔逊主义者努力让所谓“公民社会”（一般是指非政府组织）的声音在国内外更加响亮，尽管评论家戴维·里夫指出，他们对公民社会的看法经常非常挑剔。例如，美国内外的威尔逊主义者所指的公民社会就不包括美国全国步枪协会（NRA）、原教旨主义教会和反堕胎运动。在以前工作的基础上，大赦国际、人权观察、自由之家、无国界医生组织和绿色和平组织在90年代获取了崇高的国际地位。同时，发展中国家和后共产主义转型国家中，一批非政府组织逐渐兴起，并在所在国的政治事件中时常发挥显著作用。威尔逊主义者试图使美国的政策与主要国际非政府组织的价值观、目标和谐共存，也试图为穷困国家捉襟见肘的非政府组织寻求经济支持。
最后，与1945年、1919年相比，1990年的威尔逊主义舆论更加尊重女权。从传教士时代开始，威尔逊主义政治中总有女权主义成分，但在后冷战时代，威尔逊主义者将首次作出严肃而成功的努力，运用美国的力量和声望在全世界系统性地提高妇女地位。公共和私人援助机构、外交官与官员越来越多地被迫关注发展与教育中妇女的作用、发展中国家（和伊斯兰国家）妇女的就业机会等问题。
这是一个远大而豪迈的议程。类似的东西从未起过作用。它显然源于传统的威尔逊主义价值观，让美国采纳不亚于革命性的外交政策。它试图推翻现代国际生活中最顽固、最持久的成分：让每个主权国家自由处理国内政策的传统源于17世纪。而且，它还让美国支持许多国家的政治派别，设法推翻现有政权。美国全国民主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等私人管理、美国政府资助的组织向许多被政府迫害的人员和团体提供过资助。
但是，这些威尔逊主义议程并非全然史无前例。英国在19世纪曾努力镇压奴隶贸易，许多大国实施干预、保护奥斯曼统治之下的基督教臣民，盟国对德国、日本采取的政策，冷战期间美国为了防止共产主义蔓延而对许多国家进行干预，这些都是不顾威斯特伐利亚原则而进行政治干预的范例。然而，20世纪90年代的威尔逊主义议程依然是独特、深远和系统性的。与美国在冷战期间的政治干预不同，它也与传统的权力政治背道而驰。除了敌对的独裁者，“友好的”独裁者也成为被颠覆的目标。
这一激动人心的威尔逊主义议程获得了显著成功。毫无疑问，部分因为世界最强大国家的影响和榜样作用，民主体制和选举在20世纪90年代迅速传播。自由之屋率先开始衡量民主自由在全世界的存在或缺失。据它称，“自由”或“部分”自由国家的数量从1989年的105个增长到10年之后的145个，而“不自由”国家则在同期从62个下降到47个。除了一些前苏联共和国和塞尔维亚，欧洲的几乎每一个前共产党国家都在民主机制化方面大步前进。波兰、波罗的海各共和国、匈牙利、捷克共和国、斯洛伐克、保加利亚、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都以其民主机制的力量和活力让怀疑者惊讶不已。
只有一个拉美国家（古巴）在标准的独裁政权下进入了21世纪，巴西、阿根廷和智利等国的民主稳定水平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墨西哥摆脱一党统治的和平过渡正在进行，战乱频仍的中美洲共和国也好像摆脱了10年的内战和独裁。
在远东，韩国也通过选举实现了和平权力转移。泰国政变加专制的模式好像被永远打破了。印度尼西亚的民主革命带来了戏剧性变化。马来西亚和缅甸人心思变的强大民主运动令人瞩目。
非洲的记录起伏较大，但南非的多种族民主仍将为整个大陆的未来指明道路。曼德拉的形象日益强大，成为国际领袖和资深政治家，使非洲拥有了一个类似华盛顿和甘地的民主英雄，永远揭穿了民主有悖于非洲社会天性的谎言。
这些民主政体的名单只是说明了威尔逊主义在20世纪90年代所取得进步的范围。尽管俄罗斯、中国和美国之间后来出现了一些紧张局面，但联合国在90年代成为比冷战时期更为有效的机构。在许多国家，公民社会在国际国内政治中不断增长的影响不容忽视。妇女的地位及其在农村开发、减少贫穷、人口控制中的重要性成为国际开发议程中固定，甚至永久的特征。英国拘捕皮诺切特，在国际法上建立了一个全新且重要的先例，即使他最终以健康不佳为由逃脱了在西班牙受审的命运。
这一简要总结只涉及了威尔逊主义在冷战后的成就，但已经可以断定，90年代威尔逊主义的激进主义促成了重要而持久的变化。不管用任何标准来衡量，这都是一个惊人且巨大的成功。
但是，世纪之交却成了威尔逊主义内敛、反思，甚至隐退的时期。与汉密尔顿主义者一样，威尔逊主义的政策成功没有强化威尔逊主义的国内影响。这里好像有三个主要原因。首先，兴奋不已的威尔逊主义者高估了用最小美国投资取得迅速彻底变化的能力。美国为俄罗斯提供建议和援助长达10年，但与1989年相比，俄罗斯的公众舆论对美国更加疏远，甚至怀疑。威尔逊主义者认为俄罗斯可以迅速而轻松地改造为西方式民主国家，但回过头来看，这种想法好像是建立在对历史的错误解读之上。1945年之后，德国和日本成为民主国家，但这两个国家是被打败和占领的。1989年的俄罗斯更像1919年的德国，而非1945年的德国。威尔逊主义者曾经认为这一结果完全可能，但美国建立稳定、友好、民主俄罗斯的政策的彻底失败所说明的东西与威尔逊主义正好相反。
威尔逊主义者同样也高估了美国通过许诺或威胁影响中国行为的能力。1989年的热情诱使许多威尔逊主义者认为，中国的学生民主运动有机会夺取政权，并带领这个国家向民主方向发展。威尔逊主义者对中国的错误理解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儿。威尔逊主义者曾经欢呼孙中山的革命，认为他及其支持者有能力领导中国走向民主的未来。蒋介石也曾经受益于这样的错觉。
威尔逊主义者还希望美国的威胁和制裁会迫使中国政府改弦更张。这一希望很快就证明没有根据，美国被迫放弃使用贸易制裁来迫使中国改善人权状况。经过10年的经济增长，中国的学生舆论由民主理想转向了敏感的反美民族主义。在威尔逊主义者支持的南斯拉夫战争中，美国轰炸了驻贝尔格莱德的中国大使馆，这时候，学生工人联盟却在北京的美国大使馆前游行示威。
这又是一个错误地判断时机、低估中国变化的复杂性的问题，而非错误理解中国总体方向的问题。随着数十万中国留美学生学成回国，美国价值观对中国的长远影响将广泛而深刻。但是，这不意味着中国今天就迅速而平稳地向着民主秩序前进，其实1911年的革命精英中就有不少接受美国教育的，当时就已经说明了这个道理。
威尔逊主义倡议和思想导致了对俄罗斯和中国政策的失败，但它掩盖了一个事实，即威尔逊主义议程在许多较小、不太重要的国家取得了成功。其实许多伤害都是自作自受。如果威尔逊主义者没有过度炫耀改变俄罗斯和中国的能力，最终结果可能不会那么被动。但是，失败和伤害是真实存在的。杰克逊主义者和汉密尔顿主义者都对威尔逊主义外交官和决策者处理大国关系和棘手问题的能力失去了信心，杰斐逊主义者对威尔逊主义者过分扩张的可能后果担心日增。俄罗斯和中国政策成为2000年乔治·W·布什总统竞选中的有效议题。
这一伤害被破坏威尔逊主义成就的第二个因素而加大了：威尔逊主义的政策逻辑使美国陷入许多不得人心的海外干预行动。(https://www.daowen.com)
捍卫海外人权在美国公众对外交政策的优先排序中地位很低。据皮尤中心2000年2月的民意调查，只有39%的美国人认为捍卫海外人权应该成为美国“非常重要的”目标。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威尔逊主义者发现自己不止一次敦促美国人民为这个目标而到海外作战。
90年代，在对索马里、海地和卢旺达的干预问题上，曾经出现过伤感情的斗争，但是，决定性斗争却是出现在对南斯拉夫战争的政策上。在适当的巴尔干政策问题上进行的漫长而令人失望的一系列斗争有利于让威尔逊主义者了解冷战之后美国外交政策的极端复杂性。
这些战争中的惊人暴行使许多威尔逊主义者得出结论，认为军事干预是一项道义责任。一些人后悔而羞愧地回首往事，认为美国未能对纳粹迫害犹太人采取更强硬、更有效和更及时的步骤，因而这种感觉在他们中间更为强烈。这些“大屠杀威尔逊主义者”认为预防此类暴行是美国的重要而不可推卸的道义责任，“下不为例”应该成为美国的基本原则。
但是威尔逊主义者发现，令他们失望和惊讶的是，公众对军事干预的热情非常有限。对暴行的反感没有迅速而全面地转化为运用美国军队阻止产生危害的政治意志。军队极其怀疑没完没了、定义不清的人道主义干预，政治机构也没有兴趣派遣美国部队赴汤蹈火。晚间新闻里的电视画面让美国人愤怒不已，制造出一种“应该做些什么事情”的公众情绪，但多数人脑中的“什么事情”好像从来都不包括派遣地面部队执行战斗任务。
在历史上一个具有讽刺意义的曲折中，波斯尼亚的屠杀正在进行，威尔逊主义者却只能为战争而游说。从那开始，这些冷战鸽派意外地发现了自己的血腥倾向。
从更广阔的历史角度来看，威尔逊主义的血性就不那么令人意外了。那些敦促政府采取最强硬、最具对抗性政策的人经常最注重意识形态。在1572年的巴托罗缪节，是标准的天主教徒而非逃避者或堕落者想屠杀法国清教徒；1096年，是狂热的彼得修道士[4]而非腐败懒惰、只爱钱财的牧师们鼓吹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是热心的、救世主似的俄国斯拉夫优越论者将尼古拉二世拖入了强硬的巴尔干政策，最终迫使俄国加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上帝在审判日合上经书时，一个有待回答的巨大问题是：是热情和理想还是懒惰和贪欲导致了更多的人类痛苦？
当然，威尔逊主义者比上述一些意识形态具有更为仁慈的世界观。同样，意识形态狂热分子的建议有时也能产生好的结果，但显然，正是这些真诚的信徒经常把大国引入对抗性的政策。
尽管1999年威尔逊主义者成功地使美国开始对南斯拉夫实施空袭，但90年代的事件却突显出，美国公众舆论不愿追随威尔逊主义者陷入一个又一个人道主义战争。卢旺达的种族仇杀、苏丹和索马里的民事冲突、塞拉利昂等失败国家的秩序与文明的可怕崩溃、俄罗斯针对车臣人的战争，以及刚果的国际战争都没有说服美国公众舆论支持一项一贯的人道主义干预战略，不管是美国独自行动还是与联合国一起。此类干预的数量众多正是反对人道主义干预的最大理由。如果威尔逊主义的干预主义成为美国政策的基石，美国人将看到自己的钱包和军队被不断地召唤。
面对美国人民对人道主义干预的反对，威尔逊主义者依然致力于运用武力结束可怕的侵犯人权事件，所以他们主张在联合国的控制之下，组建某种类型的国际警察部队。从威尔逊主义的立场看，这样的方式好像简单、自然且完全善意。美国不必向世界冲突地区前线输送人员，只需承担培训、维持和部署国际部队所需的部分支出。
但是，这一方式让我们想起在美国外交政策斗争中限制威尔逊主义成就和影响的第三个因素。威尔逊主义者对国际警察部队、法院和其他强制工具的支持，都与美国人对侵犯美国主权的任何机制和政策都强烈反对的情绪迎头相撞。
冷战后的10年提供了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长期以来美国不愿为着共同目标而与其他国家分享主权的情绪依然十分强烈，而且随着苏联威胁的消失，这种情绪在美国外交政策政治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1982年，里根拒绝接受《海洋法》（由132个国家签署的有关大陆架资源和海上航行的产权等问题的协定）就是不为国际法而牺牲任何主权的长期意志的一部分。
《京都议定书》、国际刑事法庭、《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和《地雷条约》都是对威尔逊主义者梦想的国际法世界至关重要的典型倡议，但美国拒绝予以支持。从长期来看，更为重要的是美国不断增强的放弃整个军控协议网络的运动，而这些协议是冷战后期与苏联费尽九牛二虎之力达成的。对威尔逊主义者而言，在广岛之后两代人的时间里，核武器平衡成功地防止了核攻击行为，国家导弹防御系统将破坏这一平衡，而人们对这一系统的日益支持将是一场灾难。威尔逊主义者担心一场新的军备竞赛，担心实现核安全之后对美国带来的危险诱惑，担心导弹防御系统对与亚洲欧洲盟国关系的影响，也担心整个裁军军控多边体系的崩溃。
他们忧心忡忡，但好像也无可奈何。这不仅是因为参议院于1999年秋至少暂时拒绝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而且在开发国家导弹防御系统方面正在取得稳步的进展，尽管几次重要试验都失败了。
威尔逊主义者在自己的议程上也逐渐遇到了一个棘手的概念问题。一方面威尔逊主义者一直倾向于超国家权威思想，即一种将主权国家约束在一起并接受其规定的法律制度。这不仅需要国际司法制度，也需要具有执行这些司法裁决能力的国际警察。这是一个富有吸引力的想法，有些威尔逊主义者将这一制度与美国的联邦制度相比，即独立各州结合在一起形成共同的联邦权威来维护和平。
从政治上讲，这一思想激起了许多地方深刻，甚至狂热的反对。汉密尔顿主义者尽管在商务方面对国际法感兴趣，尽管认为在军控等课题上某些情况下可以接受国际协定的有用性，却在本能上依然深信美国的主权力量是美国公民财产和福祉的最终保障。杰克逊主义者甚至更加深信国家主权。由于一些原因，杰斐逊主义者害怕没有现成的国际权威是真正民主的，那么当国际权威夺得美国法院和立法机构的权力时，美国人就失去了自由。
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办法是美国担任国际法的仲裁者和执行者。汉密尔顿主义者和杰克逊主义者原则上不反对这个想法，但实际上两者都不愿让美国按照这一角色的要求而努力或公正做事。在对国际体制的弱点或消极感到失望时，威尔逊主义者经常会呼吁美国政府担当威尔逊主义秩序的执行者。但是在此背后的理论令多数威尔逊主义者感到不舒服。威尔逊主义者正在努力建立法律帝国还是美国帝国呢？
此外，许多人认为，让美国既当世界司法制度的法官、陪审员，又当执行者，是一个危险步骤。不仅杰斐逊主义者担心这将使美国卷入永无休止的争吵和战争之中，中国和俄罗斯等国也认为这种想法极其不可接受，认为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会导致严重的国际麻烦。
在克林顿政府末期，威尔逊主义外交官努力摆脱不断加剧的孤立状态。国务卿玛德琳·奥尔布赖特向当时担任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的北卡罗来纳州杰克逊主义者兼杰斐逊主义者杰西·赫尔姆斯发动了魅力攻势。但是，她在改变赫尔姆斯的政策观念方面毫无成功可言。驻联合国大使理查德·霍尔布鲁克走得更远，也取得了更多成功，在推进威尔逊主义事业的同时改变了赫尔姆斯的观点。霍尔布鲁克的最大成功是赢得了赫尔姆斯对偿还逾期未交的联合国会费的支持，这一谈判过程极其困难，就像巴尔干和平进程达成《代顿协定》一样困难。
到20世纪末，威尔逊主义者逐渐认识到，限制他们建立追求已久的全球秩序的能力的不是敌对的外来力量，而是他们在美国国内的政治资源有限。威尔逊主义政策的局限既不是固定的，也不是绝对的。在有利的情况下，威尔逊主义者能够迫使美国偶尔参与一些人道主义战争，在一切顺利的情况下，参议院甚至偶尔还有可能通过一项条约。
除了战争，还有一些政治好处。在较小的事情上，威尔逊主义者一直能够通过美国全国民主基金会和全国民主研究所等组织建立和资助一个倡议网络，以促进国外的民主运动和机制。虽然对多种形式的美国对外援助已经缓慢减少，他们也能够通过威尔逊主义非政府组织渠道为美国之外的人道主义救援行动争取到大量资金。
然而极其明显的是，威尔逊主义者缺乏实施其外交政策的国内政治力量。阻碍美国加入威尔逊提出的国联以及使美国在20年代无缘进入常设法院的力量依然能够在21世纪初阻止威尔逊主义者的倡议得到通过。威尔逊主义者的力量不容忽视，但也不足以一贯有效地在政策过程中施加影响。